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3月28日）
温总理的文章提出了对我国社会主义认识的重要思想：一是“ 我国正处在并将长期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二是对“社会主义本质的科学认识和全面把握”。本文就此展开讨论。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的理论意义
对中国国情的认识和判断，是制定一切方针、政策的出发点。毛泽东的英明是从中国的国情出发，选择农村包围城市的正确道路，取得了革命的成功。邓小平的伟大是坚持实事求是，认识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接受资本主义创造的现代文明。
中国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必然有一个过渡时期。毛泽东称之为新民主主义，通过发展资本主义来提高生产力。毛泽东在革命胜利后不久，就放弃了新民主主义，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并且把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作为主要任务。这是对中国国情判断的严重失误。邓小平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将大力发展生产力作为中心任务，实行改革开放，学习、引入资本主义。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人民生活很大改善，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
对于资本主义创造的现代文明，以社会主义为目标的中国是接受，还是拒绝；是学习，还是反对；是隔绝，还是开放？毛泽东选择了前者，邓小平选择了后者。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第一阶段
改革开放近30年，可以大体上说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第一阶段。这一阶段的主要任务是完成从毛泽东社会主义向邓小平社会主义转变，解决温饱，实现小康，这个任务已经完成。
下一步怎么走，产生了严重分歧。
一些人认为，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背离了社会主义，出现了一系列严重问题，应该倒退回去。这就是近年来发生的改革方向的大争论。这场争论的积极成果是，除了进一步加深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认识，就是思考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本质、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问题。这在社会主义运动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
胡锦涛为首的党中央明确表态：坚持改革方向不动摇。因为倒退是没有出路的，再说也退不回去。
那么，如何继续改革呢？
要解决公平分配问题，已采取了一些措施。政府要转变职能，重视提供公共服务，已开始研究。政治改革基本停滞，没有起动的迹象。精神领域的改革更没有提及。总起来说，下一步改革方向不明、决心不大、动力不足，国内外翘首以待。
要清醒估计中国的现状
我国改革开放取得了巨大成就，看不到这一点，认为今不如昔是错误的。中国数千年未能解决的温饱问题解决了，并挤进了世界经济大国的行列，值得自豪一下。但确实又不能估计过高。由于我国生产力水平低，改革开放实行的或引进的是早期资本主义，在带来经济发展的同时，也产生了早期资本主义的弊端。加上前体制的权力腐败和未能转型，造成贫富差距扩大、公共服务缺失。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沿袭至今，大众的民主权利不能得到有效保障。精神领域的道德沦丧更是触目惊心。总起来说，离开经济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的距离很大。可至今没有找到改革的路径，一个重要原因是对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国情缺乏新认识。
中国已诞生了独立的利益个体
改革开放使中国社会发生了深刻变化，其中最具有本质意义的是独立的利益个体的诞生。在这之前，中国的所有社会成员都分属于一个单位，人身依附于一个单位，在一个单位劳动，依靠一个单位生活。一个人离开单位，就不能生存。个人没有独立的经济利益，更没有政治权利和思想的权利。改革使九亿农民从生产队中摆脱出来，成为独立的生产经营者。城市职工辞职、下岗，纷纷脱离原单位，走向社会。即使留在原单位的职工，与单位大都是劳动合同关系。经济改革的原则、宗旨和趋势就是鼓励个体利益独立。无疑这是中国社会的进步。
中国改革唤醒了独立个体的人，人与动物的区别在于人不会知足，存在对无限性的追求，或追求物质的无限性，或追求精神的无限性。这就表现为对利益的经济权利、民主的政治权利、自由的思想权利的追求。人对利益和权利的追求，是社会变革的动力，也是社会动乱的根源。社会的进步和稳定就在于既要满足人对利益和权利的追求，又要对这种追求加以引导和规范。
可是，我们的改革满足于鼓励利益追求就停顿了，前经济、社会、政治、思想体制对个体权利的勿视、轻视、蔑视突显了。为了市容可以剥夺小贩的生存权，广大农民至今没有代表自己利益的组织，对民众讨论公共事务横加限制，言论出版自由不给兑现……总之，个体可以追求利益，但利益诉求的渠道、利益表达的权利、利益维护的组织，不是被限制，就是遭封杀。政府依然操纵着对个体物质与精神的生杀予夺的大权，这就不可避免地演变为个体与现行体制的冲突。由于不承认、不认识个体独立，也就缺乏相应的组织、制度、规章、道德等整合手段进行规范和引导，个体为了获得利益往往不顾一切、横冲直撞。于是，表现为人与社会的冲突，群发事件增多，犯罪越趋严重，社会道德缺失；人与自我的冲突，精神障碍增加，自杀率趋高……
要将唤醒的独立个体，退回到没有自我意识的“螺丝钉”、“驯服工具”，怎么可能？然而继续忽视已唤醒的独立个体，既不尊重个体的权利，又不懂得规范引导，那我们所不希望的动乱迟早会发生。政府与人民都将为此付出严重代价。
GDP代表谁的利益
我国面临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第一阶段转向第二阶段，逐步推进经济、社会、政治、精神领域的全面改革。然而，党和国家的决策高层没有认识这种转变，仍坚持“以经济为中心”。
所谓“以经济为中心”，就是追求GDP增长。“十一五”规划又将GDP翻番作为硬指标。那么，GDP究竟给谁带来好处，给中国带来什么？
从初次分配看，普通劳动者从GDP的增长中获益下降，1991至2005年职工工资收入占GDP的比重，从15（.）3%下降为11%。另一个数据，近30年来民营、外资企业年产值平均增长10%，而职工年工资增长率仅为1-3%。这就表现为我国最终消费占GDP的比重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62%下降到2005年的52.1%。居民消费率也从1991年的48.8%下降到2005年38.2%，达历史最低水平。我国经济呈消费不足、生产过剩的早期资本主义特点，靠扩大出口、增加投资来拉动经济，避免经济危机。
在二次分配中，政府行政开支大幅度增加，从1996年至2003年地方政府行政开支总额上升了2.92倍，而同期我国GDP总额只上升1.91倍。地方政府行政开支占GDP的比重，从1996年的2.64%上升至2003年的4.06%。GDP每上升1个百分点，地方政府行政开支就上升2个百分点。“以人民利益为代表”的政府总是代表人民自己先受益、多获利。
GDP是考核政绩的指标，政府又能从GDP的增长中得利，真是既升官又发财，固定资产投资膨胀一直控制不住，原因就在此。理由太充分了，“经济为中心”、“发展是硬道理”、“做大蛋糕是第一位”，既符合中央精神，又代表人民利益。谁敢反对，谁能说不！至于教育、卫生、医疗、养老开支就剩下多少算多少，还往往挪作他用。社会保障补助支出，连北京这样的城市都不按预算执行，可见一斑。
老百姓不关心、也不知道是怎么分配的，但从实际生活中感受到，工资没怎么涨，用于教育、医疗、住房的开支却不断增加，能对改革、对政府、对共产党满意吗？
我们似乎看到了问题，提出了扩大内需、公平分配等等，然而在“经济为中心”、“GDP是硬道理”之下，又有什么用呢？
为了GDP，就得招商引资，改善投资环境，对侵犯职工合法权益、压低职工工资的做法，照样睁一眼、闭一眼。更不会去建立什么工资增长机制，成立什么维护职工权益的组织。初次分配中不合理、不合法的问题根本解决不了。
在“经济为中心”、“GDP是硬道理”之下，政府在二次分配中行为依旧，对提供教育、卫生、医疗公共服务没有兴趣，一定说没有钱，而建自己的楼和改善投资环境的路，一定会千方百计。
在“经济为中心”、“GDP是硬道理”之下，什么民主啊、自由啊，统统往后放，那会干扰发展经济的大局，破坏安定团结的局面，影响和谐社会的建立。
总之，“以经济为中心”，“以GDP为目标”，这种价值理念已完全过时了，不利于经济文明、社会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的建设，也不利生产力的均衡、持续、协调发展。除了GDP世界排名挪前这个虚名以外，对民众、对国家都是实祸。
社会主义本质是什么
这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尤其是共产党领导人应该深思的问题。毛泽东用继续革命、反修防修作为社会主义至高无上的目标，剥夺了民众经济、社会、政治、思想的权利。邓小平将党的工作重点转向经济建设，以解决温饱，克服贫困，是一个伟大的转折。但是，今天如果把发展经济、GDP翻番又作为社会主义至高无上的目标，而继续限制民众经济、社会、政治、思想的权利，那就背离了社会主义。
温总理的文章说：“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必须认识和把握好两大任务：一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极大地增加全社会的物质财富；一是逐步实现社会公平与正义，极大地激发全社会的创造活力和促进社会和谐。”要完成这两大任务，怎么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呢？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就不仅仅是经济建设，而是要改革经济、社会、政治体制；实现社会公平与正义更不是经济建设，也是要改革经济、社会、政治体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目标体现就是GDP，用GDP的增长怎么能统领、带动、促进这两大任务的完成呢？
以人为中心，尊重、保障、实现个体的经济、社会、政治、思想的权利，才能完成这两大任务。说白了，就是要改革集权政体，还权与民。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说：“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的，和在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范围内生成的。”
共产主义就是人性的复归，并且是完全的、自觉的。社会主义的本质，自然是人性的复归，也应该是自觉的，但程度上不够完全而已。什么是人性，可写专门的文章讨论，最简单的理解，就是人人所喜欢的东西，一定是符合人性的，人人所厌恶的东西是不符合人性的。所以，自由、民主、平等、博爱、公平、正义、和谐、幸福、持续都是社会主义的价值观，资本主义做到的，社会主义要做到；资本主义做不到的，社会主义更要做到。可是，过去非要将自由、民主、平等、博爱、公平、正义说成是资本主义的，加以排斥、丑化。今天，我们认识有所进步，承认这不是“资本主义独有的”，但是不是真心诚意地去做呢？看来还是缺乏诚意，生产力不发达成了一个理由。诚然生产力水平对实现上述追求，在程度上是有影响的，但是不能成为不去实行的借口。况且，有的是发展生产力所要求的，有的是生产力水平已达到的，有的与生产力水平完全无关的，但我们就是不做。比如农民组织起来，有利于农村生产力，有利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国际上有许多成熟经验，但是为什么不允许呢？比如中国的印刷业与互联网发展很快，生产力很发达啊，为什么不履行宪法的规定，不制定新闻法，不实行出版言论自由呢？又比如妨碍公平分配的重要原因是政府行政开支太大，公款消费惊人，舆论反映强烈，为什么至今不出台有效的控制办法呢？再比如，要做到正义，允许游行、放开舆论、司法独立就可，这与生产力有关系吗？
特权与民权的博弈
谁都明白，制约中国改革进程的，不是什么生产力，而是前体制的特权利益。现在绕来绕去，就是不想、不敢、不愿触动这个痛处、这块伤疤。
今天中国的改革就是特权与民权的博弈。改革得以推进，取决于两个条件：
一是特权与民权的冲突加剧，使统治阶层感到不能照旧统治下去了。对于忽视、轻视、蔑视个体权利的种种做法，一定会遭到越来越强烈的反抗。对于这种反抗，一定会被认为是少数坏人挑动、外国势力干涉而镇压。上访是中国民众受冤而采取的最无奈之举，也受到限制，规定不得超过5人。民众申诉正义的渠道越收越紧，政府压制民众的力度越来越大，民众的反抗就越来越烈。物理的作用与反作用，与政治的反抗与反反抗一样，最后均衡破裂。一个小小的导火索，可能引发一场大动乱，中国的政治前景就是如此。
二是统治阶层中的杰出人物，为了统治阶层的长远利益而推行改革。动乱威胁统治，这是统治阶层逼出来的，又是统治阶层不愿面对的。动乱引发暴动，推翻统治，这将损害统治阶层的根本利益。实行改革，统治阶层作出让步，民众获得民主权利，这是双赢的选择。关键就在于统治阶层中能否出现杰出人物，来说服统治阶层让步。
我的出发点就是向统治阶层进言，希望推进改革，减轻特权与民权冲突的烈度，因为无权无势的民众在冲突中首先会受到巨大的伤害和痛苦。
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解读
所有理论都是为实践服务的，想改革会找改革的依据，不想改革也会找到依据。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解释就是如此。
邓小平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作为改革的理论依据。理由是生产力不发达，不能实行计划经济、公有制这一套，必须退回去，接受资本主义发展经济的制度、办法、经验。今天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想说明什么呢，由于生产力不发达，还是搞经济吧，政治改革还不到时候，自由、民主、公平、正义好是好，等生产力极大提高以后再实行。急什么？我们远远没有走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看，同一个生产力不发达，同一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可以得出不同的结论。公理遇到利益也会改变，说的就是这。
其实，从严格意义上说，我国还未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原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毛泽东革命成功，使中国获得独立，结束了半殖民地，但没有改变封建专制，中国是一个打着社会主义旗号的封建专制社会。邓小平为了发展生产力，引进了资本主义，还只是早期资本主义。政治领域的反封建任务还没有完成。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标志是经济的公平分配初步实现和政治的民主政体初步建立，也就是人性的初步复归。目前，我国的生产力水平，完全有条件初步实现公平分配和初步建立民主政体，但经济改革、政治改革受阻，被挡在了社会主义门外。前体制的特权阶层，从引入早期资本主义获得了巨大利益，实行公平分配和民主政体，将直接损害他们的经济政治特权。改革攻坚战，攻而不动，原因就是在这里。所以，我一直呼吁中国需要一个新转折，进入一个新阶段。
好不容易，大家都接受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再来一个标新立异，说中国还不是社会主义，实在太不政治了。所以，我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第一阶段作为妥协，搞改革就得妥协，也算随大流吧。
中国民众对胡温新政寄于很大希望，我是其中之一。所以，我对温总理的文章十分关注，并发表意见，参加讨论，供作参考。
博客网址xujingan.blog.sohu.com
jinganxu.blog.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