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著名经济学家、《经济日报》前总编艾丰
在我的工作室里挂着一幅对联：“春耕夏锄平常事，秋收冬藏乐丰年；人生一百二十载，符合时令节节甜。”
人的一生和这四季的特点是十分吻合的：春天大概在22岁以前，是上学阶断，要努力吸收养分；夏天大概在22岁到40岁，是你刚开始参加工作的那几年，要经过一段时间的磨练；秋天大约在40岁以后，各方面都成熟了，开始进入收获阶断。这个时期最长，差不多可以持续到80岁左右；80岁以后，则属于冬天阶断，主要以保养为主，可以颐养天年了。
我是1957年考入人民大学新闻系的。那是第一年直接从高中招生，之前的学生都是已经工作了很多年的干部。中学时我是学校团委书记、预备党员，特别风光。但到大学时，因为混合编班，我成了班上不起眼的“小娃娃”，有了很大的落差。
在讨论我入党转正问题时，有人给我提意见，说我太骄傲、有势利眼。我一听马上跳了起来，反驳他说：对不起，我没有这个缺点，我最恨的就是这个缺点。大家看我不虚心，于是拒绝讨论就散会了。
当然，这事主要和我中学时的一件事情有关：当时班上有一个同学，1957年反右时说了一些出格的言论，于是学校党支部交给我一个任务，就是对他进行批判，并把他定性为反动学生。我在执行任务时打了折扣，只是从思想上批评了他，但没有从政治上把他定性为反动学生，因为我觉得那样做会毁了他的前途。于是，这成了我政治立场不够坚定的证据。
这事一直拖到1959年，因为当时的党支部书记不太左，对我有一个比较全面的评价，于是在他的主持下才勉强通过转正，但预备期从一年延长为两年。
这之后，我在学校里一直比较顺，成了学生干部。当时觉得功课的压力没多大，顶多花了自己50%的精力，于是有了更多的时间去从事社会活动。我常常组织学校里的各种社团活动，比如请战斗英雄、劳动模范、作家学者来演讲、比如组织同学们参加讨论会或者去远足……1961年大学毕业时，国家刚经过三年困难时期，左的思想有些退潮，所以学校对我的评价很好。
毕业后我被分到了北京市人民广播电视台。单位很珍惜这些大学生，进行了重点培养。1963年7月，作为工作组组长，我带了四个人到农村参加“四清”工作。因为有在学校里当学生干部的经验，我很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1965年，毛主席提出了培养无产阶级事业革命接班人的口号，于是我在1966年3月被提拔为理论学习组组长，成为特别年轻的处级干部，并且是北京市委直接任命、报华北局备案的。
但没想到的是，2个月后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北京市委成为首当其冲的攻击对象，我成了“黑市委”任命的“修正主义接班人”。1971年，又因为一些被认为出格的言论，被打成了现行反革命，到北京郊区的农场进行劳动改造。
那时的作息时间是这样的：早晨6点半起床，7点钟吃饭，8点钟开始干活。中饭后人家可以休息，我还得去给农场的几十只兔子打草。下午2点钟又开始接着干活，直到6点半吃饭。晚上7点开始批斗会，一直持续到直到深夜11点。批斗会大家都去睡觉了，我还得在别人的监督下接着去写交待，一直到凌晨三点才能回去睡觉……连续四个月，每天都是这样。于是我抓住任何一个机会睡觉，甚至在劳动时也能抓住镐把眯一、二分钟。
当时最大的痛苦不是肉体的折磨，还是来自精神上的折磨。你认为对的，却让你说是错的，让你违心地承认，非得把黑的说成白的、白的说成黑的。在四个现行反革命中，我是挨斗时间最长的，因为我最顽固、态度最差。我心里有一个底线，就是不能胡说、瞎说。
1971年的除夕夜，其它人都回家过年了，却唯独不让我走。大年三十晚上8点多钟，军代表来找我，说别人都交待了，都回去过年了，你也好好想想，想通了再来找我。他们认为一个人在除夕这个特殊的时刻的思想斗争是最激烈的，他们想抓住这个时机把我攻破。但我想了一刻钟就去找他，我对他说：下面这些话，我说出来估计你也不会相信，但你现在不相信，却总有一天会证明我是对的，现在暂且录以备考。我说了两句话：第一、我不是反革命；第二、那些承认自己是反革命的人，他们也不是反革命。他们听了非常不满意。第二天，也就是初一的早晨五、点钟，突然冲进来5个人，把我从床上轰了起来，又狠狠批斗了一顿。
第二年的秋天，我从农场回到单位等候处理。全体党员讨论时，只有一、二个支部委员建议给予我留党察看的处分，其它的都坚决要求开除我党籍。但那时政治形势很微妙，军代表心里也没底，于是把决议搁下来并没有执行。
军代表在1974年撤了，由工宣队和老干部代表接管。形势开始好转，台里的领导开始让我开始一些工作。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所有问题就被风吹散了。
这时我已经38岁了，面临着人生的重大转折。1978年开始恢复高考，40岁以下的就可以报名。于是我报考了社科院新闻系的研究生，目的很明确，就是为了跳槽。我打听到，社科院的研究生毕业后会分到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等单位。我觉得电台的平台比较小，而且繁杂的事务性工作太多，而我。我喜欢搞研究、写点东西，可能到报纸去更好。结果考试时，我考了文科第一。
读研究生的这三年，让我有时间对过去进行了总结、有机会开拓了眼界，并且做出了不少研究成果，奠定了以后事业的基础。在那几年里，我很好地完成了所有课程，并且掌握了第二门外语——英语；翻译了一本书，发行达30多万册；发表了20多万字的文章；写出了《新闻采访方法论》，这本书成为以后新闻系的教材，并且在1988年获得第一届吴玉章奖，这是社会科学领域的最高奖……
毕业后我顺利地进了人民日报社，成为一名机动记者，并且写出了一些很有影响的报道。如：1979年实习时，就写出了揭露黑龙江省王守信贪污集团的报道，提出了党风在十年文革遭到破坏这个问题，于是1983年中央开始在全国进行党风的整顿；1982年写出《现代化的觉悟》的报道，用襄樊这个先进典型，在全国叫响了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第一声；1983年写出批评报道《不完整的答案》，凸现了当时地方存在的派系问题，直接导致了当时的广西省委改组……
1985年，作为一名普通记者，我直接被授予正高级职称；1986年，人民日报社成立了经济部，任命我为该部主任；1990年时又成为编委，进入了报社的领导阶层；也在这一年，我又获得了首届范长江新闻奖，这是新闻届的最高奖项；1996年，我又调到《经济日报》任总编辑，一直干到1999年退休。
在社会活动方面，我从1992年开始发起和组织了“中国质量万里行”活动，这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退休后，我主要的精力是推广中国名牌战略……
每个人都希望自己能事业有成、官能当大、财能多发，但前提是你必须要有一个好的心态。不平的事总会发生，如果你无法改变也不用苦恼，要学会适度的阿Q精神。前不久我去黄山旅游，回来后做了一句诗：“如此黄山未入岳，何叹世事多不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