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卢剑利 刘雪涛等 ]
1984年对于陕西民办院校来说是值得纪念的。正是从那年开始，民办院校开始崛起，并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在全国民办院校中形成了别具特色的“陕西现象”。调查陕西民办院校的发展历史，我们就可以发现，“陕西现象”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而是综合因素作用的结果。
陕西民办高校20年
在西安培华大学校园，一个并不显眼的角落里，方华在墙上发现了一张已经褪色的标语：“庆祝培华大学建校20周年”，这一发现让她激动不已。
方华是培华大学大三的学生，马上要毕业了，她一直想找到母校之于她珍贵的纪念。“当看到这个标语的时候，我真的太激动了，”方华告诉记者，“这是去年的标语，是培华大学建校20周年的时候贴的标语。”
2004年是培华大学建校20周年，也是陕西民办院校新阶段发展的20周年。
1984年，西安培华大学经过国家教育部批准成立，当时叫培华女子大学。教育界人士都认为：培华大学的成立标志着陕西民办教育新阶段的崛起。
而1984年不仅仅是培华大学的纪念。在同一年，西安市教育局批准成立了逸仙自修大学、兴华自修大学等一批高等教育自学辅导机构。同年8月11日，《西安市社会团体和个人办学暂行办法》，这是陕西省出台的第一部有关民办教育的地方性规章。“当时西安民办教育的发展已经走在了其他省份的前列”，省教育厅一位官员告诉记者。
省教育厅社会力量办学中心主任李维民在其《陕西民办高等教育20年回顾与展望》一文中对陕西民办教育概括为5个阶段：1984年——1991年为初创阶段；1992年——1996年为快速发展阶段；1997年——1999年为规范发展阶段；2000年到2003年为稳步发展阶段；从2004年起为依法发展阶段。
特别是在2000年，教育部委托陕西省人民政府批准：西京大学、西安翻译学院、西安外事学院、西安欧亚学院正式具有办法国家承认的大专文凭资格、参与计划内招生。
2002年，陕西民办大学在校生超过约15万人，民办院校的“陕西现象”在全国引起了高度关注。民办高校从此进入了一个既快速又规范发展的阶段，陕西省民办教育一举奠定了在全国的领先地位。
民办高校陕西缘何领先
那么，陕西民办教育为什么能够迅速崛起并在全国产生影响，为什么这样的情况没有出现在北京上海等一些经济发达的城市呢？
“在全国的大城市中,经济不发达,但教育发达的可能只有西安一家.经济的落后与教育发达的反差恰恰是西安能够成为民办教育发展的(硅谷)的最关键的原因”。有教育界人士认为。
翻开民办院校的发展历史也可以发现：低廉的土地、广大的生源成为民办院校发展的根本原因。
1996年，丁祖诒利用钟表元件厂搬迁的机会以200万元的低价买下土地和厂房，不几年功夫西安翻译学院已成为拥有固定资产5亿元的超级大校。胡建波通过改造一家养鸡厂的厂房拥有了办学最基本的因素——土地，使西安欧亚学院得到迅速发展。黄藤也是通过对农民自办的游乐场的收购完成了办学初期的规模积累。
西京大学的张力民是山东聊城的学生。他对当时做出来西安上学的决定时记忆犹新：“当时，看到学校招生简章上关于学校收费和在校费用的介绍时觉得西安的消费水平并不高。一般北京、上海的民办高校收费在5000到7000，陕西民办院校集中在3500到5000块钱，因为我家里的条件不好，于是就来西安上学了。”
“陕西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民办高校学费标准不及发达省区的二分之一，适应了人民群众的经济承受能力，再加上西安深厚的文化底蕴和良好的学习环境，使不少外地学生来到西安求学。在其他地方高等教育一般也是相当发达的,教育思想和教育模式也相对丰富。但是西安的消费水平成了高校发展的一个关键因素。”有教育厅人士这样认为。
省教育厅社会力量办学中心主任李维民一直从事民办教育的研究，而他在民办高校的口碑也非常好。提起李维民一些民办高校负责人都说“负责任、能体谅难处，而且懂行”。当然李维民只是一个官方的代表，实际上陕西省教育厅等相关部门对民办教育宽松的政策，是民办院校发展的一个政策资本。
陕西有宽松的办学“环境”
所有的民办教育家都记忆犹新，1996年11月，省人大通过了《陕西省社会力量办学条例》；2000年1月，省政府颁发了《陕西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办好民办高等教育的决定》；1999年，省委组织部、省委教工委联合下发了《关于加强陕西省民办高等学校党组织建设的意见》。2004年12月，省人大又通过了《陕西省民办教育促进条例》这些法规、文件对促使我省民办高等教育快速健康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
陕西省一位民办学院的院长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认为，民办院校在规模积累阶段有些做法和一些政策是相冲突的，但是对其发展有利，对于一些法律允许内的做法，陕西省宽松的政策让民办院校迅速完成了规模积累，并在全国占据了有利位置。在开始时比较放任,发展起来后比较注意规范,这种管理符合了发展的规律。而北京、上海恰恰是倒置了。
在西安民办院校的发展过程中，有一个饱受争议但值得思考的现象是一种混合着强烈市场运作特色和个人英雄主义色彩的原始创业行为。
西安培华女子大学校长姜维之、西安翻译学院院长丁祖诒、西安外事学院院长黄藤、西安欧亚学院院长胡建波、西京大学校长任万钧等这些人有自己的教育理念和办学思想，初步形成了自己的办学特色和发展模式，这些民办高校已经形成了较强的竞争能力和进一步发展能力。虽然个人英雄式的民办教育取得了成功，但是这种现象的持续存在不得不引起争议。
记者在采访时发现，一些民办院校在对外宣传时过多的宣扬所谓民办教育家的功绩，有的甚至公开在媒体上广播或刊发自己的传记，有的民办院校领导人被称为：“XX院校之父”，从这些方面透露的信息来看，对民办教育的认识还停留在个人英雄的时代，本质上是对民办院校的属性没有清楚的认识。
“个人英雄主义在初期积累阶段的作用应该肯定，但是现在已经形成了家族式的团体，这样不利于民办院校健康的发展”。有教育界人士认为。
“正是由于这些综合因素，陕西形成了由一批民办教育家支撑的大校名校组成的民办高校集团，形成了适宜于民办高等教育发展的民办高校群落，‘陕西现象’的出现就成为必然”有专家认为。
对于陕西民办院校的地位任何人都不能否定。但是，我们更应该看到目前民办院校潜在的危机。生源的急剧减少、二级学院的竞争、内部矛盾重重……陕西民办院校并不是一片繁荣的大好景象，危机已经悄悄的来临了。更值得担忧的是：众多民办院校对危机的漠视和简单化。
民办院校潜在危机
2005年3月初，陕西民办教育又有利好消息传出。西安外事学院、西京大学、西安翻译学院和西安欧亚学院被国家教育部批准成为独立颁发本科学历的民办院校。至此，陕西民办高校可以独立颁发本科学历的院校达到了五所。虽然消息还没有正式对外公布，在这些学校内部已经开始了谨慎的庆祝，有的民办院校为了将此列入其中，不惜销毁了已经做好的2005年的招生简章。
获得独立颁发本科学历，对于这几所以“综合性大学”为标准的民办院校来说无疑是最大的收获。
其实，这也是民办院校争夺话语权的胜利。据一位民办院校负责人告诉记者，民办院校一直处于公办院校的阴影之下，从《民办教育促进法》中可以看到，国家对于民办教育的定位一直是高职教育。从几年前，陕西几所有规模的民办院校就呼吁国家取消对民办院校本科学历的限制，并通过开新闻发布会、召集专家学者调研，走上层公关路线等方式呼吁，才逐步得到认可。
“这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陕西民办院校的地位，是我们民办院校在话语权上的胜利”有民办院校领导在接受接着采访时说道，“这对于学校来说是一件大事”。
能够有那么多民办院校获得独立颁发本科学历，对于主管上级——省教育厅来说也是一件高兴的事情。但是，他们并不能真正高兴起来。虽然有六大民办院校支撑陕西民办教育的“脸面”，但一些小型民办院校还处在苦苦挣扎的“危机之中”。“陕西民办院校之间的差距有拉大的趋势，呈现出哑铃式的结构”。有研究民办教育的专家撰文指出：“这对于整个民办高等教育来说并不是一件好事。我们应该看到这种表象繁荣背后潜在的危机”。
其实，危机的预兆在去年已经出现了。
2004年对于陕西省大多数民办院校来说是难熬的一年。学历文凭考试停止招生、高校的持续扩招、而职业学院性质的国家计划内招生又很难吸引学生。在众多的民办院校中，学历文凭考试的学生占了相当的比例，有的院校能达到55%左右。国家停招学历文凭考试的决策对于民办院校的打击无疑是惨重的。有位民办学校负责人用“灾难”来形容去年的招生情况。9月份都已经是开学时间了，有的民办院校还在到处招生。“去年，我们只完成了招生计划的80%已经是很不错了。”有民办院校负责人告诉记者。
陕西的民办院校生源有80%的在外省，而且对于民办院校来说生源是生存的生命线。然而这一生命线却在遭到了“沉重的打击”。
“生源的锐减不仅仅是由于学历文凭考试的停招，主要因素在于对民办教育的限制”有专家指出。
随着国家对二级学院的放开，公办院校的二级学院对民办院校的发展影响很大。西安外事学院的七方教育研究专门对二级学院进行过研究。很多专家认为，二级学院对民办院校构成严重的威胁。因为它在定位和管理上和民办院校存在很多共同点，而且其占用了大量的师资，对于依靠兼职教师生存的民办院校来说无疑是一个难题。
西安思源学院宣传部部长曾文在接受采访时告诉记者，在其他省份诸如山东、江苏等地对陕西民办院校进行压制。一些部门对陕西民办院校的宣传、招生进行百般刁难，教育部们的地方保护主义在很大程度的制约了陕西民办教育的发展。
由于生源这一“生命线”受到了威胁，对于一些民办院校来说打击甚至是致命的。
很多民办院校在基础设施方面的投入都是靠的银行贷款。而由于校产不能作为抵押，学校采取的是学费抵押方式。由于生源的锐减，这些靠贷款来支撑的民办院校突然陷入了资金危机。
据记者了解，目前民办院校很多在负债经营。一旦出现生源危机，潜在的矛盾就会集中的凸现出来。
由于《民办教育促进法》明确规定民办教育的主体归国家所有。是属于中国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组成部分。这意味着一旦民办教育创办人因故离职或者经营不善，国家将接管民办院校。为了避免出现这种情况，在一些民办院校便出现了“家族式经营”的现象。西安培华大学校长助理姜波是姜维之的孙子，西京大学副校长任芳是现任董事长任万均的女儿，西安翻译学院院长丁祖诒也将他在国外留学的的孙子丁京召回管理西安翻译学院。对于这种家族式管理有人认为，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保持学校的稳定，而有人则认为，这种家族式管理很可能会激化学校内部矛盾，并不利于对民办院校的内部监督和长远发展。
“这些人把心血和资金都投向了民办教育，而《民办教育促进法》又规定主体国有，所以有‘继承’的想法也是可以谅解的。”有专家分析。
熟悉陕西民办教育的人对2004年西安翻译学院同外事学院之间的“斗争”记忆犹新。
当外事学院获得某机构颁发的民办院校“三最”称号之后，翻译学院通过媒体发表声明，公开质疑其公正性。幸亏外事学院在这一问题上保持了足够的沉默才没有爆发大规模争论。
“陕西民办院校之间缺乏沟通和交流，相互的恶性竞争并不是我们所希望看到的。”有官方人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而对此，一些民办院校并不回避。欧亚学院院长胡建波坦承：“民办院校之间既是竞争对手，也是盟友，几乎各占50%。但更多的是竞争对手，更少一些的是同盟者”。
陕西民办高校由于创办人之间一直处于“暗中较劲”的状态，这种暗中较劲的结果的确促进了陕西民办学校的发展。但是更多的带来了信息的不畅和内部竞争的消耗。
民办院校出路何在？
2005年3月14日，“全国民办高等院校就业高峰论坛”在西安欧亚学院召开。虽然这是一次非官方的会议，但是会议规模和讨论的话题更多的集中到民办教育的发展方向上。“我们试图在寻找适合民办院校发展的路子。”大会组织者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认为，“讨论民办院校应该如何走的问题”。
的确，是到了该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了。
“陕西民办高校已经完成了初期的规模积累，特别是一些大型的民办院校应该是考虑如何转轨的问题了”，有研究民办院校的专家认为，“但是，很多民办院校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
从宏观方面来看，国家要求民办学校必须在名称上加上民办标志的词语,如加上(民办)或(私立)等词,进而把民办学校限定在职业类中,要求民办学校在名字后面要加上(职业)或(专修)等字样。
而大多数民办高校并不喜欢这种限定,也不满足于职业教育这样的定位.加的名号是歧视性的标记。在目前一些宣传材料上也可以看到：很多民办院校并没有真正的按照政府的意愿加上“职业”的称谓。即使加了，也同时保留“某某大学”的名分。
而民办院校在发展方向上并不是像政府划分学校类别的那样,会自觉地把自己限定在高职领域或是助学考试领域.在实践中,学校常常是将这两者有效地结合起来,特别是在本科的定位上,找到了位于职业教育和公办本科教育之间的位置,西安外事学院、西京大学等民办高校从银行或者是企业获得大量的贷款,重视校园规模的建设,硬件的建设和招生规模的发展,相对来讲是优先重视数量而后才重视质量.目前,这条依靠资本市场,先上规模,上硬件的道路已经成为陕西民办高等教育发展的主导模式。
在各大民办院校的宣传资料上可以看到：西安翻译学院定位于“东方的哈拂”，外事学院定位于著名的研究性大学，欧亚学院想做欧亚大陆的知名学府、西京大学要与北京大学、东京大学齐名等等。这种定位现在来说还只是一个目标而已。很多院校并没有从大量招生、基础建设方面转轨到质量建设上。
对于不少民办院校把一些世界知名大学列为学校发展的目标有专家认为：“这些知名大学几乎都是研究性的大学,研究性大学的办学理念和办学模式与教学和应用为主的大学有着巨大的差异。从目前来看,民办院校学生的素质，师资力量以及学校的企业化管理风格都很难适应学校向研究性方向的转变。研究性的大学其投入与产出的关系是很难计量的，科研人员的工作也是很难量化的，这与民办学校大批量生产，量化的管理是相抵触的。这可能是民办学校下一步的发展，进行组织转型将会遇到的最大问题”。
那么，民办院校究竟应该寻找什么样的发展道路呢？
“民办大学尽管目前能够满足一些职业教育、大专教育及短期教育，但是这种发展现状不能构成理论上和政策上对民办院校定位的依据。目前民办院校的低层次只是一个发展阶段而已。政策的制定上没有任何理由封杀民办大学向本科教育过渡，或者仅仅是局限于法律文本层面上的允许而实际操作中却是另眼相看”。外事学院的董事长黄藤认为，“民办院校未来定位可以是职业教育型民办院校、教学型民办院校和研究型民办院校，各民办院校应该根据自己的实际寻找适合发展的路子”。
“随着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陕西民办高等教育发展模式遇到了新的挑战，需要通过制定新的政策予以完善。根据陕西民办高校实际，建立现代民办高校制度对促使民办高等教育快速健康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有教育界人士认为。
1984年对于陕西民办院校来说是值得纪念的。正是从那年开始，民办院校开始崛起，并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在全国民办院校中形成了别具特色的“陕西现象”。调查陕西民办院校的发展历史，我们就可以发现，“陕西现象”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而是综合因素作用的结果。
陕西民办高校20年
在西安培华大学校园，一个并不显眼的角落里，方华在墙上发现了一张已经褪色的标语：“庆祝培华大学建校20周年”，这一发现让她激动不已。
方华是培华大学大三的学生，马上要毕业了，她一直想找到母校之于她珍贵的纪念。“当看到这个标语的时候，我真的太激动了，”方华告诉记者，“这是去年的标语，是培华大学建校20周年的时候贴的标语。”
2004年是培华大学建校20周年，也是陕西民办院校新阶段发展的20周年。
1984年，西安培华大学经过国家教育部批准成立，当时叫培华女子大学。教育界人士都认为：培华大学的成立标志着陕西民办教育新阶段的崛起。
而1984年不仅仅是培华大学的纪念。在同一年，西安市教育局批准成立了逸仙自修大学、兴华自修大学等一批高等教育自学辅导机构。同年8月11日，《西安市社会团体和个人办学暂行办法》，这是陕西省出台的第一部有关民办教育的地方性规章。“当时西安民办教育的发展已经走在了其他省份的前列”，省教育厅一位官员告诉记者。
省教育厅社会力量办学中心主任李维民在其《陕西民办高等教育20年回顾与展望》一文中对陕西民办教育概括为5个阶段：1984年——1991年为初创阶段；1992年——1996年为快速发展阶段；1997年——1999年为规范发展阶段；2000年到2003年为稳步发展阶段；从2004年起为依法发展阶段。
特别是在2000年，教育部委托陕西省人民政府批准：西京大学、西安翻译学院、西安外事学院、西安欧亚学院正式具有办法国家承认的大专文凭资格、参与计划内招生。
2002年，陕西民办大学在校生超过约15万人，民办院校的“陕西现象”在全国引起了高度关注。民办高校从此进入了一个既快速又规范发展的阶段，陕西省民办教育一举奠定了在全国的领先地位。
民办高校陕西缘何领先
那么，陕西民办教育为什么能够迅速崛起并在全国产生影响，为什么这样的情况没有出现在北京上海等一些经济发达的城市呢？
“在全国的大城市中,经济不发达,但教育发达的可能只有西安一家.经济的落后与教育发达的反差恰恰是西安能够成为民办教育发展的(硅谷)的最关键的原因”。有教育界人士认为。
翻开民办院校的发展历史也可以发现：低廉的土地、广大的生源成为民办院校发展的根本原因。
1996年，丁祖诒利用钟表元件厂搬迁的机会以200万元的低价买下土地和厂房，不几年功夫西安翻译学院已成为拥有固定资产5亿元的超级大校。胡建波通过改造一家养鸡厂的厂房拥有了办学最基本的因素——土地，使西安欧亚学院得到迅速发展。黄藤也是通过对农民自办的游乐场的收购完成了办学初期的规模积累。
西京大学的张力民是山东聊城的学生。他对当时做出来西安上学的决定时记忆犹新：“当时，看到学校招生简章上关于学校收费和在校费用的介绍时觉得西安的消费水平并不高。一般北京、上海的民办高校收费在5000到7000，陕西民办院校集中在3500到5000块钱，因为我家里的条件不好，于是就来西安上学了。”
“陕西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民办高校学费标准不及发达省区的二分之一，适应了人民群众的经济承受能力，再加上西安深厚的文化底蕴和良好的学习环境，使不少外地学生来到西安求学。在其他地方高等教育一般也是相当发达的,教育思想和教育模式也相对丰富。但是西安的消费水平成了高校发展的一个关键因素。”有教育厅人士这样认为。
省教育厅社会力量办学中心主任李维民一直从事民办教育的研究，而他在民办高校的口碑也非常好。提起李维民一些民办高校负责人都说“负责任、能体谅难处，而且懂行”。当然李维民只是一个官方的代表，实际上陕西省教育厅等相关部门对民办教育宽松的政策，是民办院校发展的一个政策资本。
陕西有宽松的办学“环境”
所有的民办教育家都记忆犹新，1996年11月，省人大通过了《陕西省社会力量办学条例》；2000年1月，省政府颁发了《陕西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办好民办高等教育的决定》；1999年，省委组织部、省委教工委联合下发了《关于加强陕西省民办高等学校党组织建设的意见》。2004年12月，省人大又通过了《陕西省民办教育促进条例》这些法规、文件对促使我省民办高等教育快速健康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
陕西省一位民办学院的院长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认为，民办院校在规模积累阶段有些做法和一些政策是相冲突的，但是对其发展有利，对于一些法律允许内的做法，陕西省宽松的政策让民办院校迅速完成了规模积累，并在全国占据了有利位置。在开始时比较放任,发展起来后比较注意规范,这种管理符合了发展的规律。而北京、上海恰恰是倒置了。
在西安民办院校的发展过程中，有一个饱受争议但值得思考的现象是一种混合着强烈市场运作特色和个人英雄主义色彩的原始创业行为。
西安培华女子大学校长姜维之、西安翻译学院院长丁祖诒、西安外事学院院长黄藤、西安欧亚学院院长胡建波、西京大学校长任万钧等这些人有自己的教育理念和办学思想，初步形成了自己的办学特色和发展模式，这些民办高校已经形成了较强的竞争能力和进一步发展能力。虽然个人英雄式的民办教育取得了成功，但是这种现象的持续存在不得不引起争议。
记者在采访时发现，一些民办院校在对外宣传时过多的宣扬所谓民办教育家的功绩，有的甚至公开在媒体上广播或刊发自己的传记，有的民办院校领导人被称为：“XX院校之父”，从这些方面透露的信息来看，对民办教育的认识还停留在个人英雄的时代，本质上是对民办院校的属性没有清楚的认识。
“个人英雄主义在初期积累阶段的作用应该肯定，但是现在已经形成了家族式的团体，这样不利于民办院校健康的发展”。有教育界人士认为。
“正是由于这些综合因素，陕西形成了由一批民办教育家支撑的大校名校组成的民办高校集团，形成了适宜于民办高等教育发展的民办高校群落，‘陕西现象’的出现就成为必然”有专家认为。
对于陕西民办院校的地位任何人都不能否定。但是，我们更应该看到目前民办院校潜在的危机。生源的急剧减少、二级学院的竞争、内部矛盾重重……陕西民办院校并不是一片繁荣的大好景象，危机已经悄悄的来临了。更值得担忧的是：众多民办院校对危机的漠视和简单化。
民办院校潜在危机
2005年3月初，陕西民办教育又有利好消息传出。西安外事学院、西京大学、西安翻译学院和西安欧亚学院被国家教育部批准成为独立颁发本科学历的民办院校。至此，陕西民办高校可以独立颁发本科学历的院校达到了五所。虽然消息还没有正式对外公布，在这些学校内部已经开始了谨慎的庆祝，有的民办院校为了将此列入其中，不惜销毁了已经做好的2005年的招生简章。
获得独立颁发本科学历，对于这几所以“综合性大学”为标准的民办院校来说无疑是最大的收获。
其实，这也是民办院校争夺话语权的胜利。据一位民办院校负责人告诉记者，民办院校一直处于公办院校的阴影之下，从《民办教育促进法》中可以看到，国家对于民办教育的定位一直是高职教育。从几年前，陕西几所有规模的民办院校就呼吁国家取消对民办院校本科学历的限制，并通过开新闻发布会、召集专家学者调研，走上层公关路线等方式呼吁，才逐步得到认可。
“这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陕西民办院校的地位，是我们民办院校在话语权上的胜利”有民办院校领导在接受接着采访时说道，“这对于学校来说是一件大事”。
能够有那么多民办院校获得独立颁发本科学历，对于主管上级——省教育厅来说也是一件高兴的事情。但是，他们并不能真正高兴起来。虽然有六大民办院校支撑陕西民办教育的“脸面”，但一些小型民办院校还处在苦苦挣扎的“危机之中”。“陕西民办院校之间的差距有拉大的趋势，呈现出哑铃式的结构”。有研究民办教育的专家撰文指出：“这对于整个民办高等教育来说并不是一件好事。我们应该看到这种表象繁荣背后潜在的危机”。
其实，危机的预兆在去年已经出现了。
2004年对于陕西省大多数民办院校来说是难熬的一年。学历文凭考试停止招生、高校的持续扩招、而职业学院性质的国家计划内招生又很难吸引学生。在众多的民办院校中，学历文凭考试的学生占了相当的比例，有的院校能达到55%左右。国家停招学历文凭考试的决策对于民办院校的打击无疑是惨重的。有位民办学校负责人用“灾难”来形容去年的招生情况。9月份都已经是开学时间了，有的民办院校还在到处招生。“去年，我们只完成了招生计划的80%已经是很不错了。”有民办院校负责人告诉记者。
陕西的民办院校生源有80%的在外省，而且对于民办院校来说生源是生存的生命线。然而这一生命线却在遭到了“沉重的打击”。
“生源的锐减不仅仅是由于学历文凭考试的停招，主要因素在于对民办教育的限制”有专家指出。
随着国家对二级学院的放开，公办院校的二级学院对民办院校的发展影响很大。西安外事学院的七方教育研究专门对二级学院进行过研究。很多专家认为，二级学院对民办院校构成严重的威胁。因为它在定位和管理上和民办院校存在很多共同点，而且其占用了大量的师资，对于依靠兼职教师生存的民办院校来说无疑是一个难题。
西安思源学院宣传部部长曾文在接受采访时告诉记者，在其他省份诸如山东、江苏等地对陕西民办院校进行压制。一些部门对陕西民办院校的宣传、招生进行百般刁难，教育部们的地方保护主义在很大程度的制约了陕西民办教育的发展。
由于生源这一“生命线”受到了威胁，对于一些民办院校来说打击甚至是致命的。
很多民办院校在基础设施方面的投入都是靠的银行贷款。而由于校产不能作为抵押，学校采取的是学费抵押方式。由于生源的锐减，这些靠贷款来支撑的民办院校突然陷入了资金危机。
据记者了解，目前民办院校很多在负债经营。一旦出现生源危机，潜在的矛盾就会集中的凸现出来。
由于《民办教育促进法》明确规定民办教育的主体归国家所有。是属于中国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组成部分。这意味着一旦民办教育创办人因故离职或者经营不善，国家将接管民办院校。为了避免出现这种情况，在一些民办院校便出现了“家族式经营”的现象。西安培华大学校长助理姜波是姜维之的孙子，西京大学副校长任芳是现任董事长任万均的女儿，西安翻译学院院长丁祖诒也将他在国外留学的的孙子丁京召回管理西安翻译学院。对于这种家族式管理有人认为，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保持学校的稳定，而有人则认为，这种家族式管理很可能会激化学校内部矛盾，并不利于对民办院校的内部监督和长远发展。
“这些人把心血和资金都投向了民办教育，而《民办教育促进法》又规定主体国有，所以有‘继承’的想法也是可以谅解的。”有专家分析。
熟悉陕西民办教育的人对2004年西安翻译学院同外事学院之间的“斗争”记忆犹新。
当外事学院获得某机构颁发的民办院校“三最”称号之后，翻译学院通过媒体发表声明，公开质疑其公正性。幸亏外事学院在这一问题上保持了足够的沉默才没有爆发大规模争论。
“陕西民办院校之间缺乏沟通和交流，相互的恶性竞争并不是我们所希望看到的。”有官方人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而对此，一些民办院校并不回避。欧亚学院院长胡建波坦承：“民办院校之间既是竞争对手，也是盟友，几乎各占50%。但更多的是竞争对手，更少一些的是同盟者”。
陕西民办高校由于创办人之间一直处于“暗中较劲”的状态，这种暗中较劲的结果的确促进了陕西民办学校的发展。但是更多的带来了信息的不畅和内部竞争的消耗。
民办院校出路何在？
2005年3月14日，“全国民办高等院校就业高峰论坛”在西安欧亚学院召开。虽然这是一次非官方的会议，但是会议规模和讨论的话题更多的集中到民办教育的发展方向上。“我们试图在寻找适合民办院校发展的路子。”大会组织者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认为，“讨论民办院校应该如何走的问题”。
的确，是到了该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了。
“陕西民办高校已经完成了初期的规模积累，特别是一些大型的民办院校应该是考虑如何转轨的问题了”，有研究民办院校的专家认为，“但是，很多民办院校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
从宏观方面来看，国家要求民办学校必须在名称上加上民办标志的词语,如加上(民办)或(私立)等词,进而把民办学校限定在职业类中,要求民办学校在名字后面要加上(职业)或(专修)等字样。
而大多数民办高校并不喜欢这种限定,也不满足于职业教育这样的定位.加的名号是歧视性的标记。在目前一些宣传材料上也可以看到：很多民办院校并没有真正的按照政府的意愿加上“职业”的称谓。即使加了，也同时保留“某某大学”的名分。
而民办院校在发展方向上并不是像政府划分学校类别的那样,会自觉地把自己限定在高职领域或是助学考试领域.在实践中,学校常常是将这两者有效地结合起来,特别是在本科的定位上,找到了位于职业教育和公办本科教育之间的位置,西安外事学院、西京大学等民办高校从银行或者是企业获得大量的贷款,重视校园规模的建设,硬件的建设和招生规模的发展,相对来讲是优先重视数量而后才重视质量.目前,这条依靠资本市场,先上规模,上硬件的道路已经成为陕西民办高等教育发展的主导模式。
在各大民办院校的宣传资料上可以看到：西安翻译学院定位于“东方的哈拂”，外事学院定位于著名的研究性大学，欧亚学院想做欧亚大陆的知名学府、西京大学要与北京大学、东京大学齐名等等。这种定位现在来说还只是一个目标而已。很多院校并没有从大量招生、基础建设方面转轨到质量建设上。
对于不少民办院校把一些世界知名大学列为学校发展的目标有专家认为：“这些知名大学几乎都是研究性的大学,研究性大学的办学理念和办学模式与教学和应用为主的大学有着巨大的差异。从目前来看,民办院校学生的素质，师资力量以及学校的企业化管理风格都很难适应学校向研究性方向的转变。研究性的大学其投入与产出的关系是很难计量的，科研人员的工作也是很难量化的，这与民办学校大批量生产，量化的管理是相抵触的。这可能是民办学校下一步的发展，进行组织转型将会遇到的最大问题”。
那么，民办院校究竟应该寻找什么样的发展道路呢？
“民办大学尽管目前能够满足一些职业教育、大专教育及短期教育，但是这种发展现状不能构成理论上和政策上对民办院校定位的依据。目前民办院校的低层次只是一个发展阶段而已。政策的制定上没有任何理由封杀民办大学向本科教育过渡，或者仅仅是局限于法律文本层面上的允许而实际操作中却是另眼相看”。外事学院的董事长黄藤认为，“民办院校未来定位可以是职业教育型民办院校、教学型民办院校和研究型民办院校，各民办院校应该根据自己的实际寻找适合发展的路子”。
“随着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陕西民办高等教育发展模式遇到了新的挑战，需要通过制定新的政策予以完善。根据陕西民办高校实际，建立现代民办高校制度对促使民办高等教育快速健康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有教育界人士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