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东人才报道》·水思源

    从上篇中我们了解到，在中国悠悠五千年的传统文化变迁中，董仲舒是个关键人物，那历史对他的评价到底如何？

    汉武帝元光元年（前134），董仲舒在著名的《举贤良对策》中，提出他的哲学体系的基本要点，并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为汉武帝所采纳。

    其后，董仲舒以《公羊春秋》为依据，将周代以来的宗教天道观和阴阳、五行学说结合起来，吸收法家、道家、阴阳家思想，建立了一个新的思想体系，成为汉代的官方统治哲学，对当时社会所提出的一系列哲学、政治、社会、历史问题，给予了较为系统的回答。

    从此"儒学"变成"儒教"，中国文化暗中完成了一大变化：一切真理已在儒学经典中完成，思想自由、百家争鸣已成明日黄花；

    文人的前途（乃至于国人的前途）在于做官，做官就要读书，读书就要读圣贤书，圣贤书就是所谓"六艺之科、孔子之术"，除此之外，生活再无别的意义。

    董仲舒将中国推上了苍白而又单调的狭路。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自董仲舒后，到清王朝，中国再无迥异于封建中央集权的国家管理模式出现；以至于在19世纪与世界文明发生无可避免的碰撞时，我们才发现"灾难"已突然降临了。

    在整个中国文化史中，在政治领域、思想领域、学术领域，从文化角度看，董仲舒罪莫大焉！

    人类几乎是在四千年前左右的时间段里，先后或同时由原始社会进入文明阶段。尔后大约经过约一千年左右的整合阶段，东方、西方同时有了认识自我、认识社会的自觉性。

    在公元前六世纪初至公元前五世纪中叶,古希腊人诞育了"人民"、"权力"、"民主"、"共和"、"选举"、"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自由"、"正义"等一系列令人目眩的法权体系概念。

    在雅典，以梭伦改革开始，经过克里斯提尼改革和厄菲阿尔特改革，到伟大的伯里克利时代，进入古典民主与共和理想的鼎盛时期。

    从中西方文化角度看，董仲舒、汉武帝以及之后的各朝代君王，他们所做的决策、所选定的国家整体、所认定的文化路径，无一不源于一个假定：我不会犯错误。

    古希腊乃至整个欧洲和西方文明所有的选择，则源于另一个假定：人是可能犯错误的。

    依此假定，东西方文化判然分明。

    “人可能犯错误”，是一个伟大的假定。

    在这个假定面前，我们有必要保持足够的谦虚和深切的内省。

    正因为：“人可能犯错误”，所以需要对权力进行限制，有了这一限制，后面的问题都成了次要问题。

    专制暴君是从来不以为自己会犯错误的，而百姓对此也在董仲舒的“贵阳而贱阴”和“王道之三纲”的文化思想灌输下，变的于麻痹中熟视无睹了。

    但是充满民主理想的人一听说有"一贯正确的神人"存在，便会大吃一惊。

    但几千年来，中国人对"一贯正确"听得多了，从来不见有谁"大吃一惊"，而这正由董仲舒将儒家思想，居心险恶的引入帝王统治术所养成。

    这种几千年来在思想文化领域的清一色，表面上达成了闭关锁国之后的所谓“和谐”，但实质上，事实上也证明，正因此而造成了近代百年的中华民族屈辱史。

    那今天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又处于何种阶段，现在提倡的“和谐社会”又有那些文化涵义，现在的中国人要不要提倡当“钉子户”？尽在下文。

水思源：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