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中国：单边的社会，倾斜的天平

　　林一柯

　　在“和谐社会”的时髦语句满街飘扬的时候，中国却可能正在被权力、财富分化的“马太效应”加速推入“单边社会”——鸿沟不断拉大、少数人主宰大多数人、大多数人普通缺乏有效的参与和干预能力的社会。
　　“单边社会”的一个重大特征是权力的单边化。传统的政治体制使自上而下的权力格局在精神层面和运作层面本身具有高度的内在稳定性和内部排斥性，而随着社会和经济的发展，随着市场和交易的普及和扩张，随着权力体系在实践中的不断膨胀，权力的向下制约效用似乎正在不断强化，而被制约的可能却相对压缩，权力仍然具有超级意志、超级话语权力和超级行为权力。虽然借助网络、传媒或“权力机关”等渠道，普通公众和弱势群体等权力弱者的表达业已实现了有限的改善，但相对权力体系的超级特征和其自身的不断健壮而言，公民“有序的参与”和有效的干预，仍然贫困得可怜。例如，在中国，作为西方体制中重要标志的代表选举，由于其实质效力的可疑，往往成为一种近乎“催眠”的群体无意识活动；沟通官方与民众、本应直接有效的经典“听证会”模式，由于其“表演化”和“象征化”趋势的浓重，而被许多市民拒绝参与并公开嘲弄；仗义者和好事者对权力系统批评与建议的热情，往往被实际的体制壁垒安全阻隔，而剩下的情绪，就只能成为网络等“民间公共空间”或私人空间内愤青的叫嚷。如果所幸下层的一点意愿被采取或重视，也常常是出于某种对“社会影响”的习惯性顾忌，或是由于其意愿在实质上也是正常选择的一种而不需要排斥，或是出于对“姿态”的考虑，而难得有实际意义上的对话或干预。自下而上，对权力体系进行实质性的批评、建议或互动，似乎变得越来越困难。
　　“单边社会”的另一个重大特征是财富的单边化。改革之初那些曾经攫取了“制度红利”的一部分“先富”者，也就是民间所谓“钻政策空子”者，在后续的改革中基本保持了领先优势，并使之不断扩大；伴随着改革开放而昂首阔步进入国土的外商们，则在较长时期内获得了超国民待遇，其企业从中国的廉价资源、优惠政策、巨大市场和高额出口顺差中获得了惊人的“制度红利”和“市场红利”，并成功占有了大量的战略性资产，形成了牢不可破的财富堡垒；在“股市”和“房改”的改革热浪中捷足先登的一些人，借助资本市场和国有土地资源而攫取了高额的“机会红利”，通过套利交易和资产价格的泡沫化，将无数辛辛苦苦靠工资收入活命的平民加速推向贫民的行列。在贫富差距扩大的宏伟进程中，对“原罪”的追究，已经成为迂腐者的笑柄；按同一规则火速加入投机攫金的游戏，方为明智者的选择。而缺少资本或缺少游戏参与意识和意志的弱者，将被彻底排挤出切分财富的格局。
　　而最值得注意的，是权力与财富已经形成“共同联盟”，而使权力与财富的单边倾向得到不断强化，并逐渐形成刚性结构。曾经官场的学者赵晓在呼吁“正视权力结构”的一文中，曾经对中国社会权力与财富的“裙带关系”作过深刻而有趣的剖析，也就是说，“有权必有钱”，以权力为中心，离权力越近的人越富，离权力越远的人越穷。他还实证化地列举了以下的现象：2000年以来，财富增长最快的三个群体分别是“权力者及其亲属”、“权力法定的垄断群体”、“与权力结盟的资本代表（如房地产商）”。而权力体系与财富体系中各取所需、取长补短、强强联手的个别交易或结构性交易，早已成为尽人皆知的社会常识。权力的资本化与资本的权力化已经相得益彰，形成潜在的共同阵线和利益联盟，并且对外部势力保持高度警惕和排斥。
　　在单边社会的交易中，由于一方过强，一方过弱，强者总是居于支配地位，总是拥有制定规则和定价的权力，并且并有超强的议价能力；而弱者总是居于被支配地位，几乎没有参与制定规则和定价的能力，更毫无议价能力。于是，以单边的“边”为边界，双方在“马太效应”的深渊中越陷越深，难以自拔。
　　“单边社会”的实质，是权力和财富的分配与再分配越来越不合理，是天然的“选票”即人的数量与权力和金钱额度的严重倒挂，是权力与金钱天平的过度倾斜，是社会的加速分化和割裂。
　　但是，天平的倾斜总是有限的，每一次分化也终将被变化的统一所终结，因为，人类社会不是官僚机构或董事会，人类文明中天然的“多数原则”高于权力与金钱博弈中的“筹码原则”，大多数毕竟是大多数，而大多数最终是能够并且必定会用手和脚投票的；这个总是被陶醉于“盛世”的少数精英和强者们忘记的简朴定律，写满了或远或近的历史，并且，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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