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载：政协委员冯培恩在发言中指出：从1986年到2005年的20年中，国人负担的政府行政管理费用由人均20.5元急剧攀升到498元，增长了23倍。究其原委，政府行政管理费用“超常规增长”与政府浪费现象密切相关。冯委员点出了诸如“公务用车、公款吃喝和公费出国”、“政府会议”、“‘政绩工程’和办公楼建设”以及“能源和资源”等方面的浪费现象。

　　确实如此，一方面，政府虽然再三强调要建设“节约型社会”，另一方面，却带头大肆挥霍浪费。现在官场上的很多“潜规则”已经到了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地步。

　　譬如“公款吃喝”，20年以前的话题是“四菜一汤”，后来演变成“四盆一缸”，这仅仅是在量上做文章。然而，不知从何时开始，突然发生了质变。现在官家设宴，已然是，“山珍海味寻常事，国酒洋酒只等闲”。还要美其名曰“食文化”、“酒文化”……在很多场合，其实在座的都不想吃、都不想喝，但为了维护“传统文化”，为了官场上的“感情”和“规矩”，就是“豁出了命也得干！”

　　又如“公车私用”，20年前上下班中央部委只有部长有专车，后来司局长们凑合着来个“合伙接送”。其他干部难得蹭一回，还有资格夸耀几天。然而，“公车改革”久拖不行，也不知从何时起，突然发生了质变。现在在某些中央部委，处长们都人手一车，地方政府则扩大到科长，加上自己有车本，想到哪里就到哪里，满世界转悠都是公车。

　　再如“形象工程”和“办公楼建设”，20年前修建“楼台庭阁”至少名义上对仕途还是“一忌”，后来对凑点“预算外资金”偷偷摸摸地“改善办公条件”上面也眼开眼闭了。然而，又不知从何时起，突然发生了质变。造高楼、建广场、修马路、架立交成了“政绩”，居然全国有148个城市要建成“国际化大都市”。中国好几个大城市的高楼数已然在世界上数一数二，欧美的城市倒像个“土老冒”般的乡村了（一位房地产商周游世界后的感慨）。

　　限于篇幅，不再一一列举。但有一疑问，不知冯委员的计算中，有无包括独具中国特色的“预算外资金”和“行政收费”，感觉上是“可能没有”，要是算上这一笔，恐怕这浪费的数字更是“海了去”了。就拿最有“正当理由”的政府作派——开会和发文来说，现在资讯发达，已经到了无论身在地球上的那个角落，只要上得了网就能直接对话的程度。为什么“传达精神”仍然必须一级级开会、一级级发文，“会多”是老传统，“文多”也来抢个“人均纸张消费量”的世界冠军？还有一点更想不通，就是现在什么都要“政府采购”，可一连上“政府”二字，同样的物资就要比市场上贵三分。

　　另一方面，说到“民生”，财政可就没了钱了，与19%的行政管理开支相比，简直是零头都不到。于是，以“民生”的名义，就要千方百计地多收税，千方百计地扩张公权力。发行彩票、慈善捐赠，本来是民间的社会行动，但只要有钱可进，都得归到政府的名下“统一”起来。

　　看起来，“公权力”非限制不可，应该成为每年两会的第一议题。现在国人习惯上常常将政府行政管理费用大归咎于公务员或干部人数太多，其实是一个误区。如果对公权力不加限制，即使是再精减一半人员，照样有能耐把国家的家底造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