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福洪

中国人只喜欢听好话，所以中国好多事情很难办。本人说了一辈子的“坏”话（其实是不讲究方法的直话、真话），真想对国家说几句直话、真话、实话。

我们现在面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虽然没有统一，缺了一个台湾省，但中国大陆有13亿人口，无论怎样，还是世界上一个大国，更何况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近30年的经济发展事实是有目共睹的。过去，我以为西方发达国家强大得不可战胜，其实不然，现在我国有好多个“世界第一”，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发展，心理上不平衡，倒是出现了“怕”的症状，用汇率、贸易保护、技术封锁、人权等工具来压我们，这是心虚的表现。

这些，中国人不怕，1949年后20多年的封锁，中国人习惯了，在毛主席 “纸老虎” 的话语薰出来的中国人面前，不算什么，胆子早就大了，我们没有精神压力。信心，中国人目前不缺，缺的是正确认识自己——我们的缺点在那里？

答：中国是有“三大缺限”的中国。

第一，中国的市场经济有缺限。它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市场经济体制本身是有缺限的。如“马太效应”；生产成本外部化；盲目竞争；资源浪费；垄断等等。二是从计划经济转轨到市场经济体制尚没有完成。尤其是“平等性、竞争性、法制性、开放性”四个方面做得极不到位，而且，改革没有计划性，没有时间安排，没有实施方案。三是实行市场经济体制的动机、决心、胆略和迫力三个方面都不够。从现象上看，中国实行市场经济体制，是在邓小平同志“92年南方谈话”后，14大决定下来的，好像小平同志没说“那两句话”就不可能正式宣布实行市场经济；入世谈判，好象是发达国家在逼我们完善市场经济体制。中国实行市场经济，对于执政党来说，好像是外力的作用下的行为，而非本意一样。若这样，决心不大就是自然的了，决心大，表现在制定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实施计划的科学性，计划的科学性就是细化与具体化，这两点我们都做得不够好。再看胆略和迫力，胆略和迫力就是面对风险，经周密计划与安排，采取壮士断腕式的决策。如反腐、国有企业改革、发展私营经济、全民社保、行政体制改革等，我们还在走弯路，仍然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还在付出代价。

第二、中国的政府有缺限。它也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政府是固有缺限之物。如公权利无限、权力寻租、不加限制的公权力扭曲市场行为、侵犯私权等等。二是政府与市场功能没有明确地区分开来。中国随时随地都有政府取代市场、市场调节取代政府调节的事例大量存在。三是各级政府职责不明，各级政府财力与权力不对称。从职责上看，没有一部法律专门谈各级政府之间的权力分配；从财权与事权上看，分税制、财政体制极不合理、公正、公平，引发诸多社会矛盾，中国目前的政治、经济、社会问题的背后都有财力分配不公的影子。

第三、马克思主义有缺限。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的理论源泉，是写进党章和宪法的。但马克思的一生是有限的，他不可能穷尽人类真理。所以，它也有三个缺限；一是他没有论述工人阶级的政党，夺取政权以后应该怎么办？集权与分权、民主与专制等，要永远缠绕着中国的政治生活，中央的政治生活状况成了13亿人仰望的中心议题，百姓始终在期盼好官明君的出现，似乎封建王朝政治仍然在中国延续着。二是他没有创立“工人阶级政权”建设社会主义的经济学理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只说明破坏一个旧世界的原理，却没有论及怎样建设一个新世界。原社科院副院长、经济学家刘国光先生，反对中国大学普及经济学原理（高层同意，教育部认真执行）的举动是没有道理的，你那怕有一个极不成熟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基本原理手稿”也行，其实，社会主义在世界上的经济建设比较成功的实例，只有中国，而且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实现的。大学经济类专业学生，不去学适用于市场经济的“西方经济学”，学什么呢？三是马克思主义继承者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与发展，只停留在只言片语上，不系统，没有理论深度，没有把正确的认识、观点转化为科学。正确的理论不是靠灌输，是让人一听，就觉得是学问，就产生求知欲的那种，亚当·斯密、卢梭、孟德斯鸠、凯恩斯等的著作，没有灌输，之所以深入人心，因为它是科学（他们的生命也是有限的，所以也不全是真理，甚至有错误），马克主义是不是科学，不能“老师”说了算，要让“学生们”自己判断，读者感觉是科学才是科学，就是宪法说是科学也不一定是科学。在政治与经济领域，多点学术、少点强权更合乎人性原理。中国需要继承与发展马克思主义，但需要的是象《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论十大关系》等之类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论著出世。

中国，那一天解决了上述三大问题，弥补了这三大缺限，中国才是一个成熟、强大的社会主义中国。

                            2007年6月24日于黄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