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试验区：为什么是成渝
成都和重庆常常相提并论，原本二者地理上相邻，文脉上相通，一个乃四川省会城市，一个如今虽为中央政府直辖市，但十年前也是四川一个重要城市。
这一次又是“鸳鸯双飞”，
十六大以来，新一届政府运筹经济社会全局，三度批准设立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2005年6月，上海浦东新区出炉；2006年5月，天津滨海新区登台，这一次同时推出地处中西部的重庆和成都，无疑更彰显改革与进取的锐气。
论者往往把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也称为“经济特区”，为区别计，前缀一“新”字。事实上，与其说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是特区，不如说是“试验区”；与其说是经济特区，不如说是“社会特区”。
客观地讲，上海浦东新区和天津滨海新区虽然也是国家综合配套改革的定位，但的确还带有一定的经济特区性质。从事实上看，浦东新区和滨海新区目前也主要是在经济层面做文章，综合性和配套性似乎并不强。对全国的示范性更是些微，因为上海和天津不仅都是直辖市，而且还都是当之无愧的地缘经济中心，一个地处长三角的龙头，一个位于环渤海的中心。
成都和重庆虽然都是中西部的重要城市，尤其重庆也是长江上游地区的经济中心，但重庆和成都同时获准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无疑更是拿社会作文章，更具有“社会特区”的性质。显而易见，这一次获准的不是哪一个区或某一个部分，而是整个重庆市和成都市。另一方面，这一次批准旗帜鲜明，名称上点出“城乡统筹”，简单的四个字，道破的却是要试验的核心内容和要达到的基本目标。
经济特区无疑“廉颇老矣”。从国际层面讲，尽管中国还不是资本大国，但外汇储备高企世界第一，已不需要以特殊优惠政策来吸引外资，长期以来的内外资所得税“双轨制”已在今年的“两会”划上句号。在国内层面讲，经济特区更涉嫌“治外法权”，是严重的不平等。
但这并不意味要全盘否定特区或试验区的做法。在谈到特区时，人们往往都想到最初提出特区战略的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事实上，“先行先试”是中国共产党从革命与建设中领悟和总结的一条基本经验，具有一贯性和普适性。任何一个政党领政治国，都应该“沙盘推演”；如果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纲领政策，更应该先行先试。特区做法永远也不会过时，过时的只是什么样的特区做法。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我们甚至可以设想：中国有朝一日也会搞“政治特区”！
时代已经急切呼唤“社会特区”！经过近三十年的经济持续增长——从1978年至2006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9.67%，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公布的数据，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在2005年跨越2万亿美元大关，跃居世界第四位；有专家按购买力计算，更指出中国已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但，黑暗要看到光明，成绩中要看到问题。严重的问题是经济持续增长同时产生的社会严重失衡：人和生态环境的失衡，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失衡，区域失衡，城乡失衡，贫富失衡。由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
怎么样解决严重的社会失衡呢？当然离不开经济建设作为基本面的继续支撑，但更需要全面的社会改革，“社会特区“的先行先试就有了可能。事实上，“发改经体[2007]1248号”文件对成都市和重庆市的要求十分明确，定位非常清楚：从实际出发，全面推进各个领域的体制改革，并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率先突破，大胆创新，尽快形成统筹城乡发展的体制机制，促进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也为推动全国深化改革，实现科学发展与和谐发展，发挥示范和带动作用。显而易见，“社会”色彩浓厚！
十六大以来，尽管仍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但最高层也一直在推进社会改革，一个字眼便是明证，这就是“统筹”。科学发展观是发展上的统筹，和谐社会是社会的全面统筹，统筹是实现科学发展观与构建和谐社会的基本方式。眼下思想界正争议什么是社会主义，简单地说，从社会全局出发，对社会进行统筹，这就是社会主义！
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五大统筹：“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城乡统筹被摆在第一位，构成全部统筹的关键环节，称得上“统筹中的统筹”。十六届五中全会进一步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正是对城乡统筹的一个重要呼应。
从时代和社会的潮流看，新农村建设显然不能再简单地立足于农村，而必须与城市化相统筹，我们不应该也不可能再把广大的农民仍然定身于一亩三分地，农民已经走出来，而且还在不断地继续走出来，应该顺势而为，让农民能够在城镇乃至城市永远居留下来，完成农民市民化。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呼之欲出。也正是因为这一点，重庆市被中央政府相看上了。统计数据显示，2006年重庆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为4∶1，大于全国和西部的城乡落差；市域的都市区、渝西和三峡库区三大区域人均GDP之比为3∶1.6∶1，大于全国东、中、西三大地带的落差；最高和最低的区县人均GDP相差10.5倍，大于上海和贵州的落差。显而易见，重庆是典型的“大城市+大农村”。
重庆的城乡二元化正是全国的一个缩影，再加上三峡库区所特有的移民问题，使重庆的城乡统筹更加具有急迫性。或许正因为此，今年“两会”期间，人大重庆代表团提交了一份全团建议，提出把重庆作为国家级统筹城乡发展综合改革试验区。这引起了最高层的关注，也就是今年“两会”期间，胡锦涛总书记会见人大重庆代表团，提出重庆要加快建成“城乡统筹发展的直辖市”。
虽然没有资金和政策的巨大支持，第三个“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仍被捧为香饽饽，广州、武汉、长沙、沈阳、郑州、苏州、深圳、北海等城市一时间竞相争夺，郑州和武汉一度十分积极，但出人意料的是，成都最后获准。道理何在？正在于对城乡统筹真抓实干！
为解决城乡差距这一老大难问题，早在2003年，成都市就开始真抓实干。不仅城乡建设统一规划，而且采取一系列的重大措施，诸如“三大集中”：工业向集中发展区集中、土地向适度规模经营集中、农民向集中居住区集中，并辅以解决农民就业、养老、医疗和社保等具体办法，乃至把农村的发展也纳入公共财政体系，以缓解城乡矛盾，以实现城乡统筹。四年的成效十分明显，2006年成都城乡人口收入比例降至2.61：1，远低于中国城乡人口收入3.5：1的比例。
成都获准成为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反映的是中央政府对真抓实干的巨大肯定。在接受《华西都市报》采访时，国家发改委副秘书长
十七大就要在下半年召开，各方面的工作正紧锣密鼓地进行，成渝这一次获准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虽然与十七没有直接关系，但回顾一下十六大以来的重大政策部署，我们都可以坚信：十七大后，改革将迈出新的步伐，尤其社会改革将全面并加速推进。
本文刊发于《新世纪周刊》2007年6月中旬号
谢谢过目！
敬请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