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房价与高药价，同为“新三座大山”之一。解决看病难与买房难一样，都需要对低收入者进行政策救济，而不是通过行政手段干预价格。

　　北京大学副校长、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海闻教授近日表示，医疗改革不是要一味地把药价降下来，不是把贵变成便宜，政府要尊重市场，不能通过行政手段干预药价，但可通过对收入较低者实行救济，而这需要社会保险制度的完善和商业保险的发展。

　　同样，在房地产市场，也不是把房价降下来就能解决问题，由此带来的社会问题恐怕需要付出更大的代价去弥补。假如政府通过行政手段，强制开发商降价，使绝大多数人都能够买得起，估计第二天所有的售楼处就需要警察来维持秩序。需求太多，排队的人太多，于是就会像春运时期的车票一样，“不涨价”你照样买不到，最终只能依靠黄牛党。与车票不同的是，房子不会像车票一样连续供给。由于开发商无利可图或利润大量减少，大量开发商破产倒闭退出房地产市场，市场上不再有新的商品房供给，存量房在很快被消耗完毕之后，房地产市场“有价无市”，既不会有新房也不会有人愿意低价销售二手房。这样下去只有两个结果，第一是房价在政府短暂抑制之后，疯狂“报复性上涨”，直到有新的商品房上市达到市场均衡；第二是政府为缓解短缺，对房屋购买“凭票购买”，以缓解短缺，房地产市场崩溃，中国回到有名无实的“福利分房”时代，大家继续在单位永久地等待。

　　无疑，这两种情况都是大家不愿意见到的，因为它损害的是社会的发展和所有人的福祉。历史证明，没有比市场更有效率的资源配置方式，我们现在出现的问题，并不是市场化造成的，而是市场化不够。

　　比如，请一个钢琴家教，市场价每小时100-500不等，挂一个主任医师的号，不过十块钱左右，这其中医师的收入不过几块钱。这是一种很明显的“脑体倒挂”。因此，海闻教授建议适当提高医生工资，“使其不用为生活操心，从而遏制医疗创收的现象。”但是，大家宁愿花1000元请一个小时的家教，却不会愿意花500元挂一个专家的号，这是计划经济时期的思想烙印。这种利益分配方式，完全不能体现医生的劳动价值，也是市场化不足的表现。其后果是大家都得不到好的医疗服务，却不得不承受高药价的后果。同样，房地产市场也不是“取消开发商”就能解决的，而是需要保证开发商的正常利润，保持市场价格对购买资格的筛选，同时对低收入者进行政策救济，建立以廉租住房为主的住房保障体系。

　　在中国这样一个脱胎于计划经济的转型国家，行政权力对市场的干预具有悠久的传统，（套用某革命前辈的话，行政干预就像根鸡巴，动不动就硬起来。）一不小心就会在市场经济的道路上后退。中国人“健忘”的民族特性又往往使我们把苦难的岁月装饰成虚幻的“文武之治”，这种思想又会形成对政策制定者的舆论压力，从而使政策短期化，甚至导致某种程度上的后退。

　　2007年4月22日星期日

　　（本文发表于4月26日《竞报·房产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