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定华商始祖“兹事体大”，涉及千秋万代
王亥不配作“华商始祖”
“华商始祖”是舜
始祖必须是行业第一人、道德楷模

“华商始祖”并非王亥
观点提出人：王建新
中国十佳杰出策划专家 河南省实战营销策划专家 高级策划师
河南省赢想力营销策划咨询有限公司董事长
河南省天色商标事务所总经理
河南省豫商商务有限公司董事长
中国生产力学会策划专家委员会委员
河南省青联十届委员 省青联企业管理委员会秘书长
河南省中小企业民营企业局管理咨询团专家委员

当前，国家正在倡导建设和谐社会，而树立“八荣八耻”荣辱观，健全中国人格，是构建社会主义道德体系、建设和谐社会的重要环节。
在此背景下，中国的商人和准商人—一个基本上囊括十亿中国人的大群体（俗语：十亿人民九亿商）作为社会经济的主要力量，其社会主义商业道德建设水平、商人道德及其信仰水平甚至说决定中华民族的经济走向，是我国全体华商、全体社会成员、组织和政党、机构必然面临的严峻课题！
在其中，商人的始祖崇拜建立是一个十分重要的信仰建设、道德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工程，“兹事体大”，涉及千秋万代，不可不慎重！
从民族性格来说，中华民族具有“敬天法祖、旌贤宗善”的一贯的思想特质，为此，我们国人自古就有始祖崇拜和圣贤崇拜。放眼而去，盘点国家、民族、职业、姓氏等各个领域，无一例外，我们都树立了光辉的始祖形象，例如：尊黄帝为中华民族的文明始祖、尊鲁班为木匠行业的始祖、尊释迦牟尼为佛祖、尊庄公为郑姓始祖、尊比干为林姓始祖、尊神农氏为农业始祖、尊扁鹊为中医始祖、尊子贡为儒商始祖、尊仓颉为文字始祖……在一定意义上，“始祖”寄托了人们对于祖先超越时空的追思和崇敬，同时也在这些“始祖”身上寄托了人们超越时空的信仰和崇拜。
1978年改革开放至今，中国一改几千年重农抑商、几十年重工抑商的积弊，从调整不合理的商品价格体制入手开始了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踏上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征程。从此，中国人商品经济意识逐步增强，具有独立人格特色的商人逐步进入中国人的视野，他们一开始被称为“个体户”，伴随着无数财富故事和创业艰辛，逐步发展到今天成为中国民营经济的主导力量，“商人”不再为商业经营者专用，而成为一切创造财富、积累财富的人群的“群体标签”。今天与30年前相比，在我们的观念中，经商也不再是一个丢人下贱的职业，经商创富建立富强的国家已经成为全民族的伟大事业，今天如何成为一个商人、一个富有的商人、一个成功的、优秀的、品德高尚的商人已经成为很多人的追求和奋斗目标。
商人今天已经成为中华民族崛起于世界的经济力量，他们通过为国内外市场生产商品、提供服务而为中华民族腾飞作为并将做出更大的贡献，在此意义上，商人意识的回归和商德建设成为中华民族精神文明建设领域的一个跨世纪课题之一。
商人及其群体崛起客观上要求我们必须逐步建立起适宜中国文化特质的群体及个体道德规范、群体及个体礼仪规范、群体及个体职业规范，无论作为单个的个体也好，作为一个群体也好，都必须在一定规范内活动和生存……只有在此系列规范建立的基础上，中国商人群体才能赢得社会的尊重，而不至于成为社会公众眼中“仇富”的贬损、批评对象！面对一些有钱无德的人和现象，我们不禁感到，建设中华民族的商业信仰和商业道德规范是多么的迫切和急需！
最近，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成思危也说，中国社会不能容忍为富不仁的经济伦理。作为一个策划人，我深深知道，正如企业文化是大企业凝聚人心的终极力量一样，人群思想的凝聚也必须与其信仰相结合，从此意义上，建立中国商人的始祖崇拜，正是商人群体规范建设、群体道德建设的一个重要工程！

今天我们尊子贡为儒商始祖，已经没有任何异议，而“华商始祖”却值得商榷：
2006年11月10日本人有幸参加了由政协河南省委员会、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共同主办，商丘市人民政府承办，中国侨联华商会、香港商报协办的、主题为“拜谒华商始祖，传承中华商德”的“2006国际华商文化节”，全国政协副主席张思卿，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徐光春，省政协主席王全书，全国政协副秘书长、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全国工商联党组副书记张龙之，中国侨联副主席李祖佩，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李克，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曹维新，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张世军，省政协副主席张玉麟、陈义初等领导同志出席开幕式，可谓盛况空前
从得悉该会议提议、关注会议筹备一直到从会上回来至今，本人一直在思考：我们大家顶礼膜拜的“华商始祖”王亥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是否真的就是华商始祖？他的品德、操守是否值得我们认他是“华商始祖”？我们会不会拜错了祖先？是谁认定了他就是“华商始祖”？如果拜错了祖先岂不贻笑大方？……

带着这一个疑问，本人开始了系列研究，我发现所谓的“商祖王亥”根本不能作为华商始祖，其原因如下：
一、首先确定一个基本概念：称得上始祖者应该是“文字”或传说记载第一人或道德品行评价第一人：
引证：
1、《说文解字》上说：祖，“始庙也。”段玉裁注：“始兼两义，新庙为始，远庙亦为始。”
2、《尔雅·释诂》日：“祖，始也。”
3、《诗·大雅·生民》序：“尊祖也”孔颖达疏：“祖者，始也。”
总之，祖的基本涵义为始、初、先，后来才用引申涵义，引申为父母以上的长者。例如：我们尊释迦牟尼为佛祖、尊鲁班为木匠行业的始祖，正是用基本涵义来解释的。
而引申义的涵义为初始有功德而受人们尊敬的先贤、长者，并非一定是第一人，如我们尊黄帝为人文始祖就是此涵义，并非黄帝是一个从猿人变成人的人。

二、从“始祖”二字的基本涵义解释，作为中华民族商业开创者，有史料记载的“中华民族经商第一人”是“舜”， 王亥根本不是中华民族商业的开创者，更不是“第一人”，至多是部落间大规模贸易史料记载的第一人而已：
虽然，王亥经商这一历史事实在《竹书纪年》、《山海经》、《史记》、《楚辞》、《吕氏春秋》、《管子》等典籍中都有明确记载，但是单凭这些并不能认定“中华民族经商第一人”就是王亥。因为，在这些典籍及其它更早或同时代典籍记载的“中华民族经商第一人”是我们一直挂在口头的三皇五帝中的“舜”。
关于舜帝经商的历史记载有：
1）《尚书大传》曰：舜“贩于顿丘，就时于负夏。”
2）《孟子》曰：舜“迁于负夏，是也。”
《孟子·离娄下》焦循《疏》引《尚书大传》：“舜贩于顿丘，就时于负夏。”
3）商鞅老师尸子所著的《尸子》载：舜“顿丘买贵，于是贩于顿丘；传虚卖贱，于是债于传虚。”
4）《艺文类聚》卷11引《帝王世纪》曰：“帝有虞氏，姚姓也。目重瞳，故名重华，字都君，有圣德。始迁于负夏，贩于顿丘，债于传虚，家本冀州，每徙则百姓归之。”
5）司马迁所著的《史记·五帝本纪》记载舜“迁于负夏，就时于负夏”。对于此种说法，多个历史大家都有注释，如裴马因《集解》引郑玄云：“负夏，韂地（卫邑）。”；司马贞《索隐》曰：“就时犹逐时，若言乘时射利也。”
以上说明，舜贩卖于顿丘，是一个行商，经商于负夏，是一个坐商，并把家由姚墟迁到了负夏。

历史上，顿丘的商业交换比较发达，《诗·卫风氓》：“送子涉棋，至于顿丘。”即指此。这里作为舜的经商地点，不管站在其个人角度或站在部落角度都应该是属实的。
而负夏遂成了舜的第二故里也是其经商变行为坐的一个根据地。关于负夏的今地，《魏典》说：“负夏卫邑，一作瑕丘，在今河南濮阳县东南，春秋卫邑。”和郑玄注完全一致。《魏典》在“瑕丘邑”条则说：“瑕丘邑，一作负夏邑，在今河南濮阳县东南，春秋卫邑。”这就是说，舜的第二故里的负夏邑（瑕丘邑）在今河南濮阳是没有争议的。
在商品生产和交换角度，索隐皇甫谧云：“舜，冀州之人也。〔一〕舜耕历山，〔二〕渔雷泽，〔三〕陶河滨，〔四〕作什器于寿丘，〔五〕就时于负夏。”以上说明舜在农业、渔业、手工业、商业的贡献都是不可磨灭的。
其他见证更多：如《韩非子·正义》“历山之农相侵略，舜往耕，期年，耕者让畔”等等不一而足。
虽然后代历史学家、儒家等可能因为鄙薄商人之利字，不愿意再在伟大的三皇五帝之一的舜身上突出“商”字，更不会加以细致解释，但是以上这些文字证据足以证明舜是有史记载的“中华民族经商第一人”，早王亥几百年是没有问题的。
注释：关于舜与王亥的关系
舜来自东夷，商也是东夷部落，舜还是商部落奉为始祖神的人；
舜与王亥的六世祖先契为同时代人，并且就是舜封契到商的。
从时间推算，舜比其高至少五、六辈人了，其早王亥几百年是没有问题的。
4、从《楚辞·天问》的神话看，舜应为商代的始祖神，与商代卜辞高祖夔相当。
王国维认为，“夔”形讹为“□”，《山海经》中遂写作“帝俊”；又由声类同而作“喾”，《山海经》亦见之，则为帝俊的分化之一；又分化为舜。自郭璞以降及近代学者据“俊”“舜”音转及各种资料，已确认舜即俊。后来历史文献中“俊”已不见，唯见分化出的“舜”和“喾”，但又各演化为不同的历史人物。然在《国语·鲁语》中舜仍为商族的始祖神，与原始神话及甲骨文所载商代原始祖先资料相符合。《孟子·离娄下》说舜“东夷之人也”，《墨子·尚贤中》也说“舜耕历山”，则其为东方鸟夷族的商代始祖神是可信的。
    《礼记·祭法》中商的始祖神改成喾。《帝系》中喾声名显赫地一身兼为挚、尧、商、周四族共祖，舜则降成与喾并立的颛顼世系中的一个裔孙。但在儒、墨两家学说里，尧、舜、禹却成了三代以前道德勋业最盛的前后禅让的三个圣王。尤其儒家把他们标榜为万世楷模的典型圣王，尧未能做到的举用八元、八恺，放逐四凶，及任命禹治水等盛业，都由舜来完成。人们称他为虞帝，号有虞氏，姓姚，《楚辞·离骚》且以“重华”为其名。

商部落的开国人物就是契，而契就是尧、舜帝时间的一个大臣，在尧时并没有得到重用仅仅为阏伯管理火种并祭祀火星、观察火星的运行，舜接受禅让成为部落联盟首领后任用契担任司徒施行五伦教育，后命契辅助大禹治水，契有功而封于商（原来其管理火种区域周边地方），王亥是商契的第六世孙。根据历史学家范文澜、郭沫若等人研究，商部落活动的中心在商丘。商部落开始是夏王朝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甲骨卜辞中称之为“高且（祖）亥”、“王亥”、“高且（祖）王亥”，《山海经·大荒东经》中也作“王亥”，《竹书纪年》作王子亥或“侯子亥”，《楚辞·天问》作“该”或“眩”。王国维在《殷卜辞中所见先公王考》一文中说：“卜辞作王亥，正与《山海经》同，又祭王亥，皆以亥曰，则亥乃其正宗，《世本》作核，《古今人表》作垓，皆其通假字。《史记》作振，则因与核或垓二字形近而讹。”在商代王室世系中，最重要的有契、王亥、上甲微、成汤四位，王亥是卜辞中所称的三位高祖之一。在商朝的发展史上，契是商部落最早的首领，成汤是商王朝的建立者，而王亥、上甲微父子则是先商时期商族强大过程中的关键人物。
如果以《史记》作为依据，则其上明文记载了尧帝给了舜，“与琴，为筑仓廪，予牛羊”，所以那种认为“王亥服牛”是其第一个使用牛而开始中华畜牧业的说法是证据不足的，在我认为他就是将牛打扮起来或者找到了牛鼻子是牛的软肋而将其扎上鼻圈而已，与舜相比根本算不上成就，只是上古人都是质朴而傻，王亥找到了这个“牵牛要牵牛鼻子”的诀窍而从此彻底驯服牛而被同族佩服得五体投地、促进商部落畜牧业崛起也是完全可能的。
当然，我不否认，王亥作为商部落的首领，他率领部落成员同其他部落进行的贸易已不是简单的个人与个人之间的交换（当然历史也没有记载舜所进行的交换就一定是个人间交换，舜作为自己部落的头领完全也可能是部落间交换），而是有一定规模的部落与部落之间的贸易活动，这一点可能比舜时交换规模扩大、商业形式更高级是有可能的，但这不是其为“中华民族经商第一人”的证据，而只能是规模性经商、大批量交换的证据。

三、从道德标准评价、舜比王亥具有更高的道德楷模形象，足以配得上称谓“华商始祖”第一人的道德标准。

（一）舜开中国道德文化，自身具有很高的人格和美德，足以成为现代商人学习、师法的榜样。
舜是美德化身，是一个具有高尚品德的商人。舜帝身体力行创造中华民族道德文化：
在家庭中，作为人子和人兄，尽管受到父亲、后母、弟弟三番五次的虐待和陷害，却丝毫没有改变他对父母的孝敬和对弟弟的友爱。舜帝以德报怨去感化，使他们不至于作奸犯科，维护了家庭的团结和气；
在社会生活中，舜努力示范，耕于历山，则把肥沃的土地让给他人，致使历山之人皆让畔；渔雷泽，雷泽之人都能以他为榜样把丰盛的渔场让给别人；陶河滨以及作器于寿丘，他恪守职业道德；经商于负夏，则是以诚相待，不以获利为唯一目的；管理经营国家，他以“德”治理，“无为而治”。
所以说，舜帝一生的社会行为，就是对中华民族道德文化的实践和创造过程。

《尚书》云：“德自舜明”，《史记》载：“天下明德皆自虞帝始”。舜帝是“德”的化身，简言之，舜文化就是舜帝身体力行所创造的道德文化，它是一种原生性的道德本体文化。因此，舜帝是中国道德文化的鼻祖。
任何文化的产生都离不开当时的历史环境和社会发展状况。舜所处的时代，是中国社会发展的转折时期。在这个时期，代表东夷集团与华夏集团的融合已经完成，亦即炎、黄民族的融合已经完成，部落联盟的体制在沿袭了数千年后，国家已经初步形成；生产关系和生产力都有了一定的变化和发展。受农耕之益，人们的物质生活逐渐丰富了。作为个体的人，也已经走出了以氏族公社为单位的小社会，进入了由部落联盟—诸侯国组合起来的“古国”大社会。因此，在社会生产之中，个人与家庭成员之间，个人与社会成员之间，个人与所从事的职业之间，诸侯国与诸侯国之间，都需要有一种不同于以往的关系，都需要有一种双方都能接受和遵守的准则，才能使社会稳定，才能维护诸侯国之间和人与人之间的团结与和谐。作为诸侯国联盟首领的舜，正是适应了这一社会发展的需要。舜帝在自己的一生中，身体力行地创造、想方设法地推行了这些准则，并使整个社会都遵守这个“道德”规范，成为人类由文明产生过程进入文明发展阶段的重要标志。
   （二）王亥人品低下而且横死暴死，不足以称谓“华商始祖”。
历史记载，王亥因淫（至少不是一次）被杀，是一个不得善终的人物，根本不配成为全球华商敬重的“始祖”级人物。
在以下史料中，我们基本可以明确认定：王亥因淫（至少不是一次）被杀确是众多史书记载的一个事实。
1、《山海经·大荒东经》：“有困民国，勾姓而食，有人曰王亥，两手操鸟，方食其头。王亥托于有易、河伯仆牛，有易杀王亥，取仆牛。河念有易，有易潜出”
2、《竹书纪年》：“殷王子亥，宾于有易而淫焉。有易之君緜臣杀而放之，是故殷主甲微假师于河伯以伐有易，灭之，遂杀其君緜臣也。”（郭璞《山海经》注引）
3、日本学者小川琢治补充：《山海经·海内北经》所载“王子夜之尸，两手、两股、胸、首、齿，皆断异处”一句，仍为记述王亥之事，夜字为亥字之形讹，所记为王亥惨遭杀戮以后之景象。
4、在《周易》的《大壮》六五爻辞和《旅》上九爻辞以及《楚辞·天问》中，也都记述了王亥被有易所杀、上甲微为其复仇的故事。
1）《周易》的《大壮》六五爻辞：“丧羊于易”；《旅》上九爻辞：“丧牛于易”；
2）《楚辞·天问》“该秉季德，厥父是臧，胡终弊于有扈，牧夫牛羊”及“有扈牧竖”以下四句。

以上史料，经过国学大师王国维、楚辞研究的集大成者游国恩(1899－1978)两位大师考证是事实：
A、王国维著名论文《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据卜辞中有“王亥”和“季”推证《史记·殷本纪》之“振”、《汉书·古今人表》之“垓”、《吕览·勿躬》之“冰”、《世本·作篇》之“胲”以及《天问》中的“该”都是“亥”的通假或形近之讹，“恒”为亥的兄弟；并从而认为《天问》“该秉季德，厥父是臧，胡终弊于有扈，牧夫牛羊”及“有扈牧竖”的“有扈”，《山海经》和郭璞注引《竹书纪年》都写作“有易”，因此当作“有易”。
B、游国恩比较众说，得出如下结论：据《竹书纪年》的记载，定为启伐有扈，而据先秦典籍，有扈氏虽被攻伐而并未灭国，所以《天问》中的“有扈”并非“有易”之误。“该秉季德”一段，所问的正是关于夏代的历史传说，即王亥托于有扈，放牧（或售卖）牛羊，有淫行，有扈使人袭击于床笫之间，刚好王亥先已离开，得以幸免，然其后终于以此丧生。这一段历史不见于其他载籍，正可补古史之阙。
诚然，历史书籍所记载的“淫”并不一定指胡乱性交（淫的含义有:有浸渍、涂染、浸染、放荡、乱媾、奸污、放纵、恣肆、贪欲、贪心、沉浸、遨游、奸邪、惑乱、沉湎、过度、无节制、犹大、邪恶、乱杂等意思），但是王亥所作所为不容我们从乐观处考虑，王亥这样一个能够在各个部落间活跃的“能人”、“部落英雄”，但是竟然在自家有易族的外亲、诸舅家里犯了淫行之过，违反人伦而不被容而被杀戮横死确是我们不容避讳的，而史书亦非我们为王亥的形象而随意能篡改的。实际上，即便比王亥早时的颛顼帝时期，即原始社会晚期，氏族制已经解体，实行了男娶女嫁，人们有了家室，知其母不知其父的时代已经过去，当时就已经规定些制度，如妇女在路上遇见男人必下身内回避，不然要拉到十字大街示众，还规定兄妹不准结婚等。这说明母系氏族已让位于父系氏族，“父权制”已经确立，男尊女卑的观念开始出现，王亥时间更在其后，婚姻制度已经成型，其违反婚姻制度之“宣淫”应是不争的历史事实。

当然，风流“宣淫”的王亥对于本族也还是有比较大的功劳的，所以司马迁在参照卜辞重订的《史记·殷本纪》所记商代王室世系中，王亥是自契以后的第七位先公先王。商代王室世系中，最重要的有契、王亥、上甲微、成汤数人，王亥是其中之一。他也是卜辞中所称三位高祖之一。商人认为王亥能作祟于时王，对他的祭礼也最为隆重，祭祀时其牲用五牛、三十牛、四十牛乃至三百牛，仅《殷墟卜辞综类》所收祭祀王亥的卜辞，就有大约96条之多。即便如此，也不能抹杀掉他的恶行，不能因为他是商部族的尊重对象，我们今天就一定也要“为尊者讳”，甚至缄口不言。
当然，现代一些历史学家认为王亥之所以被杀，可能不在于他淫于有易之女，而是他违背了两氏族间的某些特殊的规定，特别是婚性制度约定或者是有易部落贪恋其钱财，并因此被杀。但这都不过是当代一些人的猜测而已，没有任何历史书籍的佐证资料，不足以采信，我们宁愿相信其“淫”这个事实（当然不排除商部落也许不以此为羞，因为商时还没有周公，那时礼仪廉耻制度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也许王亥之子上甲微们就认为外族女人漂亮他们的父亲就可以去“淫奸”，而别人不能因此杀他，杀他就要灭掉别人国家，这是典型的强盗逻辑，根本不能称谓正义之举）。
至于王亥还有什么恶迹，司马迁没有记载，或者因各种“为尊者讳”的原因商代也将这些记载消灭，于是我们不得而知，但是就从“王亥经商宣淫横死”这个角度，我们也决不能认这个祖先！试想一下，当任何一个商人矗立在王亥像前顶礼膜拜时，忽然想起原来他膜拜的这个人既“淫乱”而又“横死”——没有道德、不得善终的时候，你还有心情膜拜下去吗？这也难怪新郑举行“黄帝祭拜大典”时，天空出现祥云，而当日在商丘商祖文化广场举行“拜谒华商始祖，传承中华商德”的“2006国际华商文化节”典礼时天空波澜不惊而无所反应，原来这个家伙自己也深知后世谬赞、愧当商祖是也！

三、舜帝是历史存在的人物，并非神话传说，足以是一个值得奉为“华商始祖”的真人！。
也许有一些疑古派认为，到底有没有舜呢？如果没有，我们奉他为始祖岂不谬托？
那么在这里，我们首先要肯定舜的存在！当然，即使现在不能论证舜存在，也不妨碍我们将其奉为始祖！举例来说，我们的历史、考古学家到今天也还没有论证出来黄帝、炎帝是真实存在，夏商周断代史也仅仅是承认了夏的存在，但是这并不妨碍我国自古至今对炎黄二帝的作为华夏祖先的尊崇和膜拜。

现在我们看看到底有没有这个舜帝呢？
1、我们必须相信历史书籍，大量历史书籍都有关于舜的记载，绝不可能没有这个人物而杜撰出来的！
先秦诸子十家，即是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农、杂、小说，对于虞舜都从不同侧面作了肯定，这也是为司马迁《史记》中“德化”的舜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
先师孔子、孟子对舜帝推崇至极，“言必称尧舜”，仅《孟子》一书，篇幅并不长，提及舜帝却达五十多处。仅赞赏或提到舜帝禅让的，孔子的《论语》就有六篇，《孟子》有十二篇。孔、孟在《论语》和《孟子》二书中，赞赏尧舜之处比比皆是。
试想没有此人，上古这些饱学之士难道会谬赞不成？当然，秦始皇焚书坑儒，可能使上古很多典籍失传，我们不得而知，只有寄希望于挖掘到文物验证，但是这有什么妨碍呢？
2、我国当代诸多著名的历史学家都承认有舜这个人物：
如著名的历史学家、河南大学历史系教授朱绍侯先生在《当代濮阳》2006年第9期的《澶渊钩沉》发表的《帝舜故里负夏瑕丘考》一文，其中明确写到“舜是五帝中最后一帝，上接尧，下连禹，夏的历史既然已经落实，那么禅让给夏禹帝位的舜，应是比较容易落实的，因此研究舜的故里，对于落实舜的历史也是有益的。因为舜的故里能够定位，无论是通过考古或用其他科学手段来研究、落实舜的历史都是有帮助的”。
不仅如此，朱绍侯教授并和陈昌远教授、张维华、马世之、李绍连三位研究员一起去濮阳进行考查，对帝舜故里姚墟、负夏及其耕渔的历山、雷泽故址作了一番调查研究，认定“感到古书记载与濮阳县有关舜故里遗迹与当地民间流传有关舜的故事，三者基本吻合，所以更坚定了对舜故里在濮阳县推断的信心”。
3、濮阳王培勤在《濮阳理论与宣传》2006年第四期〈濮阳春秋〉中专门整理历史资料印证：
舜在侧微之时，耕历山（罗泌论证在雷泽西北六十里，有小山孤立，谓之历山，山北有小阜，属池目之姚墟。其址在今濮阳县东南二十八里杨岗村），渔雷泽（在今山东鄄城县与菏泽市交界处，南北十五里，东西二十里），陶河滨（有说为陶丘，在山东定陶西南，一说陶于瓠子河畔。《路史》云：“东夷之陶苦窳（音雨），陶于河滨，期年而器以利），作什器于寿丘（今山东曲阜北），就时于负夏（今名瑕丘，在今濮阳县南十八里，名曰固堆）。《路史》云：“牧羊潢阳，厂火于常羊，什器于寿丘，就时负夏，未尝暂息，顿丘（今河南清丰县西南二十五里，浚县西北二十七里均有顿丘）买贵，於是贩于顿丘，傅虚卖贱，於是债于傅虚（清丰县旧志，亦有此说。《真源》云：“粜于平阳。”今滑县东南四十八里有平阳，为卫大夫孔悝封邑，今名崔阳城）。编蒲结网，躬耕处苦，而民从之。一徙成邑，再徙成都，三徙成国，至邓之虚（一说为邓林，在今湖北武当山东南地区）而百千万家（《世纪》云：“迁于负夏，每徙百姓从之。卫有负夏”）。从以上所记地点多在鲁西南菏泽市区及豫东北濮阳市区，舜为东夷之人不妄。
4、我国三皇五帝断代工程与夏商周断代工程研究专家王大有明确推断出：帝舜2136～2100年B·C（含摄政）即帝位，帝禹2103～2073年B·C，（含摄政）即帝位。夏启守孝三年，于2070年B·C，即帝位，为夏朝（代）开始。
5、舜子墓的存在也从另一面见证其父亲必然存在：
舜子商墓至今在商丘虞城：
集解皇甫谧曰：“娥皇无子，女英生商均。”
正义谯周云：“以虞封舜子，今宋州虞城县。”
括地志云：“虞国，舜后所封邑也。或云封舜子均于商，故号商均也。”
集解谯周曰：“以唐封尧之子，以虞封舜之子。”
索隐汉书律历志云封尧子朱于丹渊为诸侯。商均封虞，在梁国，今虞城县也。正义括地志云：“定州唐县，尧后所封。宋州虞城县，舜后所封也。”

四、评价行业、人群公共的“始祖”必须考虑道德评价——人格魅力评价：
站在一个家庭、家族角度，其家庭、家族始祖是谁对于社会影响不大，非其家庭、家族成员也不必关心，而其家庭、家族始祖也必然是一个具体的人，后代不可能有选择权，就象秦桧后代到杭州岳飞墓地所说“我到坟前愧姓秦”，但是他自己无能为力而不姓秦一样，我们自不必要关心。
但是，站在一个人群、一个行业高度，评价一个人是否是行业始祖，是必须要参加感情因素进行选择确认的。
所以，行业始祖、群族始祖则不能完全采用考古、历史文献评价，而应该必须结合道德评价——人格魅力评价，那么单纯历史学家也好、考古学家也好，无权认定谁为华商始祖，而必须征求广大商人、乃至在符合社会精神文明建设的原则下确定。单纯以史为论、以自己考出的古为论而乱定行业始祖是不科学、不足采信的，也不能被后世采信的。
我们尊黄帝为中华民族的文明始祖，不仅仅因他对中华民族的文明贡献，更是在我们心里认为黄帝具有统一民族的胸襟、气魄和人格魅力。

总结全文：
从历史典籍中完全可以确认，“舜” 是“中华民族经商第一人”，王亥至多是部落间大规模贸易的第一人，不过是对“舜”贩卖事业的扩大；
即使是王亥开创了“服牛”事业，发展了商业流通，但是这样一个富而宣淫、暴尸横死的王亥也决不能成为全球华商顶礼膜拜的对象，绝不配“商祖”之誉；
舜作为中华民族史册典籍纪录的第一个从事商业经营的个人或部落代表，其美德高尚，完全可以配得上“中华商业始祖”的头衔，认其为始祖，天下华商才有一个真正的道德楷模，这是中国商业、商人、商文化发展的具有举足重轻意义的大事！

如何让舜是“中华民族经商第一人”这一历史事实成为河南、乃至中国的历史文化品牌，并尽快从历史典籍中走出来，走向全球华商心灵，树立有德经营的华商意识，“走向全国，走向世界”，似乎应该是中华民族商人需要关心的共同使命！。
兹愿本文能引起学术界、商人群体的思考并争论，为华商树立一个真正的商业始祖楷模之形象，以裨益我国华商群体之扩大而得根文化之滋养！
在此也向我所敬重的中国著名历史学家、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组长、首席科学家李学勤先生致敬并致歉：我敬重先生的历史知识和严谨学风，但决不认可你提议的将王亥作为“华商始祖”顶礼膜拜、修堂建庙的做法，因为他不配做“华商始祖”！虽然先生涉猎广泛，知识渊博，不仅在中国古代思想史研究方面有深厚功力，而且在甲骨学、青铜器、战国文字和秦汉简帛以及先秦史等方面都有较高造诣，但是其推荐建议将王亥供奉为华商先祖是不够审慎之举，那些不经深入研究而采用先生建议建设华商商祖文化广场的举动未免是草率和功利的。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