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的古儒是和春秋战国时候的历史潮流格格不入的，当时法家要想统一，儒家是认为就是要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而且认为应该恢复到西周时代的八百诸侯的小共同体时代。孟子说“国虽百里可王也”，国家为什么要搞那么大？他们以一种王道，所谓王道，就是我前面讲的长者政治，父权和父责相对应，他们以王道反对霸道，霸道是强者政治，以贵族政治反对官僚政治。现在有些人说儒家主张专制主义，还有人说儒家有很早的民主精神，比如说民贵君轻。古儒的理想，应该说不是专制帝制，秦始皇那样的绝对不是他们的理想，但是当然他们也没有民主的理想，他们理想的政治就是贵族政治，所谓周制，就是一种贵族政治，用贵族政治反对官僚政治。

 

在传统时代，其实贵族政治本身是对君权的一种制约，而且贵族政治在适当的历史时期，往往可以成为宪政和民主产生的土壤。前一段时间热播的《大国崛起》中，我们看到英国的所谓大宪章，大宪章就是贵族政治，贵族限制了王权，就产生了大宪章。 

当时的儒家反对过很多，但是他们最激烈反对的，在孟子那个时代，就是杨墨两家。孟子激烈地批判，认为他们就是禽兽，认为杨墨两家是禽兽也，为什么杨墨两家令他那么愤怒呢？原因是杨子鼓吹个人主义，墨子鼓吹普适主义，这两者都对小共同体构成威胁。按照后人的解读，人们往往认为墨家是过分的理想主义，号称是为了天下我可以舍身往死

拔一毛以利天下不是不该为，而是不敢为，在孟子看来你没有这个权利，你的一切不是属于自己个人，不是属于国家，而是属于小共同体。所以墨子没有父母，在孟子看来大逆不道。杨子他爱护自己的一毛，如果是基于父母的意愿，这当然是好的，但是如果是为了自己的意愿，那当然就不行。因此在这个方面，孟子认为杨墨都是邪说。当时的儒家的一个特点，在小共同体受到冲击，一方面是国家主义，一方面是伪个人主义兴起的局面上，他是在两面作战，可是后来人们就发现，周制衰亡以后，其实兴起的不是杨子的那一套，也不是墨子的那一套。杨朱讲的个人主义，就是讲个人自己，他不是说为了皇帝我可以六亲不认，不是爹亲娘亲不如皇帝亲，不是讲这个，但是这一套后来不适用。墨子说的是兼爱非攻，这一套民本的普世主义也是行不通的。实际上杨墨两家都随着周制的衰亡而逐渐的湮没，那个时候却兴起了一种军国主义，为了君主的利益打破族群的认同，说的简单一点，就是爹亲娘亲不如皇上亲，为了皇上我可以六亲不认，那么这样的一种现象，在小共同体内部，你好像觉得他是一种反父权，是一种个人解放，但是那一种个性解放是伪个性解放，这两种东西都开始出现。

 

这两种趋势的代表，就是战国时候兴起的法家。在先秦诸子中，儒法这一对对立，是比较突出，可以看到在任何方面，法家都是和儒家对立。儒家讲性善论，那是建立在宗族、血缘天然亲情上，而法家是讲国家主义，或者说讲绝对君权，说的简单一点，法家认为为了皇上可以杀爹、杀娘，可以出卖老师，可以六亲不认，可以干种种在儒家看来很大逆不道的事情。

 

法家为了实现这一点，他就要千方百计地淡化亲情，儒家说人各亲其亲、长其亲，法家则提出“亲亲则别，爱私则险，民众而以别险为务，则民乱”，说的简单一点，你们每个人都听家长的，谁听我的？那我皇权不就被架空了？所以你们都应该听我的，叫你们做什么就做什么。为了否定亲亲、性善之说，《韩非子》甚至说，所有的人都是不可信的，根本就没有亲情这一回事，连父子、夫妻都不可信，其他还有什么亲情可言呢？在这里我要讲，以前很多著作说西方文明是一种性恶论的文明，中国文明是一种性善论的文明，其实照我看，古今中外我阅读范围内，最极端的性恶论就是法家的，要比任何西方著作中，当然我的阅读范围有限，也许别人能够找到更极端的，但是我没有看到。

 

韩非讲，老婆对于丈夫都是狼，父亲对于儿子都是狼，他们都是自私的，你别相信什么亲情。好了，这是性恶论可以进入到亲人领域，而且性恶论还可以成为一种价值判断，也就是说人们不仅事实上性恶，而且你也应该性恶，因为你性恶有利于君主的统治。为什么呢？你自私，第一你怕死，怕死我就可以威胁你。第二你贪钱，我就可以利用你。法家最喜欢讲得就是赏罚，所谓赏，就是以利诱之，所谓罚，就是以威胁之。

 

韩非说，所有人正是因为有人性的弱点，所以我们可以利用这个弱点，把你们都治得服服帖帖。但是如果你超越了这个人性弱点，那就难了，一个人如果既不图富贵又不怕杀头，在韩非看来就有造反的危险。所以他说，“若为此臣者，不畏重诛，不利重赏，不可以罚禁也，不可以赏使也，此谓之无益之臣也，吾所少而去也”。

秦汉时代出现一个现象，人们有伪恶，也就是说你实际上不是那么坏，但是你要不得不表现得比较坏，否则你就很难征服。我们知道一个最有名的例子，萧何，据说这个人刘邦很信任他，刘邦在外打仗萧何是丞相，但是后来有人说后方人非常认同萧何，是一个孔繁森式的好干部，大公无私，道德高尚，很了不得。这个刘邦一听，脸就掉下来了，萧何听到这种反应，顿时就感到很恐怖，因为他知道，这样一来他就很危险了。于是他就怎么样呢？马上就贪赃枉法一把，然后欺男霸女，大家纷纷向刘邦告状，说萧何简直不象话，做了这么一些事，刘邦听了以后说原来萧何也不过如此，他没有什么抱负，这个人我是能够搞定的。于是萧何就还是当他的丞相了。

 

法家有很多观念非常现代，比如说早在两千年以前，他就已经有了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想法，说以前的人尊重有道德的人，现在的人尊重有权力的人，所以现在这个社会就是要进行权力的竞争，任何制度设计、任何制度安排，都是要以保证君权至上为核心。中国的政治其实根本不是伦理本位，而是一种权力中心主义，不是伦理中心。

 

法家的这一套，取得了成功，秦的统一就是一个例子。秦统一以后，乃至在秦统一之前，整个战国时代，一直到秦汉，中国社会出现了持续四百多年的法家化过程，这的确将西周的那种小共同体本位社会完全改变了模样。改变到了什么样的地步呢？第一是瓦解小共同体；第二，扬忠抑孝，鼓励大义灭亲。法家实际上是性恶论。他所谓的大义灭亲，其实他自己也不怎么相信大义。他说的大义灭亲，实际上是用现实的利害来促使人们去趋炎附势，为了专制皇权而解构小共同体。比如法家提倡告亲，而且提出了很多奖赏。秦律有很多规定，大家知道，秦是非常提倡告密的时代，而且尤其提倡亲人之间的告密。秦是严刑峻法的，但是秦有一个很奇怪的规定，你犯了罪就要抄家没产，但是如果妻子告发了丈夫，那么妻子的财产可以不被没收，只没收老公的财产。如果老公告发了老婆，那老婆的财产还可以用来奖赏老公。

 

法家到底是喜欢私有制，还是喜欢国有制呢？其实我觉得道理很简单，法家喜欢针对小共同体的私有制，也就是说一个家族内六亲不认，将祖田祖产搞光了，这个很好了，前提是如果国家要征收不能反抗，但是如果在家族内部搞个体化，这是鼓励的。

 

这样的一种氛围，打破了小公共体的界限，使国家能够一竿子插到底，谁都不能听家族的，只能听我的，因此这个国家有很强的动力。

 

当时的儒家，曾经有过一个和法家冲突很厉害的时候，最极端的一个表现就是所谓的焚书坑儒。焚书坑儒是针对诸子百家，但是的确主要是针对儒家。

 

首先原来儒道之间的关系比较密切，到了那个时候就变成道法的关系比较密切。孔子是积极有为的要恢复那一套东西，就是兴灭继绝，而老子认为以前已经很好了，何必多事，去搞那种争霸图强一统万方的雄心壮志呢，小国寡民不是很好吗？

 

秦朝的统治最后搞得天怒人怨，秦朝灭亡之后，法家那一套赤裸裸的理论逐渐消失，灭秦起义的陈胜、吴广、刘邦、项羽都是楚人，楚文化因而一度极有影响，道家在汉初有很大的影响。入秦后，“秦制”已是现实，而所谓恢复三代仁政、诛除暴君成为新理想。道家在秦亡之后，在法家名声不好时，一度成为汉朝主要的思想资源。以后在中国历史上，就逐渐成为一种犬儒主义和强权主义的互补结构，明代的王夫之曾经强调，这个道家它和法家那一套，有很明显的互补关系，统治者越是用法家的那一套进行统治，老百姓就越容易往道家。道家就是讲不要太认真，无可无不可，其实这样一种政治结构，用王夫之的话来说，叫做“其上申韩者，其下必佛老”。

 

 

古儒设想的是一种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在小共同体内可以靠亲情达到，在陌生人社会中他认为应该向小共同体那样，但是他也知道这只是应该，如果不这样怎么办？他们给出的答案就是如果不这样，那么我可以革命。也就是说你这个君主如果不像父亲一样待我，我当然不像儿子一样孝敬你，我就可以造反。革命这个词最早就出自于儒家中，就是在家靠亲情、在国靠革命，维持权责对应就是靠这个。

 

可是到了秦汉以后，这就不能讲了，尤其是汉景帝时代，汉景帝已经说了这个话不争论，你们不能说，于是大家就不能讲。那么不能讲以后，很多儒家就逐渐变成了法儒，权责对应的思想为无条件忠君的思想所取代，其中出现了几个阶段。第一，汉书中出现了叔孙通制礼，当时这个现象受到了很多儒者的抨击。叔孙通曾经劝说一帮儒者，为刘邦制作威力，这些儒者断然拒绝，说你这样的趋炎附势之徒违背教礼，你赶快走不要玷污我们。但是，叔孙通制了这个礼，得到了刘邦的重用。董仲舒今文经学，接受了三纲而欲以“天人感应”吓唬君主，但是董仲舒还是继承了原始儒家的这样一种不放心君权的传统，那不能讲革命怎么办？我就以天人感应来吓唬君主，说如果君主不好，上天就要示警，而上天示警谁懂呢？我们懂得，我们可以解释上天示警。在董仲舒时代，这一套东西主要是用来吓唬君主的，也就是说在革命不能讲了以后，我们讲天人感应，用那种神神怪怪的东西来吓唬君主，你如果为君不道上天要示警。到了魏晋之后，谶纬之学就被禁止了。

 

宋代的王安石有一句话，天变不怕、老百姓发牢骚也不怕，当然你就可以为所欲为。于是，以后的中国就建立了一套所谓儒表法里的一套，说的是儒家，行的是法家。在儒表法里这个时代，原初儒家对法家政治的不满一直还是存在的，二千多年以后到了晚清，正是因为对法家政治的不满，导致了中国最早学习西方的思潮，现在我们往往认为西学和儒学是对立的，但是在晚清，很多人恰恰是从儒家反法家的立场上，主动的引进西学。我把它称之为引西救儒。

 

那个时代，人们主张学习西方有几个特点。第一，他们都认为中国自秦汉之后就礼崩乐坏，好的是三代，而他们往往认为今天的西方就是当年中国的三代。我们知道晚清那些主张学习西方的人，他们往往认为中国的堕落不是从晚清开始，而是从秦始皇就已经开始。按照郭嵩焘的说法，三代的时候中国是全世界最文明的，但是秦以后就堕落了，现在继承三代盛世的是在西方，中国现在几乎已经变成了蛮夷。他们对我们今天被认为是自由主义核心价值的个人本位，自由这些概念，他们往往不太看重，他们看重要的是民主、共和，他们把民主、共和理解为古儒所讲的天下为公。谭嗣同说如果中国不改变这种秦始皇以来的专制传统，那么中国将来如果军队强大了，如果搞不好反而会更糟糕。谭嗣同不是不爱国，而是说中国人要恢复三代的这种文明，就必须要建立宪政民主。

 

由于日本的成功，又由于戊戌以后中国民族危机的深化，那个时候的中国人越来越认为西儒不像儒，反西必反儒，法家反而成了和西学比较兼容的现象，其中章太炎、鲁迅等等，都有这个特点。其实所谓反儒不反法，就是要解构小共同体，强化国家的力量，而当时的个性解放运动就主张被理解为一种对小共同体的解构，说的简单一点，就是从戊戌到五四，很多人离心目中的自由个性，主要是针对宗族的束缚、家庭的束缚、父权的束缚，因此我们就看到两代人都要学习西方，但是他们对放的印象截然不同。

 

俄国的确对中国有很深的影响，尤其是在引进社会主义方面，但是日本的影响也很大，尤其是自由主义，中国人引进自由主义很多是借助日本，中国人引进社会主义很多是借助俄国，但是这种引进都有一个很大的扭曲。很奇怪，法家学说成为两者的共鸣，而儒家和自由民主的西学成为共同的牺牲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