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果要在二十世纪的中国思想家中举出一位可圈可点的人物,那就非梁漱溟莫属。梁漱冥早年没有受到任何家庭和社会矛盾的冲击,在十六七岁时就本能地想出家为僧,可见他是一个有佛性而且佛性很高的人。梁先生说他思想的根本是儒家和佛家,我想他的根本思想就是仁爱与心宽、俗缘与佛性的统一。他不像折腾癖鲁迅那样至死执迷于“无知”相境,而是一个天生很会折腾、同时又能轻松自如地超越知识和折腾的高人。
在1949年以后的中国历史上,梁漱溟先生是与毛泽东主席发生过激烈冲突的前所未有、后亦所无的人。在1953年9月的政协常委扩大会和中央政府扩大会上,梁漱溟公开真诚地提意见,但没想到这会伤了毛泽东的面子,于是毛无情地批评他。他越想伸辩,毛越更加无情地批评他,最后毛主席说:“你虽没有以刀杀人,却是以笔杀人的。”“梁漱溟的问题并不是他一个人的问题,而是借他这个人,揭露其反动思想,使大家分清是非。他这个人没有别的好处和功劳,就有这个作用。”梁漱溟面对如此巨大的政治偏见和带有人身攻击的知识刺激,好心遭擂打,面子全丢了。但他很聪明、很高明,没有执着于对方和自己的知识再行申辩,而是毅然向全国政协领导写信请长假,从此家居读书,什么地方都不去,什么事也不过问。当年底朝共中央总书记金日成来访,设国宴招待,他接到请柬也没有出席。梁漱溟自1953年以后,政协委员照当,工资照拿,不发任何言论,没有受到过任何正式处分,以至连一顶在四年后(1957年)有几十万人被戴上的“右派”帽子,他也因为“闭门思过”、超越知识的是非折腾而没有摊上。
梁漱溟先生这般避世的做法看起来是消极的,但事实上却是积极有为的,因为佛性的光明使他不会成为本性的奴隶,而作了自己的主人。梁漱冥和毛泽东的冲突,起因是梁先生提了意见、讲了真话,这是不是他那个时候没有佛性、迷而不悟呢?非也,而恰好是梁先生佛性的表现。在梁漱冥的佛法大道看来,人与人是完全平等的,给领袖提意见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情,他没有俗世凡夫的“面子观”。
由于梁漱冥佛性很高,因此对凡人俗务不甚精通。他不知道领袖人物遭受批评是最丢“面子”的事情,他忘记了领袖人物也是有“面子”的俗人,也是超人力量和本性奴隶,也是会失去理智而大发脾气的自利者。他看不透领袖人物的“面子”有多大?自己的“面子”有多大?伟大领袖因他的“面子”会不会给自己这个批评者“面子”。不懂俗世的“面子学”这个政治艺术,就不能决策是否批评和把握好批评的“度”。其实不止梁漱冥,有许多政治家对“面子学”的学习和应用都不得要领,如刘少奇、彭德怀之死,都与大胆提意见、伤害最高领袖的“面子”、把领袖逼得没有下脚台阶有很大的关系。
梁漱冥当机以及后来停止与毛泽东的争论,并不是他懂得了“面子学”,而是因于他的佛性。本能的佛性告诉他:与伟大领袖的是非无法分清、也不能分清了,越争必然是非越多,争无胜者、于事无补;争而不果,不如不争。所以争与不争都源于他伟大的佛性。
(陈嘉珉,2006年10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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