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在与虚无--张修林随笔作品印象
作者：林继明
张修林的文章大多为讥评社会陋习之类，自称“随笔”，他的博客标题是“社会和哲学的张修林”，此言一出，就让人敬畏三分，近日有幸拜读了几篇，觉得有一文曰《接受和发现》体会颇深，便拿来介绍给大家，并写一点读后感，算是抛砖引玉，如有谬论望读者和张先生勿怪，以下便逐一剖析。
（一）“自然的影响”和“社会的影响”
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人的世界观是通过对自然的两次飞跃形成，第一次是“感性认识”，第二次是“理性认识”，通俗说来就是，前者为人类对自然的感官认识，后者是对前者的一种认识，所以世界观也叫“认识论”。
《接受和发现》里把这种关系，分解为“接受和发现”，所谓“接受”是指人一生下来就看到的东西，它是强加给别人身上的产物，而所谓“发现”是指人在“接受”过程中所形成的世界观。——作者此理论条理清晰，可称一说。
作者认为，“接受”是一个人不可自由选择的自然和社会环境，在“接受”方面（自然对人的影响方面），它同样有两个要素，即：“自然对人的影响”和“社会对人的影响”。他说，自然的影响比较“客观化”、“固定化”，——人一生下来，就强加给了人，它对每一个同时代出生的人而言，都是“客观”的，和“固定“的，对谁都一样，没有等级的区分。
我非常赞同自然存在的“客观化”之论，但是对所谓的“固定化”之说，却持有不同见解。首先我认为，物质世界是在运动中存在和发展的，每一秒钟，自身都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并赋予了人类不同的东西，以及它的存在方式。
就作者的意思讲，虽然我们每一个人抬头看到的都是同一个太阳，这似乎是自然界给予我们的平等，但事实上这样的平等对我们人生而言，应该是相对的，这个世界从来就没有什么绝对的“固定化”产物，人类社会自有私有制以来，就是在不平等的演进。
所以，人对自然的感知会因不同的个人，不同的世界观而产生相异的认识，更不用说是人对自然界那种跨时代的认识，甚至在相距甚远的“古代、近代与现代——和不同地域自然界，在对自然的感知，”了。
其实很简单，由于宗教的影响，自然对人类的影响，存在着截然不同的关系，16世纪前，世界基本是以自然界为主导，16世纪后，特别是18~19世纪的工业革命后，人类对自然界的改造，几乎超出了当时人的基本生存环境和必要条件。随着人类在科技领域日新月异的发展，人类再也不满足自然给予我们人类的自然产物，一种“以人为本”的概念，在人类的思想深处开始涌动、然后变为行动。
然而正如马克思告诫的那样：“我们不应该过于陶醉对自然界的那些改造，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都报复了我们”（大概意思）。所以说，人和自然之间的互动，从来就是复杂的、不断变化的，以及主次不定的周而复始。
所以说，作者对自然界存在的方式，仅局限于哲学上相对于“内因”和“外因”名称的解释上，其实，外因同样在发生着变化，我们现在看到的自然界，并非它的本来面貌，它每时每刻都在变迁。
文章同样把“社会对人的影响”也概括了两个要素，一是其他人（身边认识的人）对自己“施加”的影响，二是一种无形的力量对自己“施加”的影响，比如“行政”的、社会道德观的、社会俗定的，以及随时间与距离不同所产生的。
作者的这种观念，我基本同意，因为它符合人的存在方式，马克思主义对人的本质给出的定义，是目前世界上对人的本质最为准确的归纳，即：“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就是说，人与动物的区别，不仅在于人类有改造自然的能力，而且，人的存在方式，是一种整个社会性的相互关系。其实作者想要表达的就是这个思想。
作者把社会对人的影响称作为一种由历史文明积淀形成的所谓“道理”，他认为，人不能、或者不可以跳出这个自然和社会给我们每个人设定好的模式，特别是谁要是违背了社会给人的“道理”框架，社会就会反过来处罚你，就像自然界对待人类的改造一样。
作为我们对整个社会某些不公正事情的认识，无疑作者的感叹，具有鲜明的立场和批判性，但是作为一种理性的思考，它恰恰是我们人类需要不断去改造自然、完善自身的任务，从后者的高度看，作者的感叹更像是一种消极的“接受”。
因此他认为，“人在接受中所形成的发现，即认识与看法，……乃因外力强加而不自觉形成……周围人的影响……存在趋同心理，基本上与自己无关”——他认为那是“外因”的作用。有太多的“人云亦云”、因而“思维僵硬，意识模糊，而且造成个性沦丧”，总之毫无“真知烁见”可言。
那么既然那是社会根据自然的“固定化”法则，给人划出的生存圈，却又试图抨击它的迂腐性，既不可抗拒、又不可接受，“天不变，道亦不变”，人又岂能改变这看上去不适合作者生存条件的世界呢？尽管他的“道理”一再被社会上普遍存在和接受这种观念的人（比如，无意中与一位工厂的同事谈起了什么是道理这个问题）看成是“白读了几年书，连这个起码的道理都不懂”。
应该看到，作者对这个世界的“固定化”模式，表示了他的强烈不满，并进行了反思，他这样写道：“每个时代的所谓道理肯定不是一成不变的”。然而我们清楚的读到，作者是如此描写人类对世界的“接受和发现”的（请读张修林该文的前两段落，本文略）。
文中，作者似乎并不屑与去同那些迂腐的思想和观念，进行真理层面的辩论，他认为，“一切人类的先驱，都会不同程度地受到非议和打击”，而且，越是倍受打击，说明该先驱对世界的发现价值就越大。因而就作者与其同事之间的问题争论方面，越是被同事们不理解，越证明他的先进性，——也许作者一厢情愿的把自己放在了“人类的先驱”位置上，而仿佛自己更靠近了珈利略。
但问题是，当他的同事在与其辩论未果时，都可能有种“鸡对鸭讲”的感觉，而真理只有一条，可在一些生活琐事上，谁去进行评判呢？所以，我们有时候在遇到类似感叹时，是否应该换个位置去考虑，迂腐的思想既然能够得到大众的认可，就一定有它存在的理由。
因此，无论是从作者以上的概念性认识上，还是他在适应自然和社会的环境时，都表现了消极的“接受”、矛盾的“发现”，我们不难看出，作者的世界观既是年轻的，其社会环境的适应能力又是脆弱的，乃至在思想的十字路口徘徊不定，像迷途的游子。
（二）“文化界定”和“意义界定”
不仅如此，文章还进一步阐述了另外一个非常崭新的理论名字：“文化界定”和“意义界定”——这种叫法恕我才疏学浅没听说过，“文化界定”的意思，从字面上看，应该看成是“文化的界定”讲，也就是说，它给某一事物定下了存在的价值，说白了就是一个准则。但是“意义界定”一词却不太好懂，“文化”是个名词，是个被抽象化的物质存在，而“意义”是个形容词，是受众群体的感受，人的感受各不相同，如何强制界定它的普遍价值观？
不过作者的意思我大致清楚，他可能是想表达，这个世界的每个领域，都存在着一个权威性的界定者，这个界定者以“法人”的身份，规定了我们这个大到世界、整个社会，小到某个团体、家属。文化界有标准、某件事情有无意义，同样需要界定，总之，任何事物的存在，都首先要面临权威的“界定”，它可能就是作者在文中阐述的“社会对人影响”的“固定化”模式。
接下来他又说：“时刻是时间的具体化形式……每一时刻中事物的意义可能是变化的”，“时刻”是什么——它是个时间范围，是现在进行式，作者将时间看成是历史的长河，而时刻，是该长河里的每一滴跳跃着的水珠。
他又认为，假定，即某一领域的行为准则，都不是永恒的，权威理论需要发展，——这个我非常同意。不同意的是，他把时间解释为绝对“抽象“的产物，仅仅是把对时间的认识定位在是否看得见，摸得着的基础上，事实上，时间是一切物质存在的方式之一，它是物质运动的延续性，而非纯粹的抽象物。
时间的可贵在于其本身就是历史长河中的每一滴水珠，它既无穷小、又无穷大，只要宇宙存在，时间就以物质的运动形式延续着历史的痕迹。而我们人类之所以能够得到代代延续和发展，也正是靠着这伟大的运动，它是物质存在本质上的文明体现，而不是所谓“虚无“的构成。
《接受和发现》有个显著的特点，那就是包含了太多的新名词，而且又看上去非常的晦涩，“超级假定”就是其中的一个。“假定”说，我们刚才已经理解了，那是应该被普遍遵循的人类行为准则，“超绝”，顾名思义就是凌驾于社会一切准则的东西，它是什么？
作者回答是——宗教和它无限的力量。作者看到，在人类自有宗教以来，人对宗教的神圣地位很少有被亵渎的现象，即便宗教里的上帝，原本就是人制造出来，为希求得到一种力量的保护。
当人在一切不可抗拒的社会关系中，没有自由、或者再度失去自由的人们，便心甘情愿的希望有一种超然的力量，来解释他们命运的原罪性，或者保佑他们能够获得前所未有的不属于他们的那部分。于是，人根据自身对自然的心理需求，打造出了不为人类所控制，反而控制人类思想的一种人的异化力量，以平衡这个世界的不平衡发展。
也许作者已经看到了宗教的伟大作用和力量，它将一切富贵贫贱的人，归于平等之下，将一切虚伪向上帝忏悔，以取得灵魂的赎罪，然而出了教堂，该什么样还是照旧，原来怎么做还要继续，直到下一次的礼拜。——很不幸，这就是宗教在我们这个世界的写照。
所以，当作者在仰慕西方宗教“超然假定”所显示的积极意义时，他的目光被那些虚伪的虔诚者所迷惑，因为所谓宗教的“超然假定”，在我们这个世界，不是被用来为自己恶劣的行为当遮羞布，就是被统治利用，用作麻痹和统治人民的工具。
在中国古代，宗教被统治阶级利用一度达到了顶点，西方是由红衣主教为国王主持加冕仪式，在中国却是由皇帝决定国教和它们的座次。秦始皇因为痛恨儒术，一夜焚尽天下儒书，刘邦尊孔，天下儒生便又跟着扬眉吐气起来，但后来刘邦觉得儒术“气味太浓，不甚合用”，于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道家又开始走运，而到了汉武帝时期，刘彻为了自己的统治需要，遇见了满腹经纶的董仲舒，君臣一拍即合，决心“废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似乎又有出头之日，到了唐太宗时期，其一经信佛，便兴师动众有了唐玄奘西下取经……一直到洪秀全当年起事，装神弄鬼地到处散发西方基督教的帖子，胡说自己是奉天神明等等……
所以说，在中国并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宗教，以及信教徒，不同的宗教和教派都可以和平相处，你上午刚去过佛庙烧过早香，下午完全可以去金碧辉煌的教堂，去感受那里别样的安静和虔诚，顺便路过咱们中国的道馆，也拜一下礼多神不怪。
宗教在中国的力量，或许仅仅在于老天保佑，又更像是一块旅游资源地，被看上去很虔诚的人，当作到此一游的纪念。所以就宗教的本质而言，中国人把其天下平等的意义，演化成了一种本国文化的多样性，这是宗教的不幸，或许是人类的大幸。
因为，历史上的每一次局部范围以上的战争，都渗透着宗教的影子，波黑和塞族一个宗教两个派别都打得不可开交，最后拆成了两个国家才算完事。不仅是西方，巴印冲突主要的导火线是两国交界的克舍米尔地区，那是帝国主义设计的阴谋所至。克舍米尔巴占区，信佛的占绝对多数，与本国国教相冲突，而克舍米尔印占区，信伊斯兰的居广，又与其本国国教所不容，两个宗教都背靠国家的支持，不打才怪。
但是，这在中国永远不会发生的，中国本来就没有真正的信教徒，即便有一些，也并非群体而居，难起风浪。也许西藏曾有隐患其中，那里是喇嘛教，佛教的一种，但它的教义，早已经在历史的变迁中，与佛教风马牛不相及。
西藏的稳定，其实为世界做了个样板，由此我们也发现，其中所谓宗教的“超然假定”，如果真的存在的话，也并非是一成不变的，就像我们人类在对待这个世界的一切事物时，自然的影响、社会的影响，其实既存在又不存在，人类的意义不仅在与接受和发现它们，更重要的是去创造一个每天都不同的新世界，也许，这正是我今天快乐的去评论张先生这篇佳作的原因。
（三）《接受和发现》的写作问题
我之所以称张先生此文为佳作，不是该文的辞藻有多么的华丽，他的这篇作品，远没有《去唐朝作客》来的优美，但是前者所包含的意义和作者个人的思想，是后者所根本不能够比拟的。一篇好的文章，应该包括主题的鲜明、文字的朴素，以及最重要的是应该包含作者的思想。
《去唐朝作客》虽然以历史为主线，以浪漫主义的笔触，将作者与历史上的人物进行了对话，但遗憾的是，读者除了看到历史人物鱼贯而入外，就是接受了这样的一个暗示，那就是作者的博学。其实，张的这篇历史题材选的非常的巧妙和厚实，完全可以写成长篇系列，但从该篇的行文看，仿佛过于匆忙，像是在赶稿。其中除了介绍了历史人物的个性和主张外，根本看不到作者想要表达的现实意义。
《接受和发现》不一样，虽然此文严格的看，作者的心里矛盾突出，逻辑相悖之处又不少，而且中间在讲述与同事发生争辩时，也似有粗拙之笔，但是它却具备了一篇优秀作品的两大属性，那就是主题富有现实的批判价值，以及它凝集了作者的思考，尽管它可以是不成熟的，甚至可以是错误的，然而它却给了读者一个思辩的空间。
而从写作的角度看，张先生确实有很厚的文学功底，为评论他的这篇作品，我因此浏览了他不少文字，他的文字或多或少总是在思考问题，其风格仿佛也已经形成个性化，这是难能可贵的地方。当然除了我刚才提到的《去唐朝作客》。
这篇看似独居匠心的作品，由于本身没有融入自己的思想，所以暴露出某些似曾相似的模仿痕迹。二十多年前，我读过柏杨先生的《歪谈西游记》（书名有误），几年前翻过《水煮三国》、《大话西游》等，类似的写作手法，已被无名小辈滥用，把一个很有特色的历史题材，借用得让人一看就要倒胃口，而不幸张修林先生这么有水准的作家，却在利用它时，也疏于把握，实在是可惜。
一部《上海宝贝》，为卫惠获得“身体写作”的标签，其影响力使当时的中文论坛，掀起了部分“跟风”的行为主义潮流，但坦率说，后人借于模仿的作品，没有一篇达到《上海宝贝》的影响力，不是他们没有实力，盖因那些同样用“身体写作”的作品，已不具备第一个冲破传统文学价值观的功能，模仿所能到达的高度，类似于“东施效颦”而已。
尝试别人的作品风格本无可非议，但是，近乎于临摹的创作方法，与“东施效颦”没有多少区别，自己明明尚未达到某个文学领域高度，却要被虚荣所累，结果令读者贻笑大方。这里讲一个故事：说中国历史上的晋国一度曾时兴进补，大凡有富贵人家皆以人参、鹿茸等大补身体，以至于常常出现发“羊角风”的副作用，穷人每每羡慕不已，为表示自己也是富人，常在人多地带无故倒地，抽他们的“羊角风”，一时晋国“羊角风”成风，成为时髦的顽疾。
当然作者写作的出发点，永远是希望别出心裁，而引起读者特别的关注，采取乱弹手法写作，也无非是想借古喻今，说出不方便表达的思想，不过，当我们在借用他人风格时，尤其是时下流行的痞子风格时，一定要把握好它的尺度和它的思想。一篇优秀的作品，可以朴素得像篇日记，但是它传递的信息、所要表达的思想，一定要鲜明和富有作者的个性。在此让我们共勉，为我们热爱的网易部落贡献出更多优秀的作品。
作者：林继明
张修林的文章大多为讥评社会陋习之类，自称“随笔”，他的博客标题是“社会和哲学的张修林”，此言一出，就让人敬畏三分，近日有幸拜读了几篇，觉得有一文曰《接受和发现》体会颇深，便拿来介绍给大家，并写一点读后感，算是抛砖引玉，如有谬论望读者和张先生勿怪，以下便逐一剖析。
（一）“自然的影响”和“社会的影响”
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人的世界观是通过对自然的两次飞跃形成，第一次是“感性认识”，第二次是“理性认识”，通俗说来就是，前者为人类对自然的感官认识，后者是对前者的一种认识，所以世界观也叫“认识论”。
《接受和发现》里把这种关系，分解为“接受和发现”，所谓“接受”是指人一生下来就看到的东西，它是强加给别人身上的产物，而所谓“发现”是指人在“接受”过程中所形成的世界观。——作者此理论条理清晰，可称一说。
作者认为，“接受”是一个人不可自由选择的自然和社会环境，在“接受”方面（自然对人的影响方面），它同样有两个要素，即：“自然对人的影响”和“社会对人的影响”。他说，自然的影响比较“客观化”、“固定化”，——人一生下来，就强加给了人，它对每一个同时代出生的人而言，都是“客观”的，和“固定“的，对谁都一样，没有等级的区分。
我非常赞同自然存在的“客观化”之论，但是对所谓的“固定化”之说，却持有不同见解。首先我认为，物质世界是在运动中存在和发展的，每一秒钟，自身都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并赋予了人类不同的东西，以及它的存在方式。
就作者的意思讲，虽然我们每一个人抬头看到的都是同一个太阳，这似乎是自然界给予我们的平等，但事实上这样的平等对我们人生而言，应该是相对的，这个世界从来就没有什么绝对的“固定化”产物，人类社会自有私有制以来，就是在不平等的演进。
所以，人对自然的感知会因不同的个人，不同的世界观而产生相异的认识，更不用说是人对自然界那种跨时代的认识，甚至在相距甚远的“古代、近代与现代——和不同地域自然界，在对自然的感知，”了。
其实很简单，由于宗教的影响，自然对人类的影响，存在着截然不同的关系，16世纪前，世界基本是以自然界为主导，16世纪后，特别是18~19世纪的工业革命后，人类对自然界的改造，几乎超出了当时人的基本生存环境和必要条件。随着人类在科技领域日新月异的发展，人类再也不满足自然给予我们人类的自然产物，一种“以人为本”的概念，在人类的思想深处开始涌动、然后变为行动。
然而正如马克思告诫的那样：“我们不应该过于陶醉对自然界的那些改造，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都报复了我们”（大概意思）。所以说，人和自然之间的互动，从来就是复杂的、不断变化的，以及主次不定的周而复始。
所以说，作者对自然界存在的方式，仅局限于哲学上相对于“内因”和“外因”名称的解释上，其实，外因同样在发生着变化，我们现在看到的自然界，并非它的本来面貌，它每时每刻都在变迁。
文章同样把“社会对人的影响”也概括了两个要素，一是其他人（身边认识的人）对自己“施加”的影响，二是一种无形的力量对自己“施加”的影响，比如“行政”的、社会道德观的、社会俗定的，以及随时间与距离不同所产生的。
作者的这种观念，我基本同意，因为它符合人的存在方式，马克思主义对人的本质给出的定义，是目前世界上对人的本质最为准确的归纳，即：“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就是说，人与动物的区别，不仅在于人类有改造自然的能力，而且，人的存在方式，是一种整个社会性的相互关系。其实作者想要表达的就是这个思想。
作者把社会对人的影响称作为一种由历史文明积淀形成的所谓“道理”，他认为，人不能、或者不可以跳出这个自然和社会给我们每个人设定好的模式，特别是谁要是违背了社会给人的“道理”框架，社会就会反过来处罚你，就像自然界对待人类的改造一样。
作为我们对整个社会某些不公正事情的认识，无疑作者的感叹，具有鲜明的立场和批判性，但是作为一种理性的思考，它恰恰是我们人类需要不断去改造自然、完善自身的任务，从后者的高度看，作者的感叹更像是一种消极的“接受”。
因此他认为，“人在接受中所形成的发现，即认识与看法，……乃因外力强加而不自觉形成……周围人的影响……存在趋同心理，基本上与自己无关”——他认为那是“外因”的作用。有太多的“人云亦云”、因而“思维僵硬，意识模糊，而且造成个性沦丧”，总之毫无“真知烁见”可言。
那么既然那是社会根据自然的“固定化”法则，给人划出的生存圈，却又试图抨击它的迂腐性，既不可抗拒、又不可接受，“天不变，道亦不变”，人又岂能改变这看上去不适合作者生存条件的世界呢？尽管他的“道理”一再被社会上普遍存在和接受这种观念的人（比如，无意中与一位工厂的同事谈起了什么是道理这个问题）看成是“白读了几年书，连这个起码的道理都不懂”。
应该看到，作者对这个世界的“固定化”模式，表示了他的强烈不满，并进行了反思，他这样写道：“每个时代的所谓道理肯定不是一成不变的”。然而我们清楚的读到，作者是如此描写人类对世界的“接受和发现”的（请读张修林该文的前两段落，本文略）。
文中，作者似乎并不屑与去同那些迂腐的思想和观念，进行真理层面的辩论，他认为，“一切人类的先驱，都会不同程度地受到非议和打击”，而且，越是倍受打击，说明该先驱对世界的发现价值就越大。因而就作者与其同事之间的问题争论方面，越是被同事们不理解，越证明他的先进性，——也许作者一厢情愿的把自己放在了“人类的先驱”位置上，而仿佛自己更靠近了珈利略。
但问题是，当他的同事在与其辩论未果时，都可能有种“鸡对鸭讲”的感觉，而真理只有一条，可在一些生活琐事上，谁去进行评判呢？所以，我们有时候在遇到类似感叹时，是否应该换个位置去考虑，迂腐的思想既然能够得到大众的认可，就一定有它存在的理由。
因此，无论是从作者以上的概念性认识上，还是他在适应自然和社会的环境时，都表现了消极的“接受”、矛盾的“发现”，我们不难看出，作者的世界观既是年轻的，其社会环境的适应能力又是脆弱的，乃至在思想的十字路口徘徊不定，像迷途的游子。
（二）“文化界定”和“意义界定”
不仅如此，文章还进一步阐述了另外一个非常崭新的理论名字：“文化界定”和“意义界定”——这种叫法恕我才疏学浅没听说过，“文化界定”的意思，从字面上看，应该看成是“文化的界定”讲，也就是说，它给某一事物定下了存在的价值，说白了就是一个准则。但是“意义界定”一词却不太好懂，“文化”是个名词，是个被抽象化的物质存在，而“意义”是个形容词，是受众群体的感受，人的感受各不相同，如何强制界定它的普遍价值观？
不过作者的意思我大致清楚，他可能是想表达，这个世界的每个领域，都存在着一个权威性的界定者，这个界定者以“法人”的身份，规定了我们这个大到世界、整个社会，小到某个团体、家属。文化界有标准、某件事情有无意义，同样需要界定，总之，任何事物的存在，都首先要面临权威的“界定”，它可能就是作者在文中阐述的“社会对人影响”的“固定化”模式。
接下来他又说：“时刻是时间的具体化形式……每一时刻中事物的意义可能是变化的”，“时刻”是什么——它是个时间范围，是现在进行式，作者将时间看成是历史的长河，而时刻，是该长河里的每一滴跳跃着的水珠。
他又认为，假定，即某一领域的行为准则，都不是永恒的，权威理论需要发展，——这个我非常同意。不同意的是，他把时间解释为绝对“抽象“的产物，仅仅是把对时间的认识定位在是否看得见，摸得着的基础上，事实上，时间是一切物质存在的方式之一，它是物质运动的延续性，而非纯粹的抽象物。
时间的可贵在于其本身就是历史长河中的每一滴水珠，它既无穷小、又无穷大，只要宇宙存在，时间就以物质的运动形式延续着历史的痕迹。而我们人类之所以能够得到代代延续和发展，也正是靠着这伟大的运动，它是物质存在本质上的文明体现，而不是所谓“虚无“的构成。
《接受和发现》有个显著的特点，那就是包含了太多的新名词，而且又看上去非常的晦涩，“超级假定”就是其中的一个。“假定”说，我们刚才已经理解了，那是应该被普遍遵循的人类行为准则，“超绝”，顾名思义就是凌驾于社会一切准则的东西，它是什么？
作者回答是——宗教和它无限的力量。作者看到，在人类自有宗教以来，人对宗教的神圣地位很少有被亵渎的现象，即便宗教里的上帝，原本就是人制造出来，为希求得到一种力量的保护。
当人在一切不可抗拒的社会关系中，没有自由、或者再度失去自由的人们，便心甘情愿的希望有一种超然的力量，来解释他们命运的原罪性，或者保佑他们能够获得前所未有的不属于他们的那部分。于是，人根据自身对自然的心理需求，打造出了不为人类所控制，反而控制人类思想的一种人的异化力量，以平衡这个世界的不平衡发展。
也许作者已经看到了宗教的伟大作用和力量，它将一切富贵贫贱的人，归于平等之下，将一切虚伪向上帝忏悔，以取得灵魂的赎罪，然而出了教堂，该什么样还是照旧，原来怎么做还要继续，直到下一次的礼拜。——很不幸，这就是宗教在我们这个世界的写照。
所以，当作者在仰慕西方宗教“超然假定”所显示的积极意义时，他的目光被那些虚伪的虔诚者所迷惑，因为所谓宗教的“超然假定”，在我们这个世界，不是被用来为自己恶劣的行为当遮羞布，就是被统治利用，用作麻痹和统治人民的工具。
在中国古代，宗教被统治阶级利用一度达到了顶点，西方是由红衣主教为国王主持加冕仪式，在中国却是由皇帝决定国教和它们的座次。秦始皇因为痛恨儒术，一夜焚尽天下儒书，刘邦尊孔，天下儒生便又跟着扬眉吐气起来，但后来刘邦觉得儒术“气味太浓，不甚合用”，于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道家又开始走运，而到了汉武帝时期，刘彻为了自己的统治需要，遇见了满腹经纶的董仲舒，君臣一拍即合，决心“废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似乎又有出头之日，到了唐太宗时期，其一经信佛，便兴师动众有了唐玄奘西下取经……一直到洪秀全当年起事，装神弄鬼地到处散发西方基督教的帖子，胡说自己是奉天神明等等……
所以说，在中国并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宗教，以及信教徒，不同的宗教和教派都可以和平相处，你上午刚去过佛庙烧过早香，下午完全可以去金碧辉煌的教堂，去感受那里别样的安静和虔诚，顺便路过咱们中国的道馆，也拜一下礼多神不怪。
宗教在中国的力量，或许仅仅在于老天保佑，又更像是一块旅游资源地，被看上去很虔诚的人，当作到此一游的纪念。所以就宗教的本质而言，中国人把其天下平等的意义，演化成了一种本国文化的多样性，这是宗教的不幸，或许是人类的大幸。
因为，历史上的每一次局部范围以上的战争，都渗透着宗教的影子，波黑和塞族一个宗教两个派别都打得不可开交，最后拆成了两个国家才算完事。不仅是西方，巴印冲突主要的导火线是两国交界的克舍米尔地区，那是帝国主义设计的阴谋所至。克舍米尔巴占区，信佛的占绝对多数，与本国国教相冲突，而克舍米尔印占区，信伊斯兰的居广，又与其本国国教所不容，两个宗教都背靠国家的支持，不打才怪。
但是，这在中国永远不会发生的，中国本来就没有真正的信教徒，即便有一些，也并非群体而居，难起风浪。也许西藏曾有隐患其中，那里是喇嘛教，佛教的一种，但它的教义，早已经在历史的变迁中，与佛教风马牛不相及。
西藏的稳定，其实为世界做了个样板，由此我们也发现，其中所谓宗教的“超然假定”，如果真的存在的话，也并非是一成不变的，就像我们人类在对待这个世界的一切事物时，自然的影响、社会的影响，其实既存在又不存在，人类的意义不仅在与接受和发现它们，更重要的是去创造一个每天都不同的新世界，也许，这正是我今天快乐的去评论张先生这篇佳作的原因。
（三）《接受和发现》的写作问题
我之所以称张先生此文为佳作，不是该文的辞藻有多么的华丽，他的这篇作品，远没有《去唐朝作客》来的优美，但是前者所包含的意义和作者个人的思想，是后者所根本不能够比拟的。一篇好的文章，应该包括主题的鲜明、文字的朴素，以及最重要的是应该包含作者的思想。
《去唐朝作客》虽然以历史为主线，以浪漫主义的笔触，将作者与历史上的人物进行了对话，但遗憾的是，读者除了看到历史人物鱼贯而入外，就是接受了这样的一个暗示，那就是作者的博学。其实，张的这篇历史题材选的非常的巧妙和厚实，完全可以写成长篇系列，但从该篇的行文看，仿佛过于匆忙，像是在赶稿。其中除了介绍了历史人物的个性和主张外，根本看不到作者想要表达的现实意义。
《接受和发现》不一样，虽然此文严格的看，作者的心里矛盾突出，逻辑相悖之处又不少，而且中间在讲述与同事发生争辩时，也似有粗拙之笔，但是它却具备了一篇优秀作品的两大属性，那就是主题富有现实的批判价值，以及它凝集了作者的思考，尽管它可以是不成熟的，甚至可以是错误的，然而它却给了读者一个思辩的空间。
而从写作的角度看，张先生确实有很厚的文学功底，为评论他的这篇作品，我因此浏览了他不少文字，他的文字或多或少总是在思考问题，其风格仿佛也已经形成个性化，这是难能可贵的地方。当然除了我刚才提到的《去唐朝作客》。
这篇看似独居匠心的作品，由于本身没有融入自己的思想，所以暴露出某些似曾相似的模仿痕迹。二十多年前，我读过柏杨先生的《歪谈西游记》（书名有误），几年前翻过《水煮三国》、《大话西游》等，类似的写作手法，已被无名小辈滥用，把一个很有特色的历史题材，借用得让人一看就要倒胃口，而不幸张修林先生这么有水准的作家，却在利用它时，也疏于把握，实在是可惜。
一部《上海宝贝》，为卫惠获得“身体写作”的标签，其影响力使当时的中文论坛，掀起了部分“跟风”的行为主义潮流，但坦率说，后人借于模仿的作品，没有一篇达到《上海宝贝》的影响力，不是他们没有实力，盖因那些同样用“身体写作”的作品，已不具备第一个冲破传统文学价值观的功能，模仿所能到达的高度，类似于“东施效颦”而已。
尝试别人的作品风格本无可非议，但是，近乎于临摹的创作方法，与“东施效颦”没有多少区别，自己明明尚未达到某个文学领域高度，却要被虚荣所累，结果令读者贻笑大方。这里讲一个故事：说中国历史上的晋国一度曾时兴进补，大凡有富贵人家皆以人参、鹿茸等大补身体，以至于常常出现发“羊角风”的副作用，穷人每每羡慕不已，为表示自己也是富人，常在人多地带无故倒地，抽他们的“羊角风”，一时晋国“羊角风”成风，成为时髦的顽疾。
当然作者写作的出发点，永远是希望别出心裁，而引起读者特别的关注，采取乱弹手法写作，也无非是想借古喻今，说出不方便表达的思想，不过，当我们在借用他人风格时，尤其是时下流行的痞子风格时，一定要把握好它的尺度和它的思想。一篇优秀的作品，可以朴素得像篇日记，但是它传递的信息、所要表达的思想，一定要鲜明和富有作者的个性。在此让我们共勉，为我们热爱的网易部落贡献出更多优秀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