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明华

5月1日，美国科学院公布本年度增选的18名外籍院士名单。中科院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所研究员李爱珍成为第一位获得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荣誉的中国女科学家。而李爱珍却一直未能当选中国院士，甚至未能进入初选名单。有记者问她未评上中国院士难过么？李爱珍说：“我总是记得人家给了我什么，却不记得人家没给我什么”。（5月19日《新安晚报》）

    好一个“我只记得人家给了我什么”！作为一个七旬老太太，即便退休后仍将身心投入到科学实验室，按孔老先生的说法：六十耳顺，七十随心所欲。有院士头衔可,无头衔也可，人生豁达情怀自然盛满于胸际。只要科学之路上留下自己登攀的足迹与汗水，科学之光便一定会照耀于心，科学精神也定然当鞭策于怀及至永驻史册的。

    但即使李爱珍未对无法进入中国院士之列而郁闷不快，我们也应深醒李爱珍的“墙内开花墙外香”的形成过程。因为不管我们愿不愿意谦逊地承认，在当前世界科学水平段位来看，能挤身美国的外籍院士之列，并非易事。任何学术官场的“混世魔王”的惯有技法，与人情力量在这场选拔行程中，是无法驾轻就熟的。那么，就连大洋彼岸的异国伯乐，都能识这匹千里马，何以抬头不见低头见的中国本土的伯乐先生们，咋就能群体性失察呢？

在我看来，不计名利，常年献身科学实验室的科学家，没有得到人民和国家的记忆与厚待，根源还是出在一个“官”字与“疲”字上。先解“官”意，我又想起中科院院士苏纪兰说去年6月说过的一句话，“现在什么都和官级挂钩。如非要给教授定个处级局级待遇，这很荒唐”。其实，并非制度要逼着科学家去做官进仕，而是没有“官级”的科学家在科研经费的争取上，往往处于不利之境地。

实际上，当今社会科技工作者的科研环境里，似乎已很难摆下一张可以视行政级别如草芥的“净心书案”，很难让一间不为“粮草供应”发愁的实验室可以心静地工作。青年科学家创新的鼎盛期不长，当他们的创新热情在带“处级、厅级、省级”的头衔的“长们”一次次给浇灭后；当被不当官不送礼，难以敲开科研项目的“潜规则”一次次折腾后，或许，脑海中回荡的便只剩下茫然失意和无奈沮丧的悲情了。

再说选拔体制上之“疲”。国际上顶级的科学家，竟然进不了院士之列，他们的十年寒窗的那颗“寒心”，无法顺理成章地得不到来自我们社会的回馈阳光的温暖，这折射出科技人才的评价体系与学术防腐监督体制上的疲态。那些唱得响的、官级大的、位置高的，总比默然钻研的、无官级的、低级别的容易进入选拔着的视线。通过这些科技弊象的复制出现，必然造成学术潜规则的长期存在，这便有李爱珍的“国内不院士而美国却院士”的现象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