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波动与我国地区经济增长­­差异

 

 本文发表于《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6年第12期，由于网络设置问题，公式显示不出来，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到期刊网下载此文。

 

 

内容摘要：许多文献表明实际有效汇率变动对一国总体经济增长有一定的影响，但是其研究并未涉及到实际有效汇率变动对一国不同地区经济增长之影响有何差异的问题。鉴于这种理论的“缺位”，本文首先从国际贸易的理论视角构建了实际有效汇率变动影响一国地区经济增长差异的简单机理模型，得出三个命题；接着，基于1986-2003年中国相关数据，并运用系统回归法对联立方程进行估算，本文通过经验研究论证了以上命题，即人民币汇率升值有利于改善我国地区经济增长差异加剧的趋势，反之将加剧我国地区差异较大的现象。最后，文章认为在人民币汇率合理变动即实现外部均衡的同时，我们还需要注意兼顾国家总体经济增长和内部各地区经济增长的平衡发展。

关 键 词：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  地区经济增长差异  联立方程

中图分类号：F831.6                文献标识码：

 

 

 

一、问题的提出及相关文献综述

 

1994年我国实行汇率制度改革之前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一直处于下降趋势，从1994年开始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的总体趋势开始趋于小幅上升。在此期间，中国各地带存在其自身的经济稳态，其内部各省份均向这一稳态趋同，从而形成各自的“趋同俱乐部”；而各地带经济增长的总体趋势为分异加剧。汇率变动实现了一国宏观经济外部均衡的变动，由此导致了内部地区经济增长差异属于宏观经济的内部经济问题，外部均衡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内部地区经济增长差异是开放经济条件下宏观经济分析必须讨论的问题。所以，研究汇率变动对于我国地区经济增长差异的影响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特别是自今年7月21日中国人民银行实行汇改新政以来，我国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升值趋势进一步加强，人民币升值对于我国经济无论是从宏观上还是微观上都将会产生巨大的影响，这一研究的现实意义就更为突出。

在经济学界，研究实际有效汇率变动与一国总体经济增长的文献比较多，这些研究主要集中于经验研究的层面。一般理论认为，汇率贬值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既有“扩张效应”（Expansionary Effect）又存在“紧缩效应”(Contractionary Effect)[①]，一般逻辑下扩张效应强于紧缩效应，而经验研究表明不同国家汇率变动对经济增长产生的效应具有不确定性。比如Dornbusch和Werner(1994)以墨西哥为研究对象，发现汇率贬值对经济增长有较强的扩张作用；而Edward(1989）、Kamin和Klau（1998）以及Berument和Pasaogullari（2003）运用不同国家的数据进行经验研究，发现长期内汇率贬值对一国经济增长不具有较强的扩张效应，甚至有较强的紧缩效应。但是，国内文献研究表明，以中国数据为例，汇率贬值对中国经济增长具有扩张作用，即人民币汇率贬值有利于我国的经济增长（李未无，2005）。

通过以上综述我们发现，虽然以往理论中研究实际有效汇率变动对一国总体经济增长影响的文献较多，但是对实际有效汇率变动与一国地区经济增长差异之相关联系的分析却几乎没有，二者到底是否存在关系，这是本文在理论层面需要解决的问题。通过逻辑推理，我们不难发现，如果单从国际贸易角度来分析，一国实际有效汇率变动对地区经济增长影响差异的路径很好给出，即实际有效汇率变动影响贸易收支和资本流入，从而影响各地区经济增长；同时，由于各地区对外开放程度不同，所以实际有效汇率变动对各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具有差异。因此，虽然直接研究实际有效汇率波动对一国地区经济增长影响的国内外文献较少，但是描述汇率对国际资本流动和一国对外贸易的影响以及描述国际资本流动和对外贸易对一国总体经济增长影响的文献却由来已久，这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零散的理论基础。

汇率对国际资本流动和对外贸易影响的理论是国际贸易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首先，汇率的变动会导致以国外货币计价的本币币值变动，从而影响国外资本的流入数量的改变。Aliber（1970）是现今这个理论主流思想的创立者，他认为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是持强币国向持弱币国流动的，如果跨国投资企业拥有相对坚挺的货币，在汇率上可获得通货溢价的额外收益；投资货币的不同，使投资者拥有当地竞争对手无法具备的特殊优势。而之后大量的经验实证都证明了Aliber的观点，比如Froot & Stein（1991）和Blonigen（1997）等,认为本币币价的变化与FDI之间存在着逆向因果关系：货币升值时，FDI流入量会下降；当货币贬值时，FDI流入量则会上升。其次，汇率与贸易的关系研究主要体现在研究汇率变动对一国贸易收支的影响上。理论界对汇率与贸易收支间关系的研究集中于弹性分析法理论的运用，该理论认为当出口商品的需求弹性与进口商品的需求弹性之和大于1，即马歇尔――勒纳条件成立，则本国货币贬值会引起进出口商品价格的变化，从而引起进出口数量的变化，最终导致贸易收支的变化。研究得到的观点主要分为两派，一派认为马歇尔一勒纳条件常常不成立，主要包括Dornbusch（1976）和Bahmani-Oskooee（1989）等；另一派认为马歇尔一勒纳条件可以成立，包括Krugman和Baldwin(1987), Heike和Hooper (1987)，Moffett(1989)以及Marquez(1990)等。这些研究都是在特定的经济环境下进行的，它们对其研究时期的汇率变动对贸易收支影响基本给予了较为准确的描述，结论的差异主要是由于研究方法和数据选取不同而产生的。但是，按照已有相关文献，马歇尔――勒纳条件成立的几率更大，即汇率贬值有利于贸易收支的改善。

此外，国际经济学理论中针对外国资本流入和对外贸易与一国经济增长之间相互关系的研究由来已久，其研究也成为现代经济学理论成果的重要组成部分。首先，虽然关于FDI对一国经济增长影响的研究集中表现在Luiz R. de Mello (1997)的研究中，他从四方面对一国吸收FDI为何能促进经济增长作了详细的解释：首先通过吸收FDI可加快东道国的资本积累，从而促进经济增长；其次FDI是促进国内人力资本积累的一个重要源泉；三是FDI是技术知识外溢的一个重要渠道；最后，FDI是导致技术革新的原动力之一。而之后越来越多的经验实证研究结果都证实了Luiz R. de Mello的这一观点，如Sun（1998），Marwah和Klein（1998），Borensztein、De Gregorio和Lee（1998）以及Ramirez（2000）等。其次，出口对一国经济增长的拉动效应，即通常所说的出口导向经济增长(Export－Led Growth)的研究在现代经济学中比较普遍，从目前国外的研究成果来看, 对出口导向型增长假说的理论解释至少有以下三种：一是凯恩斯的对外贸易乘数理论；二是要素禀赋理论；三是新贸易理论和新增长理论。三种理论都不约而同的得到较相似的结论，即不论前提假设如何，通过什么渠道，基本上出口贸易对经济增长有较强的促推作用。最后，进口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研究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对“进口导向经济增长”（Import-led Growth）这一命题进行假设检验的经验研究，包括Coe和Helpman（1995），Coe、Helpman 和Hoffmaister（1997），Keller（2001）以及Marwah 和Tavakoli(2004)等，结论证明进口对经济增长有较强的正向作用；第二类是对对于“进口导向经济增长”内在机理的解释，这一研究集中表现为新贸易理论中强调进口贸易对技术进步或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影响，进而最终作用于经济增长，持有这一观点的有Grossman和Helpman（1991）以及Lawrence和Weinstein（1999）等。

由以上综述我们清楚的看到，在开放经济条件下，汇率波动影响经济增长的逻辑关系可以表达为图1。

 

国外资本流入变动

出口贸易变动

进口贸易变动

 

 

 

 

 

 

 

 

   图1  汇率波动影响经济增长的途径

     注：     表示正方向变化，     表示反方向变化。

 

但是，由于国外大部分国家内部地区间比较均质，所以以上综述的理论没有考虑汇率变动对同一国家不同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由于我国属于不均质大国，东西部要素禀赋、对外开放度和产业偏重差异较大，汇率变动势必给不同地区经济增长造成强弱不同的影响。由此，汇率变动会导致一个开放经济条件下国家的外部均衡，同时导致内部地区经济增长差异，这二者的相关关系是以往研究没有讨论过的，所以研究汇率变动与地区经济增长差异的相关性是十分有必要的，这正是本文研究的出发点。本文的成文结构如下：第二章设立了两个数理模型，分别说明汇率变动通过资本流动变量和贸易收支变量（包括进口和出口两个变量）的改变对同一国家不同地区经济增长影响的效果差异；第三章在第二章基础上，用中国的数据进行了经验实证的分析；第四章得出结论和相应政策建议。

 

二、实际有效汇率变动对地区经济增长影响差异的简单机理分析

 

基于以上理论综述，本文以下将设立了两个数理模型，分别说明汇率变动通过资本流动变量和贸易收支变量（包括进口和出口两个变量）的改变对同一国家不同地区经济增长影响的效果差异。模型假设一国有两个地区，A地区和B地区，A地区对外依存度高于B地区；与此同时，国内没有实现完全分工，A、B地区同时从事x和n两大类产业； x产业属于外向型产业，其生产投入和产品销售更加依赖于国外市场，而n产业则属于非外向型的产业，其生产投入和产品销售更加依赖于国内市场。根据比较优势原则的扩展，A地区将更多从事x产业，而地区B则将更多致力于n产业。此外，两地区都面临相同的汇率，同时国际间只有资本流动和产品流动，不存在劳动力的流动，汇率变动导致两地区FDI流入量变化的程度相当，但是由于各地区主要从事产业不同，而各产业的进出口价格弹性不同，所以汇率变动对不同地区贸易收支影响程度是不同的。

在以上总体假设条件的框架下，我们接下来分别就汇率波动对资本流动产生影响从而影响地区经济增长和汇率变动对贸易收支产生影响从而对地区经济增长产生影响两个角度来分析汇率与地区经济增长的相互关联。

（一）   汇率变动对不同地区国外直接投资产生影响，从而影响地区经济增长的机理分析。

在本小节，我们假设实际有效汇率的变动只对FDI流入产生影响，不考虑实际有效汇率变动对贸易收支的影响；此外，一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和国际间劳动力流动数量较小可以忽略不计，并结合之前的假设，参照Feder（1983）的模型，我们写出x和n两类产业的总生产函数：

                           　　　　                          　　（1）

                           　　　　                          　　（2）

代表用间接标价法表示的本币实际有效汇率， 变动方向和本币币值变动方向一致； 和 分别代表生产两类产业的产品所使用的国内资本，汇率变动对其没有影响； 和 分别代表两类产业所使用的国外资本（FDI），汇率变动与之成反方向变动； 和 分别代表生产两类产业的产品所使用的劳动力（国内劳动），汇率变动对其也没有影响；由上述假设，我们容易得出：

　　　 ；              　　 （3）

（3）式说明x产业相对于n产业更加多的使用国外资本；同时，汇率变动与FDI流入量成反方向变化，并且两地区在汇率变动后FDI流入量变化比例相同。

由于地区A和B实行不完全分工，同时从事两类产业，此外，我们假设汇率变动不改变以国际货币计价的本国商品的价格水平，即不考虑两类产业的产品价格在汇率变动后的变化因素[②]，所以两地区所有产业的总产出分别为：

                             　　　　                            　　（4）

                             　　　　                            　　（5）

同时，由于A地区更多从事x产业，而B地区更多的从事n产业，所以我们可以得到，在（4）式和（5）式中， ， ，即有 。

    当汇率发生变动时，在以上生产函数框架下，A地区和B地区相应的总产出变化情况如下：

              　　　　           　　（6）

              　　　　           　　（7）

由假设可以得到（3）式可以得到 ；又 ， ， ，所以我们可以得出： ，即 。

由以上逻辑实证我们可以得到本文的第一个命题：

命题一：汇率变动通过对FDI流入量的反向作用，引起国内总体FDI流入变化，在不考虑其它FDI区域分布影响因素时，流入各地区的FDI产生同样变化，地区间变化比例一致。但是，由于各地区的对外依存度和主导产业的外向型程度不同，通过影响各地区FDI流入量的途径，汇率变动对那些对外依存度高同时主导产业外向型程度高的地区经济增长影响较大，对那些对外依存度低同时主导产业外向型程度低的地区经济增长影响较小。

（二）   汇率变动对不同地区贸易收支产生影响，从而影响地区经济增长的机理分析。

    下面，在本小节我们假设没有资本和劳动的国际间流动，汇率变动只改变贸易收支的平衡，结合之前的总体假设条件，我们可以得到n和x两类产品的总生产函数：

                         　　　                       　（8）

                         　　　                       　（9）

和 表示生产两类产业的产品所使用的劳动力，汇率变动对其没有影响； 和 表示生产两类产业的产品使用的资本数量，包括国内资本和国外资本，汇率变动对其也没有影响； 和 分别代表两类产业的出口量，它与两类产业的总产量成正比例关系，而汇率 与之成反比例关系； 和 代表两类产业的进口量，它与两类产业的总产量成正比例关系[③]，而汇率 与之也成正比例关系。由以上假设我们也可以得到：

                        　　　　                     　　（10）

                       　　　　                       　　（11）

即汇率变动通过出口对x产业产量的影响程度大于n产业，汇率通过这种路径与这两个产业总产量之间成负相关关系；与此相对，汇率变动通过进口影响x产业产量的程度同样大于n产业，但是汇率通过这种路径与这两个产业总产量之间成正相关关系。

同时，根据以往的经验研究[④]，出口汇率弹性要大于进口汇率弹性，而且在中国也存在这种现象，中国数据表明符合Marshall-Lerner条件。此外，根据“J曲线效应理论”，长期内本币贬值，有利于一国贸易收支的改善；而且，Rose (1991)估算了OECD国家贸易收支与实际汇率之间的关系，认为实际汇率贬值可以改善这些国家的贸易收支，Krugman和Baldwin( 1987)以及Moffett(1989) 等分别对美国的实际汇率与贸易收支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得出同样的结论；在我国，戴祖祥(1997)对中国1981-1995年的数据分析后得出：中国的进出口需求价格弹性之和为1.3，满足马歇尔- 勒纳条件，从而人民币汇率贬值可以改善中国的贸易收支。由以上文献为基础，我们做作出以下假设：

　　　　　　　　　 ； ；   　　　　　　　　　（12）　　　　　　　　　　　　　　　　　　　　　　　　　　　　　　　　　　　　　　　　　　　　　　　　　　　　　　　　　　　　　　　　　　　　　　　　　　　　　　 ； ； 　　　　　　　　　　（13）

此外，已有相关研究表明（林毅夫，2001）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一般为正，所以我们可以得到，虽然一国进口和出口增加都与该国经济增长成正相关关系，但是出口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力大于进口，由此我们可以得出：

                                （14）

                               (15)

又由于x产业的外向型程度高于n产业，结合以上设定的出口汇率弹性要大于进口汇率弹性，可以清楚得出，如果汇率变动，x产业出口量的变动程度大于其进口量变化的程度，同时其进出口变化程度差距大于n产业，即汇率变动对外向型程度较高的产业的净出口影响较大，故有：

　        （16）

和上一节相同，由于地区A和B实行不完全分工，同时从事x和n两类产业，所以两地区所有产业的总产量分别为：

　　                           　　　　（17）

                              　　                           　　　　（18）

同样，由于A地区更多从事x产业，而B地区更多的从事n产业，所以我们可以得到，在（17）式和（18）式中， ， ，即有 。

当汇率发生变动时，在本小节设立的生产函数框架下，A地区和B地区相应的总产出变化情况如下：

                             　　                          　　　　（19）

                             　　                       　　　　　（20）

其中 ；

。

由假设和（10）式至（20）式我们可以得到以下结论： ，即 。由此我们可以得到第二个命题：

命题二：汇率变动与各地区贸主导产业的外向型程度不同，通过影响各地区贸易收支的途径，汇率变动对那些对外依存度高同时主导产业外向型程度高的地区经济增长影响较大，对那些对外依存度低同时主导产业外向型程度低的地区经济增长影响较小。

由命题一和命题二，我们得到本文的第三个命题：

命题三：汇率变动与地区经济增长成反向相关关系；此外，汇率变动对汇率变动对那些对外依存度高同时主导产业外向型程度高的地区经济增长影响较大，对那些对外依存度低同时主导产业外向型程度低的地区经济增长影响较小。由此，如果不考虑除开FDI和贸易收支外的其他渠道，一国货币贬值会加大各地区经济差距；一国货币升值有助于各地区经济增长趋于收敛。

 

 

三、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变动与中国地区经济增长差异的经验实证

 

从以上数理逻辑推导中，我们可以看到，在开放经济条件下汇率对地区经济增长的作用主要通过影响地区商品的进出口和国外资本的流入来体现。以往关于地区经济增长差异的经验研究中，汇率的影响作用考虑甚少。早期，学者们更多的将各个地区视为一个封闭的经济体，该经济体的经济增长只来源于自身的要素积累和技术的进步（Tsui,1991等）。最近的研究开始考虑整体经济的开放对地区增长的不同影响（Fujita&Hu,2002；范剑勇，2003等），外资、进出口被纳入促进地区经济收敛或发散的因素中，然而，作为开放条件下国家间价格传导机制重要因素的汇率却依然没有被考虑。下文拟在以上数理推导基础上，运用新古典增长理论，探讨贸易开放和汇率变动对地区经济增长的不同影响。

大多数研究都假定生产函数为线性,而对中国地区经济增长收敛或发散问题的已有研究基本上沿袭了Mankiw、Romer和Weil(1992)的方法。本文中的生产函数形式和解释变量的选取以上研究为依据，将经济增长模型设为：

                                                            　    （21）

是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 参考刘明兴（2001）为各地区相对于当期增长率的前一期的国内生产总值，用于考虑地区经济的收敛性[⑤]。外资（fdi）和净出口(nex)为开放条件下影响地区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它们在影响经济增长的同时还受到汇率（exch）、前期产出（Y_t-1）、资本劳动比(kl)以及彼此间相互影响的作用。在这一系统中,汇率(exch)通过对外商直接投资和净出口的影响间接的影响地区最终产出，即：

                                                    （22）

                                                   （23）

                                                       （24）

1986年至1998年的数据取自《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1998年之后的数据则取自《中国统计年鉴》各期。汇率（exch）采用我们计算的各年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资本劳动比（kl）的计算首先参照邓翔（2002）采用永续盘存法对各地区资本进行估算，然后除以各地区年底从业人数得到。外商直接投资和净出口以人民币对美元中间汇率进行了折算。三大地区[⑥]总量数据通过加总计算而得。

我们设定的模型各子方程为恰好识别，在此采用三阶段最小二乘法（3SLS）系统估计整个方程组，以消除异方差和随机扰动项的跨方程相关干扰，获得各参数一致且渐进有效的估计量。

方程的结构式模型可写为：

                                                                       （25）

其中

 , ， ， 和   。

其简约式模型为：

                                                                     （26）

其中

                      （27）

上述简约式模型各系数反映了先决变量对内生变量的直接和间接影响之和，可以直接看出汇率变动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我们的估计结果见表1：

 

表1　                       1986年－2003年的3LS估计

注：小括号中的数值是t检验值，*、**、***分别代表1%、5%、10%的显著水平。

 

从产出增长方程来看：（1）我们的联立方程系统实证支持了地区经济的“俱乐部收敛”假说，东部和中部地区样本期内表现出明显的收敛趋势，且统计显著。东部地区收敛速度接近0.00005，中部地区则只有东部的二分之一倍，大约为0.00024。西部地区没有统计显著的收敛趋势，且初始收入水平的回归系数为正。（2）我们考虑的对外开放因素：净出口和外商直接投资对地区间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也存在很大差异。总的来看，东部地区净出口对经济增长有统计显著的促进作用，通过了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净出口每增加1%东部地区经济增长增加0.0015%。而中西部地区的净出口增加对经济的促进作用不明显，且回归系数为负。外商直接投资也是促进东部和中部地区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外商直接投资每增加1%，这两个地区经济增长分别增加0.00012%和0.0019%；西部地区却没有这种统计显著的促进作用。

从净出口和外商直接投资方程来看：（1）净出口和外商直接投资二者之间存在相互促进的作用，各地区净出口的增加都促进了本地区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东部和中部地区的外资流入也明显的促进了本地区的净出口增加，而西部地区外资流入却没有伴随着显著的净出口增加。（2）实际有效汇率对于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是通过对净出口和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间接的表现出来的。随着开放条件下，净出口和外商直接投资对不同地区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的差异，汇率变动对地区经济增长的作用也不同。东部地区作为我国渐近式开放道路的前哨，经济开放程度较高，因此，汇率对于该地区的影响也是最大的。从回归结果来看，汇率与该地区的净出口表现出反向变动关系，与外商直接投资也表现出反向变动关系，即实际有效汇率每升值1%，该地区的净出口减少3.01%，外商直接投资减小28.68%，中部地区这种影响作用不显著，西部地区则只存在汇率变动与外商直接投资的反向关系，这符合我们之前逻辑实证所设定的命题1和命题2。由简约式模型系数关系，我们可以通过间接计算得到汇率变动对我国东部地区的经济增长率的影响大小为 ﹣0.0776，而汇率变动对我国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率的影响不显著，由此证明了在只考虑外商直接投资和贸易收支两大渠道的时候，汇率升值对开放度高的地区经济增长有比较显著的阻碍作用，从而不利于我国整体经济的增长；同时，我们还可以得出，汇率升值有利于改善我国地区差异较大的现象，有助于各地区经济增长趋于收敛，这符合之前我们在逻辑实证部分得出的命题3。

 

四、结论及评述

    

2005年7月21日汇改以来，人民币汇率稳步小幅升值；同时，由于中国引入了“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在中国贸易顺差连年增长，国外经济势力积极争取之下，人民币面临着进一步升值的压力。在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和汇率渐近小幅升值的背景下，许多学者开始探究人民币升值对中国经济的利与弊，虽然林林总总，但是他们的研究却都没有涉及到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波动与我国地区经济增长差异之间的相互关联。本文为了阐释以上问题，从国际经济学角度探讨了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变动通过贸易收支和外资这两个渠道对我国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得出了以下对我国经济调控比较有借鉴意义的结论：

（一）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上升对于我国总体经济增长具有不利影响，这符合一般的经济学逻辑和已有的经验研究。本文的实证结果证明，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的上升会导致我国外资流入和出口流量减少，而进口增加；由于进口贸易对汇率的敏感程度远不及出口贸易，汇率上升会直接导致净出口的减少。而外资流入、出口贸易以及进口贸易对经济增长都有正面的影响，由此综合来看，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上升，会对我国经济增长经济产生较大的影响。所以，在当前人民币汇率小幅上升的阶段，我们要注意其对我国总体经济增长速度的限制作用，积极通过相应的外贸发展战略加快有质量的外资的迅速流入，同时促进进出口的持续增长，保持我国现阶段外贸外资在经济增长中的绝对贡献率。

（二）本文研究表明，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上升有利于调节中国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现状，在合理升值后，保持了经济外部均衡的同时有利于我国经济增长地区结构的均衡。因此，在人民币汇率升值的条件下，我们要充分考虑到其对我国不同地域经济增长速度的影响差异。此外，由于我国汇率制度在改革之后是以市场供求为基础，所以人民币汇率的波动会较之前频率加快，以后在某段特定时间可能会遇到人民币贬值的问题；那时候，我们同样要考虑到贬值将会拉大我国地区经济增长差异，在外部平衡的同时导致了内部经济增长的区域结构的失衡。所以，当我们考虑到人民币汇率波动对地区经济增长影响的差异时，我们就必须通过适当的税收以及再分配政策，实现在汇率市场化的同时保证分配的公平。

（三）由以上论述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人民币汇率变动会对我国总体经济增长和地区经济增长差异性产生截然不同的影响，前者属于经济总量增长的问题，后者属于经济发展中的福利分配问题，两者都是不容小觑的重大经济实践。由于汇率变动对二者产生的影响是相逆的，所以在人民币升值时，我们的经济政策重点要放在保持经济持续增长之上；而在人民币贬值时，我们要更多注意内部经济增长区域结构的合理，保持各地区经济增长的平衡发展，从而实现经济发展中的公平原则。总之，汇率波动带来的经济增长总量和经济增长地区结构的权衡十分重要，这就是本文所要点明的主旨。

当然，本文的研究还存在着一些局限性。本文所用到的国际经济学几个常用变量仅仅是汇率对经济增长影响途径的一个部分，汇率变动还会通过货币供给、财政结余和物价的变化等途径对一国总体经济增长和国内各地区经济增长产生影响。但是，以往研究表明，在开放经济条件下，汇率对国际贸易和资本流动具有决定性作用，而国际贸易和资本流动又通过与投资、消费、物价、货币供给、外汇储备和就业等各种经济活动的内在联系对一国的经济增长产生巨大影响。所以本文的局限性不在于变量选取的不尽合理，而在于对于渠道分析还不够详尽，这可以作为该研究后续工作所主要解决的问题。

 

参考文献：

曹永福：《中国贸易弹性实证研究》[J]，《世界经济统计研究》，2005年第2期。

戴祖祥：《我国贸易收支的弹性分析:1981～1995》[J]，《经济研究》，1997年第7期。

邓翔：《内生技术进步的生产率测算研究》[J]，《南开经济研究》，2002年第1期。

范剑勇、朱国林：《中国地区差距的演变及其结构分解》[J]，《管理世界》2002年第7期。

李未无：《实际汇率与经济增长：来自中国的证据》[J]，《管理世界》2005年第2期。

林毅夫、李永军：《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再考察》[J]，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讨论稿系列。2001年

刘明兴：《比较优势、工业化与经济增长》[D]，北京大学博士论文。2001年

卢向前、戴国强：《人民币实际汇率波动对我国进出口的影响:1994～2003》[J]，《经济研究》2005年第5期。

强永昌、吴兢、陈爱玮、胡晓，2004:《有关人民币汇率问题的对外贸易分析》[J]，《世界经济研究》2004年第8期。

朱真丽、宁妮，2002：《中国贸易收支弹性分析》[J]，《世界经济》2002年第11期。

Aliber RZ ,A Theory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CP Kindleberger (ed.), The International Corporation[M], Cambridge, 1970, 17-34.

Bahmani-Oskooeen M., Effects of U.S. Government Budget on its Current Account: An Empirical Inquiry[J], Quarterly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1989, 29 (Winter),76-91.

Blonigen BA , Firm-specific assets and the link between exchange rates　an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97,87( 3), 447 -465.

Berument Hakan and Pasaogullari Mehmet, Effects of The Real Exchange Rate on Output and Inflation: Evidence from Turkey, The Developing Economies,2003, XLI-4,401-435.

Borensztein, E. , De Gregorio, J. and Lee, JW., How does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ffect economic growth? [J] ,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1998, 45(1), 115-135.

Coe, D. and Helpman, E. , International R&D Spillovers[J],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1995, 39 (5),859-887.

Coe D., Helpman, E. and Hoffmaister A., North-South R&D spillovers[J], Economic Journal, 1997, 107, 134-150.

Dornbusch Rudiger, Expectations and Exchange Rate Dynamics[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76, 84 (August), 116-1­76.

Dornbusch Rudiger and Alejandro Werner, Mexico:Stabilization, Reform, and No Growth[J], Brookings Papers on Economic Activity,1994,1,253-315.

Edwards Sebastian., Real Exchange Rates, Devaluation, and Adjustment: Exchange Rate Policy in Developing Countries[M],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1989.

Feder G., On Exports and Economic Growth[J],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1983, 12, 1-2, 59--73.

Froot, Kenneth A. and Jeremy C. Stein, Exchange Rates an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 Imperfect Capital Markets Approach [J] ,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91, 106, 1191-1217.

Fujita,M. and Hu.D, Regional Disparity in China:1985-1994[J], Annals of Regional Science, 2001,35, 3-37.

Grossman, G. and E. Helpman, Innovation and Growth in the global economy[M], Cambridge, MA: MIT press,1991.

Kamin, Steven B.and Mark Klau., Some Multi-country Evidence on the Effects of Real Exchange Rates on Output[M], International Finance Discussion Paper,1998, No. 611,Washington, D.C.: Board of Governors of 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

Kana Marwah and Akbar Tavakoli, The effect of foreign capital and imports on economic growth : further evidence from four Asian countries (1970-1998)[J] , Journal of Asian economics, 2004,15, 399-413.

Kana Marwah and Klein L.R., Economic Growth and Productivity Gains from Capital Inflow: Some Evidence for India[J], Journal of Quantitative Economics, 1998,14 (1), 81-108.

Keller.W, International Technology Diffusion[J], NBER working paper,2001, No.8573.

Krugman, Paul R. and Richard E. Baldwin, The Persistence of the US Trade Deficit[J], Paper prepared for the Brookings Panel on Economic Activity, 1987, 2-3 April,1-43.

Luiz R. de Mello Jr,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Growth: A Selective Survey[J],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1997, 34,1,1-34.

Lawrence, R., Z. and David E. Weinstein, Trade and Growth: Import-led or Export-led?- Evidence From Japan and Korea[J], NBER Working Paper ,1999, No.7264.

Mankiw, N.G., D. Romer and D.N. Weil, A Contribution to the Empirics of Economic Growth [J],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992,107,407-437.

Michael W. Klein and Eric Rosengren, The Real Exchange Rate an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Relative Wealth vs. Relative Wage Effects[J], NBER Working Papers, 1992,No. 4192.

Moffett M H, The J-curve revised: An empirical examination for the United States[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Money and Finance, 1989, 8, 425-444.

Ramirez, M.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Mexico: A Cointegration Analysis[J],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 2000, 37(1), 138-162.

Robert Z. Lawrence and David E. Weinstein, Trade and Growth: Import-Led or Export- Led? Evidence From Japan and Korea[J], NBER working paper,1999, No.7264.

Rose A. K., The Role of Exchange Rates in A Poplar Model of International Trade: Does the Marshall-Lerner Condition Hold? [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1991,30, 301--316.

Sun H., Macroeconomic Impact of Direct Foreign Investment in China:1979-96[J] ,The World Economy,1998,21(5), 675-694.

Tsui Kai-Yuen, China’s Regional Inequality: 1952-1985[J],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1991,15, 1-21.

 

Fluctuations of Real Effective Exchange Rate of RMB and Disparity of Regional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

 

Abstract: Although existing literatures have elucidated that fluctuation of exchange rate would have some kind of impact on economic growth of the country, their contexts haven’t mentioned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fluctuation of exchange rate and disparity of economic growth in different regions in the country. Aiming at the vacuum of the theories, after reviewing the interrelated literatures, the paper starts with making the simplified theoretical models which classifies the impact of fluctuation of exchange rate to the disparity of regional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 and educing three theorems. Then, by erecting a Simultaneous Equations Models, the paper does a calibration with the data of China. It concludes that the appreciation of RMB is able to improve the disparity of regional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 and vice versa, which proves the forementioned theoretical analysis to be true. Finally, it takes for tha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rational fluctuations of RMB’s exchange rate, which leads to exterior economic equilibrium in China, we should attach equal importance to general economic growth of the country and economic growth of different regions within it,

Key Words: Real Effective Exchange Rate of RMB; Disparity of Regional Economic Growth; Simultaneous Equations Model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