我在教育孩子的时候，常爱说一句话：“要做一个有理想的人！”可是在昨天晚上，已经上床睡觉了，13岁的儿子很认真地问我：“老爸，你的理想是什么啊？我总是看不出你有什么理想，你曾经有过理想吗？”
我竟一下被问住了，想了半天也回答不上来。我也常在课堂里把“理想”挂在嘴上，但从来没有人问过我的理想。大概人们都认为，一个“讲理想的人”不可能是一个“没有理想的人”，只有“脑子有问题的人”才会去问老师有什么理想。事实上自从成人以来，我从未思考过自己的理想问题，但我又不敢承认自己真的没有“理想”，因为这二十年来，我始终生活在一个充满“理想”的时代，承认自己没有“理想”，岂不与时代格格不入！
在成人以前，我确实有过理想——
在读小学低年级的时候，我最羡慕我们公社里的年轻炊事员。我每天去上学的有一段路，正是他每天去挑水的那一段路，因此常与他同行。他的那根发亮的竹扁担在他肩上一闪一闪的，好像会发出音乐的声音。他迈出的步伐跟肩上那扁担的闪悠是同一个节奏。他脚上那双半新旧的解放鞋踏在石板路面上发出“嗒嗒”的响声，像是在给肩上的音乐做伴奏。在我看来，他每天最无忧无虑和得意的事情是吃饭，根本不用花一点心思和一分钱就能吃饱肚子。而我们家里最忧愁的事情就是“吃”，父母一辈子都在为“吃”而劳作，他们送我读书也是为了找一碗饭吃。因此自我来到这个世界上，寻找的第一站——就是一个——“吃饭的地方”。因此我那时最大的理想，就是长大以后能像公社里那个炊事员一样，靠拿国家的“工资”和“购粮证”来生活。
读到小学高年级当放牛娃的时候，常听父母唠叨我们家在旧社会被土匪抢窃的事。据说那时家里还是有些钱财物资，只是武力不如人，因此每积累得一些就被土匪抢窃一空。听着这些故事，我便萌发了长大要学武艺、当打手的念头。再看看现实生活中总是力气大和有武力的人得到的好处多，最起码是个种田挑担的能手。那时我还看了一些中外古时候以武力征服天下的小画书。心里想：武力能保住钱财、征服天下，靠武力混饭吃肯定是不成问题的。因此我这时最大的理想是——长大后一定要成为一个有力气、有武艺的男人！
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十余岁那个时候，县、区和公社里的“工作同志”常到乡下来。他们无论走到哪里，都会受到生产队的社员们最热情的欢迎和接待。只要“工作同志”们愿意在乡下呆，乡亲们就会以最好的饭菜招待他们。公社社员总是对党和政府派下来的“工作同志”怀着一种感恩戴德的心情，认为他们是党和毛主席派下来的，讲话常跟《毛主席语录》里边的一个样，很亲切，很有感染力。生产队里好些事情都是由“工作同志”说了算，他们帮助社员搞生产，甚至还做媒人，帮助解决家庭矛盾等。在度过了最饥饿的那个年代之后，我最大的理想就是——好好读书，长大后能成为一个“工作同志”，高人一等，代表党和毛主席到农村中来，处处受到农民的热情欢迎。
13岁那年进到公社中学读初一年级，忽然有了一个要当木工、吹鼓手和牛马生意人的理想，因那时这几种人在农村中很受人尊敬，而且有钱。我要立即实现这个理想，于是便立即退学。13岁对农村孩子应该是一个懂事的年龄。按照现在民法的规定，16岁以上不满18周岁的公民，如能以自己的劳动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就可算是一个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人了。我觉得民法应该修改，对农村孩子应该是13岁。如果那时有这样的民法，我的退学行为自然是有效的，因为我13岁已经能干各种农活和家务活，自己可以主宰自己的命运，再说也没有谁来阻挡我，父母兄长还为我的退学感到高兴，觉得我确实“懂事”了。
可是一年下来，除了学吹哨喇会换气、能吹一些简单的调子外，什么也没有学会。谁知鬼使神差，我又想读书了。我赤脚（13岁以前没有鞋穿，13岁至16岁时只有去“赶场”、“吃酒”时才穿鞋）跑到公社中学去要求上学，学校的领导说要生产队出一个证明，怕生产队到公社告状，说学校挖走生产队的“人才”、抢了生产队的劳动力。我回来找生产队队长，队长不会写字，就找会计开了一个证明，是一个生产队同意我去读书的证明，然后给队长盖了手印，上边写的是我干农活还不行（其实我很行），还要再到学校学一两年。就这样我又返回了学校，跟原来的班级，读初二年级第二学期，整整旷了初一年级下学期和初二年级上学期的课。在一个好心的数学老师和贵阳师范学院来实习的两个老师的帮助下，我在大概三到四个月的时间里通过自学补上了那一年旷的课，期末考试的时候，语文、数学分别得了九十五分和一百分，全班第一名！老师和家人都认为我非常聪明，又有钻劲，一定是块读书的材料。这时我的理想很伟大，几乎是一种狂想——我要做一个非常非常有文化和有用的人，像毛主席那样会写“语录”和“诗词”，让所有农村人家都张贴在堂屋里，而且还要写一两句最有名的，让人们都贴在家神上！遗憾直到我放弃这个理想之前，绞尽好几年脑汁，都没有想出一个字——贡献给这一句本想让亿万人供奉的“千古绝唱”。
15岁左右，一天下午，我独自到平时人迹罕至的云盘山上放牛。有一对“玩表”的男女青年在树林里慢悠悠地转来转去。烈日当空，口干极了，我爬上一棵柿花树去摘柿花吃。我骑在高大的柿花树的树杈上，正要伸手去摘一个红透的柿花，忽然看见那对“玩表”的男女躺在地坎下的树丛里！天啊——那光溜溜的男的匍匐在那光溜溜的女的身上，那男的大屁股在猛烈地耸动着，那光溜溜的女的背底下垫着一层厚厚的树叶子，两人都发出对唱般的嚎叫声。忽然那男的好像全身一阵痉挛，双手撑地，屁股狠劲一拽，头一昂——看见了树上的我！“狗日的私儿！你看过鸡巴！”那声音犹如虎啸！我颤抖的身子一晃，掉到了树下的石头上，摔伤一条腿……
一个月后，那“漫长”的恐惧过去了，我就突生一种欲望，产生了一种理想——长大后一定要讨一个那样地躺在男人身下纵情欢畅的野美的媳妇，然后把她带到山上来，脱光衣服，一起走进欲望和欢乐到深渊！每当我沉浸在这个理想中的时候，自己就变成一只小鸟飞进了女人的窝，好像自己身上长了翅膀在天空翱翔一样的舒畅。那是我一生中最美丽、最兴奋、最幸福的理想！
后来初中毕业了，公社推荐高中生没有我的名字；后来学习优秀的二哥，推荐工农兵学员上大学也没有他；后来当“工作同志”的大哥参加武斗，把好几杆步枪藏在家里，我夜夜做着恶梦；后来修公路的民兵放土炮，那黑土和碗大的石头砸在父亲花十多年心血盖起的瓦房上，妹妹恐惧地躲在床底下不敢出来；后来一个姑爹参加“反革命”被枪毙；后来父母把我和三舅爹家的女儿定了亲；后来父亲积劳成疾、吐血而死，死前倾尽全身之气、断断续续地说：山前山后有几块土地解放以前曾是我们家的！后来——
后来很奇怪，我就再没有过一种长久不变的理想，以至于后来“理想”离我而远去。十年前我读完老版的四十九卷《马恩全集》时，坚信共产主义一定会实现，至今没有改变这个观点。很多没有读过马恩著作的人都把“共产主义”当作“自己的理想”，它也应该是我的理想。可是我对它真的没有一点“欲”、没有一点“望”，我怎能谎称“它是我的理想”。“时间”把我变成了一个逆来顺受而百折不挠、坚忍不拔的人。在外，我总是凭着广泛的兴趣和一定的责任感，一直在努力地学习和工作，做事很认真，什么事都喜欢做，而且有计划；在家，没有一点不良的嗜好，是妻子的好丈夫，儿子的好父亲。但是我——没有理想。上级领导和吹捧我的家乡农村孩子们曾经给过我许多“理想”，但我一直都没有花过一点心思——想要去实现它们……
有一段时间，我很痛苦——作为一个“为人师”者——我是不是一定要做一个“有理想的人”？我勤勤恳恳地做了许多事，都好像不是在实现一种理想，而是一直在追求着理想，但老是抓不着它。当我在我的中学母校演讲完毕，主持老师告诉我的师弟师妹们，“要向我们的老校友陈嘉珉学习，做一个有理想的人”，我立即感到汗颜不已……
我很惶惑。我是否——一定要为一个没有“理想”目标而仍然奋勇前行的自己——找一个“理由”呢？
（陈嘉珉：乡土日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