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学小记——经济学的技术与价值

　　曾任美国总统的富兰克林说过：这个世界上除了死亡和税收之外，没有什么是确定无疑的。这话通常用以说明国民对税收的必然义务，但我对这句话的解读从来都是把重点放在后半句上：我们生活在一个极其不确定的世界中。而这种不确定的人生经历才是生命的真正迷人之处。你无法知道生命中你会遇到谁，发生什么事，而那不早不晚的相逢与邂逅常常让我们对命运无与伦比的精致发出惊叹。

　　就像我从来没有想到自己会出国学习，没有想到自己会到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泽尔滕工作过的母校接受经济学教育，没有想到自己会跟随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迪布鲁的弟子学习经济学。这一切成为现实源于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德国比勒费尔德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研究生院（BiGSEM）的院长Boehm教授（美国加州伯克利的博士，迪布鲁的弟子）来北师大访问，我给他做接待和英文翻译。机会就这样出现了，他邀请我到比勒费尔德大学开始我博士第一年的学习。

　　对于一个从来没有出过国的人来说，我对一切都充满着好奇和兴奋。在飞往德国的途中，连续十几个小时看不到黑夜；放眼望去都是大眼睛，高鼻梁的外国人；到处都是我不习惯的文字和发音；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地铁原来是可以如此的宽敞与舒适；房子因为这样设计，使得窗子和房子可以完美而和谐的搭配。但我最感兴趣的却是，这个优秀并骄傲的民族究竟有什么不一样。

　　来到比勒费尔德大学的第三天，Boehm教授指导完我的选课，我就开始上课了。半个学期四门课，每天疲于奔命。读不完的参考书，做不完的习题。这里的经济学和我在国内接受的经济学教育还是有点不一样的。在这里，数学几乎统治了经济学的任何一个分支学科。完全的数理经济学。不懂数学，在这里几乎无法生存，或者至少是生存的极其艰辛。

　　在BIGSEM（比勒费尔德经济与管理学院研究生院），有一句非常流行的说法：you need proofs for everything.任何一个推论，一个判断都需要进行证明。一个经济现象要在严格的假设条件下，做出数学模型来进行最后的判断。我不得不承认，在这短短的一个月，我经历了痛苦的思维转变。有些时候，痛苦并不一定是坏事，它带来的往往是一种认识。

　　就像我不会再轻易相信任何一个没有明确定义的判断。任何一个说法， 只要没有明确的定义，那么怎么说都是正确的。就像一个函数的最值是无穷大和无穷小，那么它是否有最值点，你说有也对，没有也对。原因在于，我们并没有一个明确的概念来定义这种无穷的情况是否是最值。在经济学中也是一样，如果没有明确的定义，很可能所有说法都是正确的，一旦所有的说法都对，很明显，这对我们认识世界并无助益。一个经济学的结论，如果不把假设前提说清楚，并且在这些假设的前提下，严格地按照数学逻辑进行推理的话，结论必然不能够让人满意。

　　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是极端复杂的，我们对于世界的认识永远只能是部分。我们必须保持必要的谨慎来把自己的分析严格地限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也就是要用假设前提来约束自己随时可能扩张的野心和虚荣。你可以说你观察了一百个例子都支持你的说法，或者说一百万个。但是，它仍然不是正确的。只要有一个反例，你的判断全盘皆输。这是逻辑。

　　现在看来，数学也许是最好的认识世界的工具，也只有数学能够直达真理，并伴随着确定性。经济学研究的性质决定了这门学科极容易内部发生混淆，并助长某些人的狂妄与自大。有经济学者抱怨说：这些年来，似乎经济学谁都搞得。这并不客观，有些人搞的经济学不过是在搅浑经济学的水。

　　原因很简单。经济学研究的全部问题归纳起来只是两个：一个是技术问题，一个是价值判断问题。当你把研究的目标归为单一，而在众多的可供选择的手段中选择一个最优的手段来满足这个单一目标的时候，这时的经济学就是技术问题。这不是谁都能够搞的。另一个我说是价值判断的问题，因为是在众多的目标中选择一个作为最终目标，这并不容易。关于哪个更好或者更值得，永远是有争论的。具有不同价值观的人往往会有不同的强调。而我们面临的很多问题，都是这两个问题的统一体。进行适时的划分和进行研究上的分工也许正在改变经济学的面貌。值得警醒的是：有些所谓搞经济学的人正费心地利用并操纵大众情感进行乖戾的“经济学研究”来博取虚荣。而他们所谓的研究不过是在众多的手段和众多的目的之间进行乖巧的组合与匹配来搅浑经济学的水。

　　作者：王天龙 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06级博士

　　现在德国比勒费尔德大学经济与管理研究生院（BIGSEM）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