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与余英时先生讨论《中国知识分子问题》-贵族与贫民


郝明玮评述:

   非常认同余英时先生对于中华文化自古传承的定义。我看,于连上了贵族夫人的床的主要原因是他的拉丁语带来了艳福,当然还有其他。而中国人的贵贱之分主要的不是钱和财富,也不在乎什么爵位,而在于是否有修养,这修养的学问是比较大的,就连歌女都必须是琴棋书画亨通才是上等。更不用说“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了。再说,我们常见到偏远山区的野夫,也不时有君子之谈。君子是中国人的人生价值向往,皇上与野夫同认此理。有书信交往时用的客套话:“聊效野人献暴之诚”可以为据

     人称中国的莎士比亚李渔先生在形容女人时有这样一段精彩的描述:“妇人作依不在艳而在洁,不在丽而在雅;不在合乎家庭,而在与己相宜”。可见这些,完全与西方文明价值取向相左,这就是不一样,但不是冲突。

   人类在互联网时代会有更多文明的融合而不是冲突。从现在起,中国认真的研究和挖掘中华文化中与现代文明的契合因素,恐怕是余英时和余英时们的重要任务,为中国和人类提供和寻找向上的意识依据,知识分子任重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