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新论系列目录：

共和新说（1）：社会观依据、历史先例

共和新说（2）：权力互动、群体自治

共和新说（3）：治体分权：大三权分立制衡

共和新说（4）：全民参政、宪法保障

共和新说（5）：阶级斗争的理想形式（已先发表）

层级递进式选举制（1）：认识论依据

层级递进式选举制（2）：选举人制度

兼利主义: 民主应有之灵魂

共和民主的现代体现（1）：权力互动

权力互动最典型的表现是不同阶级力量之间的互动。只要社会仍然分化为利益对立的阶级/阶层/群体，它们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就是不可避免的。有时矛盾还会相当剧烈，常常潜在着发展为暴力的威胁。而大规模的暴力冲突必然会导致社会性的灾难，造成重大的生命财产损失。历史经验反复证明，共和民主制的政治运作有助于和平地、理性地协调阶级关系，减少甚至避免暴力威胁和流血冲突，让历史规律自然地促成不同阶级的消长兴亡。阶级的消长兴亡可以只是表现在人们社会关系性质的逐步改变，而不必表现为有关阶级个体成员的兴衰荣辱、生死存亡的大起大落。从而，社会的进步、人类福祉的提升不必非要通过一个阶级从肉体上消灭另一个阶级的方式来实现。

如在英国，从资产阶级崛起、到革命成功、及以后阶级关系的变化，基本上都是通过资产阶级联合其他平民与君主、地主贵族之间，商业资产阶级、工业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包括各阶级内部不同的政治思想派别之间，在共和体制内的权力互动，同时伴随着普选权的逐步扩大至全体适龄公民，渐进式地、较为和平地实现的。^〔1〕现在，君主不再君临一切，但皇室依然存在。贵族已不再是传统的权贵，但其荣衔也没有废除。他们均以其对国家社会的独特贡献继续受到人们的尊重。不过，像古罗马共和国一样，英国的共和民主也没有扩及其统治下的海外殖民地人民。于是北美白人移民们就接过了“No taxation without representation”（没有代表权就不纳税）的民主口号，被迫用暴力结束了专制的殖民统治，建立起另一个民主国家。

美国不存在传统的贵族或君主。美国的共和体制基本上是不同资产阶级集团之间的共和。它虽然曾经与南方种植园奴隶主阶级“共和”过，但最终未能避免一场血腥大战，这可能是因为美国没有像英国大宪章所体现的共和传统的长期熏陶的缘故吧，或是奴隶主们的阶级本性使然。美国的两党共和体制中，从联邦、到州郡、到基层，也基本上没有无产阶级或其它劳动阶级的地位。全国最大的工会组织“劳联－产联”也只是共和、民主两个资产阶级政党的尾巴。甚至绿党也被排除在总统候选人竞选辩论的讲台之外。美国也不愿将共和民主的精神扩大推行到国际关系中去，而是在世界范围内奉行单边主义，称王称霸。无论是对于国内的、还是世界的无产阶级、其它劳动人民、和一切被剥削、被压迫的人民，美国政府，尤其是共和党政府，并没有丝毫“共和”的精神。美国社会之所以长期基本稳定，除了其国内某种程度上的共和民主政治运作在相应程度上缓和了内部矛盾以外，还在更大程度上是由于它利用了世界秩序的无政府状态，对后进国家实行以军事暴力为后盾的经济剥削，用他国人民的血汗作为福利来安抚国内的人民。美国所实行的共和民主制度能否使其免除古罗马的最终命运，或是能在世界潮流的推动下得到进一步的自我完善，从而真正成为世界共和民主、即天下大同的推动者，尚有待历史来分晓。

在容纳无产阶级、劳动人民于共和体制之内这个问题上，欧洲，尤其是大陆国家，要比美国做得好一些。在那里，从最保守的资产阶级政治思想派别、到阶级色彩最鲜明的无产阶级政治思想派别，从右派、中右、中左、到左派，从基督教民主联盟、到社会民主党、到共产党、到绿党，无不都在共和民主的政治舞台上各显神通，有对抗、有联合，今天我联合你对抗他，明天你联合他对抗我，纵横捭阖，洗牌不断。这种互动不但是不同阶级力量之间的互动，还是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的互动。究竟哪种意识形态最接近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对广大人民最有利，让人民的选票来评判、让历史的实践来检验。就在这种和平的、理性的、反复的检验和评判的曲折过程中，社会在总的趋势上不断地得到改良，人民的福祉不断地得到提升。当然，欧洲基本上还是资本主义的，与美国有着共同性。欧美式的共和民主在总体上是建筑在资本雇佣劳动、对人类共同自然资源和集体智慧财产不平等占有的经济基础上的，不可避免地具有历史的局限性^[2]。将来欧美各国和世界范围内生产关系连同意识形态方面新的历史性变革需求，是否仍能在现有共和民主的框架内和平地或基本和平地得到实现，或者现有的共和民主体制能够和平地得到自我更新，以适应上述历史需求，还要让时间来证明。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上四颗并列的小星代表着四个阶级，是共和国体的象征。延续了半个多世纪的政治协商会议是一种共和的形式。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也注意界别、族别、性别等方面的广泛性，就这一点来说，也是体现了共和思想的。但是整个政治体制，在根本上并没有保障不同政见的党、派、人士的政治权利、乃至人身自由与安全。因此“共和”没有得到真正落实。作为社会主义政治基础的工人阶级、及其同盟军农民阶级也没有自己独立的政治组织可以在“共和”的架构中从下至上真正占有一席之地。现在，在基层企业治理的权力分配方面还明显地倒退了。改革开放以前尚有“两参一改三结合”，即工人参加管理等，但现在工人是名正言顺的雇佣劳动者，不再是工厂企业的主人了。倒是资本主义的德国，法律规定，所有大企业都必须实行劳资“共治”，体现了分权制衡的共和精神。反而在社会主义的中国，大多数的大企业虽然在理论上是“全民”所有的，但并没有实行由“全民”民主推选的管理者与作为“全民”之一部分的全体员工的联合“共治”。

除了阶级关系以外，族群文化关系在今日世界也愈见其重要性。随着世界各国人民的接触、交往日益频繁，人口在世界范围内的迁移规模日增，不同的族群带着不同的宗教信仰、文化习惯在各地广泛杂居的情况越发普遍，族群之间的摩擦、冲突在数量与规模上也与日俱增。同时，自冷战结束、苏美对峙消失以来，在原来的广大中间地带以及原苏联的边缘地带，民族、种族、宗教冲突和战争日渐普遍、频繁、激烈。要扭转这种趋势，除了对外要警惕和抵制某些大国为了争夺经济、政治影响力和军事战略要地而进行的离间分化、从中渔利之外，在具有共同的历史地理背景，而又在血统、信仰、文化等方面各不相同的族群之间，只有在共和式的联邦体制内实行权力共享，既互相制约并尊重各自的特殊性和特殊利益，又可以在利益共享的领域相互合作――而最大的共同利益则是抵御某些大国挑拨离间、分而霸之的图谋――才能达到以弱抗强、共存共荣的目的。

共和民主的现代体现（2）：群体自治

群体自治是各种社会群体之间实现有效的权力互动、实行共和民主的前提之一。

一个群体的成员可能分散各地，如不同阶级、界别、性别、党派团体等的地区性、全国性社团。有的群体则聚居于同一地域，如某些少数民族社区、行政社区、基层单位社区。无论是社团，还是社区，要在地方和国家的共和舞台上独立地发挥政治主体的作用，首先必须要做到该群体的自治。任何一个群体，如果依附于某一别的政治力量，凡事都要唯其马首是瞻，没有自己的独立“体格”，那么，即使形式上参与了共和政治的运作，还是不能达到共和的效果。

关于社区自治，还要多说几句：

民族自治：如中国的少数民族自治区。在美国，不像在中国那样少数民族基本上各自集中居住，而是普遍杂居的，所以美国的联邦制不存在族群自治的意义（见下文）。如何在不同族群的政治关系中体现共和民主的原则，在美国还是一个尚待解决的问题。

行政特区：如在中国是为了实行“一国两制”。美国的哥伦比亚特区则是首都所在地。

地方自治：上面说的“民族（地区）自治”也是一种地方自治，不过应该比一般的地方自治享有更多的自主权。其它的地方自治可以是出于经济原因，如发达程度差异，或经济性质独特。或是纯粹出于地理规模的考虑，即在较小的地理范围内实行自治（“小国寡民”），更有利于针对当地的情况和条件、更适切地满足当地人民的需要，如美国的联邦制。除了如凡蒂冈这样的“微型”国家外，一般都应实行适合各地实际情况的地方自治。在中国，地方的自治问题以及不同地区的利益和需要是否在中央决策层面得到了平等的代表，还是一个需要探讨的课题。

基层企事业单位、行政单位自治：企业单位一般都是自负盈亏的经济单位，当然应有一定的自治权。事业单位和基层行政单位（如村镇、街区等）也由于业务性质或服务的具体对象、范围的不同，应享有一定的自治权，才能更因地制宜地办好服务。基层“自治”，就是由基层的全体员工、民众自己管理自己，实行民主管理。这一点在世界的大多数地方都还没有实现。

无论国家大小，只有实行从基层到地方到中央不同层次、不同范围、不同程度的社区和社团自治，才能真正调动全民的政治热情、民主热情、主人翁精神，为全社会范围内的共和民主机制扎下坚实的基石，使之真正发挥出其优越性，而不至于被社会强势群体所挟持、扭曲、操纵。尤其在幅员辽阔、人口众多，或族群多元、文化多样，或地区间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国家内，如果地域、族群之间的权力分配，以及地方与中央之间的权力分配不公正、不协调，往往也是酿成社会纷争、动荡、甚至内战的祸根。以社区和社团自治为基础的共和式民主就为协调这种关系、铲除这种祸根提供了很好的制度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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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       参见崔文华教授《历史证明：宪政是各社会力量博弈的结果》一文，价值中国网站。http://www.chinavalue.net/showarticle.aspx?id=58413&categoryID=5

〔2〕       笔者：《政治经济学新论（二）：资本对于三大来源价值的霸权》等，价值中国本人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