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九十五年的漫长生涯中，梁漱溟历经三朝，亲眼目睹和参与了无数的人生和社会折腾。这些折腾使他有一些看不透的地方，从而产生了迷茫。1980年梁漱溟年近九十的时候就说：“如果说我有什么长处，有什么比普通的其他读书人好像高一着的地方，如果有，那就是因为我能够望见到一点，好像是看不太清楚，但是也可以望到一点。”“我的程度，不客气地说，比普通人高，因为普通人连这个也没有，另外一方面呢不够高”。（《这个世界会好吗》P279）梁先生这个“看不太清楚”和“不够高”的地方是什么呢？我想主要是两点。一是他看不清楚人性，二是没有看透人生的内容和意义是折腾。

梁漱溟年轻时曾集中精力做乡村建设工作，认为农民必须解决两个问题：“一个团体组织，一个科学技术”。第一个，“就是让散漫的农民——各自顾身家，顾我一身一家的农民——能够组织起来，能够组成团体”；第二个，“把科学技术能够引进到中国来，引进到农业上，引进到农业工业化”。（同上，P64）到了九十岁的高龄，梁先生还一直坚信“组织”和“科技”这两条：“让散漫的农民渐渐地有了团体组织，一面呢，从旧的生产技术来提高人力，要引用近代的科学技术。”（P87）从梁先生这两个观点来看，他还看不清楚人的自私自利是超人力量植入人体的本性，因此以为自私自利是“人”自己的事情，是“人”可以改变的东西。组织和科技这两件事情，它必须能够充分满足农民自私自利的本性，才有可能得到长期有效的发展。中国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曾经实施过初级合作社、高级合作社、人民公社等组织形式，难道不是把农民真正组织起来了吗？可是八十年代还是又回到“散漫”的家庭责任制去了。就是因为你那个理想、理性的组织违背了农民自私自利的本性。科技也是这样，中国这种科技的组织和实施方式违背农民自私自利的本性，因此农业科技始终发展得十分缓慢。梁先生一直坚持认为“一定要散漫的农民要组织起来，组织起来才好引用进步的科学技术”（P87）。可见在中国特殊的历史条件下，他始终看不清楚一点：任何生产组织形式必须顺应人性，否则不会成功和长久。

梁漱溟先生在谈到阎锡山的为人时说：“他有他的本事、有他的长处是没有疑问的，但是还是有私心。”梁先生对阎锡山的“私心”感到不满意，如果是从“成佛”的角度讲，这个要求是不为过的。但阎锡山作为万千俗人中的一个人，他怎么能够做得到泯灭“私心”呢？梁先生在僧俗两界中来去的时候，并不是很自如，他常常看不清楚超人力量植入人体的“自利”本性，看不清楚俗世凡夫们都被超人力量植入的本性牵着鼻子，去身不由己地折腾。

梁漱溟先生看不清楚人的本性，因此也看不透人生的内容和意义是折腾。1930年，梁先生接受阎锡山邀请，当一个每月500元工资的高级顾问。给阎锡山顾问什么呢？梁先生想人家“这样厚礼顾问，我要贡献我的意见”，于是他就对阎锡山说：“现在中国当前的问题，不在别人，就在你们几个巨头。中国问题就是，是不是还要再打内战，过去打了内战，今后是不是还要打内战。打内战是谁也没有好处。你们巨头之间谁也没有好处，老百姓、国家元气更受伤，再也不要打内战，宁可牺牲自己，我下台，不打内战。”可是梁先生不知道，人的理性在超人力量植入的自利本性面前，是没有力量的，是会要碰得头破血流的。如果人人都理性地思考“打内战是谁也没有好处”、因此“宁可牺牲自己，我下台，不打内战”，那军阀们的人生内容还剩下什么呢？那他们还折腾什么呢？结果梁先生不得不承认：“我贡献的意见是如此……他就没再听我的话……我就马上辞了这个顾问。以后就中原大战打起来了。”（P234－235）梁漱溟先生的意见放在任何地方、任何时代、任何历史条件下，都是绝对正确的。但问题是：如果人们都理性地认识到这些绝对正确的真理，那人群动物岂不就成了机器、木头人吗？那人活着还有什么内容、意义和刺激呢？

因此我想中国二十世纪最伟大的思想家梁漱溟在思想上不完美和迷茫的地方，就是这两点：他看不清楚恒古不变的人性；看不透人生的内容和意义是折腾。总起来讲，梁先生有很大悟性，并且已经开悟了，但是没有大彻大悟、没有悟透人生的真相。他在国共两党之间的活动也是这样，他希望不要打，但最终还是要打个你死我活。和平、统一只是暂时，讲、吵、打才是永恒，因为人生需要折腾。但是如果站在更高一层看，没有脱尽尘缘的梁先生不做这些“无用功”，那他干什么呢？做这些“无用功”也是他人生折腾的内容和意义啊。就像我今天写这篇文章，难道就是“有用功”吗？难道就不是瞎折腾吗？非也！这样来看，人生就圆满了，就无可厚非了，少数高人就有理由泯灭怨恨，泯灭遗憾，天天快乐了，哈哈。

（陈嘉珉，2006年10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