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要在二十世纪的中国思想家中举出一位可圈可点的人物，那就非梁漱溟莫属。梁漱冥早年没有受到任何家庭和社会矛盾的冲击，在十六七岁时就本能地想出家为僧，可见他是一个有佛性而且佛性很高的人。梁先生说他思想的根本是儒家和佛家，我想他的根本思想就是仁爱与心宽、俗缘与佛性的统一。他不像折腾癖鲁迅那样至死执迷于“无知”相境，而是一个天生很会折腾、同时又能轻松自如地超越知识和折腾的高人。

在1949年以后的中国历史上，梁漱溟先生是与毛泽东主席发生过激烈冲突的前所未有、后亦所无的人。在1953年9月的政协常委扩大会和中央政府扩大会上，梁漱溟公开真诚地提意见，但没想到这会伤了毛泽东的面子，于是毛无情地批评他。他越想伸辩，毛越更加无情地批评他，最后毛主席说：“你虽没有以刀杀人，却是以笔杀人的。”“梁漱溟的问题并不是他一个人的问题，而是借他这个人，揭露其反动思想，使大家分清是非。他这个人没有别的好处和功劳，就有这个作用。”梁漱溟面对如此巨大的政治偏见和带有人身攻击的知识刺激，好心遭擂打，面子全丢了。但他很聪明、很高明，没有执着于对方和自己的知识再行申辩，而是毅然向全国政协领导写信请长假，从此家居读书，什么地方都不去，什么事也不过问。当年底朝共中央总书记金日成来访，设国宴招待，他接到请柬也没有出席。梁漱溟自1953年以后，政协委员照当，工资照拿，不发任何言论，没有受到过任何正式处分，以至连一顶在四年后（1957年）有几十万人被戴上的“右派”帽子，他也因为“闭门思过”、超越知识的是非折腾而没有摊上。

梁漱溟先生这般避世的做法看起来是消极的，但事实上却是积极有为的，因为佛性的光明使他不会成为本性的奴隶，而作了自己的主人。梁漱冥和毛泽东的冲突，起因是梁先生提了意见、讲了真话，这是不是他那个时候没有佛性、迷而不悟呢？非也，而恰好是梁先生佛性的表现。在梁漱冥的佛法大道看来，人与人是完全平等的，给领袖提意见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情，他没有俗世凡夫的“面子观”。

由于梁漱冥佛性很高，因此对凡人俗务不甚精通。他不知道领袖人物遭受批评是最丢“面子”的事情，他忘记了领袖人物也是有“面子”的俗人，也是超人力量和本性奴隶，也是会失去理智而大发脾气的自利者。他看不透领袖人物的“面子”有多大？自己的“面子”有多大？伟大领袖因他的“面子”会不会给自己这个批评者“面子”。不懂俗世的“面子学”这个政治艺术，就不能决策是否批评和把握好批评的“度”。其实不止梁漱冥，有许多政治家对“面子学”的学习和应用都不得要领，如刘少奇、彭德怀之死，都与大胆提意见、伤害最高领袖的“面子”、把领袖逼得没有下脚台阶有很大的关系。

梁漱冥当机以及后来停止与毛泽东的争论，并不是他懂得了“面子学”，而是因于他的佛性。本能的佛性告诉他：与伟大领袖的是非无法分清、也不能分清了，越争必然是非越多，争无胜者、于事无补；争而不果，不如不争。所以争与不争都源于他伟大的佛性。

（陈嘉珉，2006年10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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