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节·《“为生活”与“在生活”、“生”与“死”》节选

建起了现代人生哲学理论巴别塔，我们就具有了认识自己的能力，我们就有了一双“慧眼”。凭借这双“慧眼”，我们就可以洞穿现实生活中形形色色的假象。下面，我们就运用现代人生哲学的思想，尝试解答一些人们曾经熟视无睹的混乱观念。

现在，我们先来解剖“生活”和“生死”吧。

“生活”，仿佛是一个自明的、没有问题的概念，我们每个人几乎都不怀疑它，更少有人对它做出深思和批判了。其实不然。在真正科学的现代人生哲学的平台上，在对“生活”做出了重新的阐释之后，生活这个未被人们深刻反思和批判过的概念，将显出它被长期遮蔽的真相，被还一个清白之身。

1975年移居法国的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的作品《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和《生活在别处》可谓经典，这两本书的书名尤其耐人寻味。可是，真正理解其意的人并不多。“生活在别处”这句话，由于断句的不同，是一个在汉语中容易产生歧义的句子。我想，这样的断句可能大家更容易认同：生活，在别处。“在别处”，乃“彼岸”之谓也。它告诉我们的是，当下的所谓“此岸”的“生活”，是不当“生活”之名的。

现代人生哲学把此岸的自觉性形态阶段的生存状态中的生活称之为“为生活”。

一、现实生活的真相：“为生活”

现代人生哲学把彼岸的自然性形态阶段的“在别处”的真正的生活称之为“在生活”。[1]它是真正属人的理想的生活，是一种没有外在目的的生活。

二、理想的生活：“在生活”

在中外艺术品中，我们不难发现人类生活的样板——“在生活”。

真正的生活，一如洛德·莱顿在《绕线》（1878，见插图）一画中所描写出的模样——而那又是怎样一副令人落泪不止、心驰神往的境界啊！

历史上、现实中，人的灵与肉普遍是相互分裂的，这种分裂是今天人类所面对的所有灾难性问题的最根本的原因和结果。看一下今天人类相当多数的个体——成年人，特别是生活在贫困边缘的成年人一张张愁苦、变形、麻木、病态的脸庞，再看看其充满忧郁、缺乏自信、六神无主、孤立无助、无可奈何、夹杂着微弱希望和幻想的双眼，我们就更不难理解、不会怀疑灵与肉的分裂对于个体现实人生的戕害了。环境与人类的对立在今天已经成为全球性的难题，它的最终解决如果没有人类个体的普遍觉醒与行动也是绝对和根本不可能的。现实中的人（包括相当数量的儿童）基本上都是理性的、自觉的，即处于自觉性形态的。在这个间接性的精神形态中，个体的主要活动都是有目的的，都是“为生活而生活”的，即，现实的生活仅仅是我们想象的明天的美好生活的手段。其实，这样的生活也叫“生活”，是对真正的生活的亵渎，它是我们的认识低级即抽象化、片面化的结果。

此外，人们往往在极其浅陋的、“游戏人生”的意义上臆解“庄周梦蝶”的故事，将庄子极其严肃认真的人生哲学思想给阉割了。岂不知，在庄子“至人”的人生观里，“梦”与“醒”是同一的，庄周与蝴蝶的互相转化都是人生的实际内容。庄子眼里的人生，是没有堕入尘世的即灵与肉没有分裂的人的人生，即处在自发性形态和自然性形态里的人的人生。在这两种人生状态里，一切价值上的善恶、好坏等二元对立都泯灭了，或说是无意义的。醒也人生，梦也人生；笑也人生，哭也人生；自发也人生，自觉也人生，自然更人生！我特别不能同意那些将人生掐头去尾算来算去只剩一半或三分之一的说法。这种说法是极其抽象的，它掩盖了人生的真相，将我们完整的人生给肢解了。可悲的是，现实中有不少人觉得这种说法很有道理，他们把吃饭、睡觉、生病、工作等等全都排除在人生之外。一个沉沉的睡眠，也是实实在在的有意义的人生，它是任何一个曾为长期失眠所折磨的人都非常渴望的，我们同样应该珍惜。对人生的珍惜和敬畏应该有宗教般的情怀和诗人的敏感。我们的人生不应老是充斥着“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的慨叹和危机感，更应有“良宵一刻值千金，花有清香月有阴。歌舞楼台声细细，秋千院落夜沉沉”的自足和美感。

毫无疑问，当我们说人的自觉性阶段是个体的非生活阶段时，是有其具体含义并必须做出具体阐释的，而不能作抽象的理解。否则，就会做出彻底否定自觉性阶段的结论，这无疑是相当荒唐的，与我们所坚持的“是其所是，非其所非”的辩证思维背道而驰。

首先，我们肯定自觉性阶段是达到更高级的自然性阶段的中间环节，是一个不可逾越的阶段；其次，我们知道自觉性阶段仅仅是在精神形态的意义上自觉性占主导地位的一个阶段，它并不绝对排斥其他精神内容，且有赖于其他精神内容的支持。就自觉性阶段是人生发展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环节来说，它的非生活性在间接的意义上也是有意义的，我们不能抽象地否定一切谋生性的劳动，特别是在当代条件下，我们必须在理性上认可这种非生活性——尽管在情感上不愿意。就自觉性阶段里还有大量的其他精神内容来说，当自觉性形态处于休息、放松状态或自然性的内容并不与自觉性形态过于冲突时，个体将获得一定程度上的在生活——尽管有着很大的局限——的内容，如在睡梦、游戏、节日狂欢、旅游、宴饮、爱情家庭生活、艺术创造和欣赏活动等等，甚至吸毒、催眠、宗教和气功的入定状态等等。总之，我们是在揭露自觉性阶段的历史暂时性的意义上来彻底否定这一形态的。在确信人生有一个真正的未来阶段的意义上，现实的自觉性形态的非生活阶段是有意义的，苦难和痛苦是可以忍受的。没有世俗的“为生活”的生存技术作基础，就不会有圣洁的“在生活”的生活艺术。我们彻底否定和拒绝的是没有未来的、绝望的、万念俱灰的、痛苦不堪的现实的非生活状态。

现实中，“当人们为生活中他们相信的某种东西而生活时，他们称自己生活得有意义。这种东西也许是一种特殊目标，一种事业，或是另外一个他们为之献身的人”。[2]为人们热情赞颂和讴歌的承担着巨大痛苦和生活重担的伟大母亲的形象之所以是有意义的，是因为她的儿女就是她的未来。另外，革命者为了革命理想而英勇赴死，宗教徒为了天国而苦行、殉道，青年人为了真正的爱情而殉情，等等，当属此类。不过，我们对于这种意义上的“生活意义”并不完全认同，因为这种意义上的生活意义不是终极意义上的，是有缺憾的。例如，革命者当革命胜利后往往怀念革命战争年代的艰苦生活，特别是当革命胜利的后果与其理想相悖时，他们往往痛苦不堪而发出海涅般的哀痛：我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有些父母在孩子小时呕心沥血，备尝艰辛，盼着孩子早一天长大，可一旦孩子长大成人，他们就会觉得无所事事，焦虑不堪。有些年轻人为了“爱情”可以死去活来，可一旦结婚，他们就不断地抱怨：婚姻是爱情的坟墓。有些宗教徒一旦发现他们的“教主”的真面目后，往往精神崩溃或是成为最极端的反叛人士，等等。

从当代人类关于“安乐死”的社会伦理和法理等等的讨论中，我们似乎可以悟出点什么。对于我们来说，只有自觉性形态而没有自然性形态之可能的日子，就如人患了“绝症”或被判了“死刑”一样。从这种意义上说，历史上、现实中的人类个体，几乎都患了不治之症。只有在绝症患者那里，“痛苦”才是不堪忍受的，否则，任何痛苦都将为“未来”、“希望”所战胜。所以，对于现实中承受着巨大痛苦、虚无和无聊的，面对着毫无得救希望的灭顶之灾的孤独的个人来说，最好的药方就是——希望。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就不会再对宗教、巫术、气功、各种各样的歪理邪说的作用有半点怀疑了。（这又让我们想起黑格尔关于“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的深刻思想。）与其等死，不如……

解铃还须系铃人。我们的生活是被自觉性、理性破坏的，我们与自然的“天人合一”状态是被我们自己的“精神”破坏的，那么，自觉性、理性、精神，就有责任归还原本属于我们的生活，弥补我们与自然的分裂状态。——话说起来容易，自觉性、理性、精神，有能力承担起自己的“原罪”吗？笔者认为，我们应该有耐心，借用时髦的话说就是“察其言，观其行”。只要有“农民”那样的耐心，就会像印度诗人泰戈尔所说的那样，在任何地方都会挖出黄金。

在对“生活”有了全新的认识之后，我们就会对基督教的“重生”、佛教的“涅槃”等概念有一种新的认识——拖曳着沉重的肉身的“旧我”死去，岂不是“新生”、“涅槃”；也会赋予古老的“天人合一”观念新的意义——克服了灵与肉的分裂状态，不就是千百年来人们渴望的“天人合一”？更重要的是，我们的天将会更蓝，我们的水将会更清，我们的心将会像真正的宗教徒那样充满慈悲和爱，更加平静、宁静。一句话，我们将生活得更幸福。因为我们能时时生活在——当下，能时时——在生活，能时时满足于自己当下的状态。请读者体会一下著名的棋经——《烂柯经》的故事：[3]

民国《县志》称：《遗愁集》记载，晋代有个名叫王质的樵夫，一天上山砍柴走进一处石室中，看见两个老人正坐在里面下围棋，就走上前立在一旁观看。老人给他一枚状如枣核的东西，含在嘴里便不觉得饥渴。一局还没下完，王质回头一看，发现斧柄已经烂了。王质赶紧下山回家，谁知家中面目全非，原先的父老乡亲早已不在人世。一打听，已历时两代，从此就有了“烂柯棋根”之说。[4]

唉！山中方一日，世上已千年！——这就是“在生活”的生动写照。[5]

让我们再一次默诵——就像宗教徒那样虔诚：是其所是，非其所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