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尼曼的“亚洲疾病效应”
卡尼曼在1981年提出的“亚洲疾病”是一个行为金融学的经典例子。这个案例的基础是生存框架（ｓｕｒｖｉｖａｌｆｒａｍｅ）和死亡框架（ｍｏｒｔａｈｉｔｙｆｒａｍｅ）。
美国正面对一种不寻常的亚洲疾病冲击，600人可能死亡，现在有Ａ和Ｂ两种治疗方法。方案Ａ：200人会获救；方案Ｂ：600人全部获救的可能性为1／3，全部死亡的可能性为2／3。结果72％的人选择方案Ａ。
如果换了另一种表述方法：方案Ａ：400人会死亡；方案Ｂ：无人死亡的机率为1／3，600人全部死亡的概率为2／3。这一次，78％的人选择了方案Ｂ。
以上效应可能是由于提问方式的影响，使得第一组受访者的主要考虑的是救人，而第二组受访者主要考虑变为死亡的人数，因此，第一种情况下人们不愿冒会死更多人的风险，第二种情况则倾向于冒风险救活更多的人，两种情况分别表现出对损失（死更多的人）的回避和对利益（救活更多的人）的偏好。
由此可见，言语和表达对人们作出决定时的影响。
卡尼曼在1981年提出的“亚洲疾病”是一个行为金融学的经典例子。这个案例的基础是生存框架（ｓｕｒｖｉｖａｌｆｒａｍｅ）和死亡框架（ｍｏｒｔａｈｉｔｙｆｒａｍｅ）。
美国正面对一种不寻常的亚洲疾病冲击，600人可能死亡，现在有Ａ和Ｂ两种治疗方法。方案Ａ：200人会获救；方案Ｂ：600人全部获救的可能性为1／3，全部死亡的可能性为2／3。结果72％的人选择方案Ａ。
如果换了另一种表述方法：方案Ａ：400人会死亡；方案Ｂ：无人死亡的机率为1／3，600人全部死亡的概率为2／3。这一次，78％的人选择了方案Ｂ。
以上效应可能是由于提问方式的影响，使得第一组受访者的主要考虑的是救人，而第二组受访者主要考虑变为死亡的人数，因此，第一种情况下人们不愿冒会死更多人的风险，第二种情况则倾向于冒风险救活更多的人，两种情况分别表现出对损失（死更多的人）的回避和对利益（救活更多的人）的偏好。
由此可见，言语和表达对人们作出决定时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