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无赞扬的背后
喜谀恶谏，原是人类的天性。为了唤起民心激励民意，适当地讲几句赞扬之言，作为一种宣传手段，本无可厚非；但是，对于一个民族来说，如果一味地爱听悦耳之言，时间一长，此民族就会变得目空一切因循守旧而停滞不前。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说得好：“猎人利用狗来捕获兔子，而阿谀者则用赞扬来捕获愚蠢者。”我当然不相信中华民族会沦落到愚蠢者的地步，但在善于利用“赞扬”这一攻坚武器的阿谀者面前，我们一时高兴而吃亏则是注定的事实。
上世纪的1967年，正是伟大的文化大革命进行得如火如荼高潮迭起的时候，当时驻外使馆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散发《毛主席语录》，西方称其为当时中国的“圣经”或“小红书”。其时外国商人当中也流行一种小红书，大小跟毛主席语录一样，不过内容不一样，封面上赫然写着《跟中国人做生意的秘诀》。这本书开始讲，“目前中国正在进行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就是政治高于一切，一切都是算政治帐，不算经济帐。你现在不是参加广交会吗，必须注意要通过你的行为表明你是坚决拥护文化大革命的，这样你就会被列入广交会组委会里的国际友人，这样你就能财源滚滚。你千万不要以为价格和质量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要算政治帐。”接下来一段就指出你应当如何表现：“第一，你到广州以后，无论多晚，都应该告诉组委会，说我已经到了，而且要表达这样的愿望，就是我非常愿意欣赏你们的样板戏，尤其是《红灯记》，麻烦你们千万给我安排一场。第二，手提包里放一本《毛主席语录》，而且跟中方谈判的时候，拉开提包的时候，不露声色地把这本语录似乎不经意地露出来，让中方的主人看到以后再把提包拉上。第三，在你西服里的衬衫上面必须要戴上毛主席像章，现在中国大使馆在广泛散发，你完全可以免费领到。”
行文至此，我陷入一种莫大的悲哀之中，“文化大革命”使中华民族几乎坠入万劫不复的深渊，在这场苦难中，中国人民历尽了艰难险阻，而外国人利用国人喜欢赞扬的心理，却在其中大发洋财。我没有见过确切的资料，不知道外国人到底占去了我们多少便宜，不过可以断定，对于当时缺衣少食的广大老百姓来说，那肯定是一笔不小的财富。但我们能因此说当时人们可笑吗？为了将神圣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他们放弃了一切亲情、友情、爱情乃至最基本的人情。他们是认真的、执著的。他们认为只要外国人能拥护文化大革命，只要外国人爱看样板戏，爱读“小红书”，牺牲点经济利益又算得了什么呢？只算政治帐不算经济帐，多么可怕的一种算帐逻辑呀！
老外对我们的这一民族心理可谓了如指掌，现在还在谙熟运用。有一位留学生朋友曾经和一个美国旅游团搭乘同一架飞机，快到北京国际机场时，一个美国导游对他的游客说：“各位，下一站就是中国的北京，这个国家以前被侵略过，人们有一种屈辱感。这个国家的人民有个特点，非常在意别人夸他们天下第一，等一会儿大家去玩的时候，不妨对他们国家的人民翘起大拇指，并说他们的国家天下第一，他们听了会很高兴，开论看到什么东西都夸一下，说这是个奇迹，他们听了会欣喜若狂，并更加热情好客。”我不禁纳闷了，如此在意别人的评价，如此喜欢大家的赞扬以至到了近乎虚荣虚伪的程度，这难道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真性情吗？
从封建社会起，中国就一直把自己视作世界的中心，天朝太国，舍我其谁，一直睥睨群雄感觉良好。尽管近代以来 遭列强凌辱，但此心一直有所不甘。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和国际地位的上升，一些国人又做起天朝大国之梦。外人不吹自己吹，不少专家学者开始重新评价中国古代文化，不惜神圣化，甚至借助神灵和外星人。于是，各种“重新发现中国”的研究纷至沓来：从八卦算命到养生术，从古代性文化到肝病资源，从鼻烟壶到象牙微雕，从编钟到形意拳，这一切无不是为了证明中华文明的伟大而存在。更有甚者，居然大言不惭的宣称：莱布尼茨发明二进制是受《易经》的启示；爱因斯坦提出相对论是由于熟读了《老子》；第一个发现美洲的是中国人，时间一直推到几万年前；伏羲女娃交尾图表明中国人早就发现了生命基因图；希腊文明也是中国人带去的——到大漠之野《希腊》巡狩的夏后启，把犀牛带给了那里的人民，最后变成了众神之王宙斯的形象。最有趣、最能增强国人民族自豪感的结论是，考证出《圣经》中的伊甸园竟在中国，黄帝是外星人，中华民族都是外星移民。乍看起来这些“研究成果”颇能振奋人心，但细加琢磨，就觉得荒唐可笑，无非是些荒谬怪诞的痴人梦语而已。那些专家学者什么时候学会了如此生硬的黑色幽默，我真替他们难为情。这样的“研究成果”，带给我们的只能是自欺欺人、贻笑大方的民族自豪感，于国计民生又有何用处呢？不过如鲁迅先生所说的那样，“中国人的不敢正视各方面，用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来，而自以为正路，在这路上，就证明着国民性的怯弱、懒惰，而又巧滑。一天一天的满足着，即一天一天的堕落着，但却又觉得日见其光荣。”我们民族的国民性与鲁迅先生所处的那个时代相比，在这一点上是没有多大的进步的。
其实，我们是太看重自己了，看重得太过份了，以为老子天下第一，余者皆不入流，由此而导致喜谀恶谏，甚而刚愎自用、狂妄自负，则更不足取。而在外国人的骨子里，并不是太能瞧得起我们中国人的。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的王义桅博士在《看世界》（2003.1期）上，登有一篇旅法散记《欲望·理性·激情》，其中有一节的标题是《不知有邓，勿论泽民》，文中写道：“法语课上，我介绍当今之中国，班上各国同学包括法语教师在内，除了毛泽东外，说不出一个现代中国的领导人，我在介绍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时，竟无人知晓，更不用说江泽民了。……更让人惊愕的是参观荣军院（军事博物馆），在二战死亡人数图上，连日本、法国的死亡人数都有，中国竟没有标，也没有说明未标的理由——似乎中国是置身二战之外的。……更让我们愤怒的是，法国第一大报《费加罗报》去年8月推出扬子江系列，连续刊载三篇长江流域报道。第一篇讲长江的码头，航运管理还不如殖民时期……”法国人如此目无中国人，当然让我们气愤，但在法国人那里，他们只不过真实表达了对中国的看法而已，我们不能据此就说法国人民仇视中国人，更不能一味责怪法国人的无知和偏见。唯一能说明的是法国人不在乎中国人，可是他们在乎日本人，连各游览点都有日文介绍。这就是外国人对中国的了解和看法。尽管我们听惯了赞扬之辞的耳朵不舒服，但又有什么办法呢？
孔老夫子说：“知耻者近乎勇”，保罗也说：“一个人的真正伟大之处就在于他能够认识到自己的渺小。”个人如此，国家民族更是如此。我们只有牢记自己的耻辱，认识自己的渺小，才能在理智、科学、实事求是的基础上奋发图强，树立真正的民族自豪感。否则，我们极有可能陶醉沉沦于虚无缥缈的赞扬声中，而不可自拔，如果因此而影响了我们前进的步伐，那就太可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