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需要重新平衡经济增长


  在国际经济中最重要的高层对话是什么?答案不是七国集团(G7)财政部长间的磋商,而是中美之间的“战略对话”。国际经济决策中面临的最大挑战是纳入中国。要理解这个挑战,我们必须意识到是什么促使中国的影响变得特别。专家们常常将今天的全球化描述为“第二次全球化”,在第一次全球化中,崛起的经济大国是美国,而英国是当时全球最重要的资本输出国。但现在,中国既是全球最具活力的经济体,也是最大的资本来源国。这有助于解释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特征:快速发展与低实际利率相结合。

  近年来,中国经常账户盈余呈现爆炸式增长,从2003年的460亿美元,增至去年的2500亿美元,中国去年的经常账户盈余是国内生产总值(GDP)的9.5%。令中国的地位更加不同寻常的是,中国国内投资总额本身似乎就占到GDP的40%以上。因此,中国既是全球最大的资本输出国,也是全球国内投资占GDP比率最高的国家。这是宏大规模的资本积累。在中国,政府一直是资本流出的直接来源。

  在2003至2006年之间,中国累积经常账户盈余达到5250亿美元,另外还有2280亿美元的外国直接投资净流入。这几乎正好为7770亿美元的官方外汇储备积累所抵消。到今年3月,中国外汇储备达到1.202万亿美元,规模为全球最大,超过中国GDP的五分之二。应该强调的是,储备积累不是对投机性“热钱”流入的回应。相反,它们体现了这样的政策:输出从巨额贸易顺差和长期投资流入得到的外汇,以便将汇率维持在低水平。

  这种做法可取吗?如果不可取,应该做些什么?累积大量储备,明智吗?有很好的论点可以支持这种做法确实可取。它对全球其它地区是可取的,因为它压低了实际利率,从而扩大了支出。一些经济学家还指出,它对中国也是可取的,因为出口快速增长是实现可持续经济发展和扩大就业的最佳途径。然而,反对这种做法的理由也很充分。只要对方的贸易逆差集中在美国身上,就可能产生保护主义行为,尤其是在美国经济放缓之时。更重要的是,低收益率资产如此容易受到人民币兑美元几乎不可避免的升值的冲击,因此人们难以相信,大量积累这类资产对中国是有意义的。实际上,中国领导人自己也曾多次宣称有意重新平衡经济增长。近年来,中国的经济增长过度依赖于投资增长和外部盈余。中国经济模式的许多弱点
华盛顿国际经济研究所的拉迪指出,对中国自身而言,当前的发展道路存在
许多明显的弱点:家庭消费水平过低,2005年仅占GDP的38%;增长过度依赖于沿
海地区;1993至2004年,每年的就业增长率仅为1%;能源消耗过高;低水平的
国内利率(在一定程度上源自外汇干预)扭曲了金融体系并刺激了浪费性投资。
那么该做些什么呢?答案似乎很简单:减少储蓄,让名义汇率更快上升,以消除这种政策转变可能带来的通胀后果。中国可以轻松承受加大医疗和教育支出的负
担。它还可以建立一个有用、适当的全民养老金体系。此外,中国很大一部分储
蓄并非居民储蓄,而是政府和企业储蓄,因此,储蓄是一项政策选择。
中国需要以平等的地位加入到主要经济体更广泛的全球对话中。一个明显的
行动就是用四方集团——美国、欧元区、日本和中国——取代七国集团。毫无疑
问,印度最终也会加入,但目前还不是时候。另外,这样一个集团不应仅关注中
国。它必须考虑这四个主要经济体采用的各项政策。保尔森确实是在应对许多正
确的问题,但论坛过于狭窄。现在是扩大对话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