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褚时健、禹作敏、牟其中这三个标志性企业家相继入狱后，2006年到现在，可能是十年来著名企业家出事的第二个高峰期。郑俊怀、唐万新、黄宏生、赵新先、陈久霖、顾雏军，到今天的白酒圈子。在刚刚过去的2006年，“协助调查”、“双规”已变成一个象征性的字眼，据报道，自去年下半年开始，部分企业家低调、内敛成了主旋律，并且这种趋势已从民企蔓延到国企。

　　更为可怕的是，随着企业家的倒下，几乎宿命地伴随着企业的倒下。

　　1978年以来，我国一批又一批的企业家只能用“人生苦短”来形容，真正能完成自己的企业家使命的可谓屈指可数。即使现在仍有一批业绩不错的企业家活跃在舞台上，但从近年来著名企业家出事频率不断加快的趋势看，他们的命运实在是一个未知数。人们在感叹的同时，往往将问题的原因归结为一些表面现象，譬如：企业家本身不成熟、监管不力、权利机制不健全、激励不到位或现代企业制度流于形式等。其实，湖南大学某著名社会学家指出，无论是国有企业或民营企业，其领导者是否会成为一个真正的企业家，最重要的因素并不取决于他们自身，或约束他们的政府，或激励他们的权利，或一套现代企业制度，而是取决于企业家是否占有了一个适合于自己生存和发展的社会位置，说白了就是企业家是否有一个有利于自己发展的生态和自己是否适应这种生态。

　　如果以这种生态理论来观察白酒界的企业家，似乎能解释很多问题。

　　客观地说，当今中国的白酒产业格局，既不是市场的功劳，也不是几次评名酒的后果，其真正的原始推动力来源于社会生态选择了两代企业家，这是一个层面；另一个层面是，两代企业家适应了这种生态。

　　当前的白酒产业大格局，如果以企业家的生态来看，其实是1990年代以来，季克良、王国春、乔天明等少数几个企业家在适应社会生态和市场生态后的结果。不要忘了，在其时有三个基本面，一是那时还没有“茅五剑”这个说法，因为当年的产业格局大不一样，那时除了茅台，五粮液剑南春都很小，就是茅台，当时从量上看也很小；二是那时整个行业的管理方式和销售模式都是原始的，在品牌、价格、渠道等方面与社会的发展严重脱节；三是当时社会生态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所以对应于产业是可以在高端发力的。正是因为有这三个产业的带头人率先适应了生态，才直接确定了目前整个白酒的大的格局。这是第一代企业家的历史功绩。

　　1990年代末到现在，由于社会生态和市场生态的变化，根本变化就在于整个社会阶层由以前的金字塔型发展为更加良性的“两头小中间大”的纺垂型，而且对于高端酒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就要求企业家也要适应这种社会大生态的巨变，可喜的是郭双威、袁秀平、杨肇基、蔡宏柱、蒋红星、杨廷栋、赵凤奇等一大批第二代的企业家（郭双威也许可以算是跨两代）适应了这种生态，并且在超高端特别是中端领域创造了另一片新辉煌。

　　但在两代企业家辉煌的背后，在两代企业家适应生态发展变化趋势的背后，有一些生态却保持了原地踏步！“企业家是否有一个有利于自己发展的生态和自己是否适应这种生态”，这其实不由企业家说了算，比如在产业生态客观要求企业要由以前的“快速做大”变为“做强”时，一些强势生态环节却仍然要求企业家按照此前的思路做；在企业家创造的价值和自己的身价与当年不成等比时，创造的价值可以放大而身价却不容变更。

　　将企业家看成一个普通员工，或者直接把他们看成是一个普通人，很多事情其实是可以心平气和地解决的。不然，受伤的最终就可能不是企业家而是企业，甚至是一个行业、一个所有人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