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报道应该怎样做？

中国经营报特别报道《带头大哥777之互联网江湖》背后的人和事

我的车一直是“多灾多难”的。

刚开车的时候，我粗略的计算过一下，一年下来事故不下十起，平均每月一次！不是我把别人撞了，就是别人把我蹭了。每次事故我都很纳闷：“为什么他们没有明白我的意思？我要拐弯，难道他们不知道吗？”

后来我终于想明白一件事，“你心里想什么？你要做什么？除了你以外几乎没人知道。”

这都是不善沟通惹的祸——右拐要打右灯，左拐要打左灯，只要向你周围的车表达你的意向，信息便立即“对称”起来，一个和谐的乘驾环境就会营造起来。

王永强本期所做这篇“特别报道”的前期沟通，类似于我的车磨合过程。

在前期采写过程中，我和永强不断“撞车”。

终于有一天，我拿起电话告诉永强说：“我们的沟通成本太大了！”

当时，永强写出的稿子大约1万字左右。

照理说，永强应该理解我的意思——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硕士，响誉新闻界喻国明老师的亲传弟子，一连串重磅新闻的操盘手等等。而且永强才思敏捷，文笔流畅，属于报社骨干记者。其所为文，犹如长袖善舞或如汩汩涌动之清泉——或优雅舒缓或清凉而开口。

但他的第一稿的确让我失望——从拿到选题到第一稿出来，已经整整用去了两个星期，然而，稿子并没有如我所愿。

中国人是不善于沟通的，这是历史文化形成的。上学的时候读李商隐的诗，大家都有体会——如果没有类似的心理经验和实践经验，一般人都看不懂的。诸如“竹坞无尘水槛清，相思迢递隔重城，秋阴不散霜飞晚，留得枯荷听雨声。”整个诗中不讲一件事，尽是水呀，风呀，霜呀，雨呀什么的，但多数中国人都挺喜欢的。

中国文化自古以来强调沟通中的含蓄，是一种以谦为美的社会价值观，注重“点到为止”——即所谓“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君子敏于行，而讷于言”。

因此长期以来，节奏缓慢的农垦社会很多思想和理念就是在不言自明的沟通规则下进行传播的。然而现代社会的快节奏和大信息量的特点，使得人们的价值观趋向于更重视传播中的高时效，这就要求一种及时，准确，让大多数人一目了然的传播方式。理性而又率真的沟通就成为一种必然。

有点跑题了。还是回到永强的稿子上来。

第一稿的主要毛病集中在一个问题上：在带头大哥这件事情上，本报怎样去体现我们一贯主张的商业报道？或者说带头大哥这个商业报道究竟怎样去写，怎样去报道？

这些年来，中国商业媒体在报道商业新闻时，一直在犯两个问题，第一，是用做社会新闻的办法来做商业新闻；第二，是用反商业的做法来做商业报道。

举例来说，一些财经类媒体在报道这件事上，往往首先想到的是赶赴带头大哥的家乡，查查其家谱，其教育背景以及其年少时的玩伴等等，而不去触摸带头大哥是如何建立其财富帝国以及维持其日常运转的。其实，这才是财经媒体的核心。诸如上述的花边应留给那些都市类报纸去报道吧。

其次，我们在做商业报道时，习惯用揭黑或者破坏性或者用民族情绪等方式去赢得读者眼球。这种做法无疑于杀鸡取卵，不是一种良性推动商业发展的思维，也不是一种博取读者长期诉求的可行性路径，美国商业媒体的发展历史已经为我们作出前车之鉴。

直白而率真。我向永强完整地表达了我的诉求——我们要告诉读者商业是怎么玩的？带头大哥是怎么玩的？我们采写具体的商业操作，而不是商业概念；我们采写具体商业运行，而不是商业想象。这是我们的诉求，也是本报读者对我们的诉求。

“能不能再具体点？”永强瞪着他那双“求知若渴”的眼睛问道。

我乐了。

因为我又想起我的车，想起了我车出事故的原因——我还是没有沟通到位：我向右拐，打了右灯，但后面的车很纳闷——离前面右拐的路口还远着哪，这个车怎么突然打起右灯？

沟通是一门艺术，尤其是时间选择上，不能早也不能晚，要恰到好处。做早了，人家不理解；做晚了，人家觉得你罗嗦。开车有一样，灯打早了，后面的车纳闷；灯打晚了，有可能撞车。

沟通在这一刻达到了最高效益——他知道我想要什么，我知道他有什么。接下来就是解决具体问题：这就是生意场上合作伙伴经常要说的那三句话：你要什么？我有什么？我用什么方式满足你。

我们仔细分析了带头大哥的商业运做：他是如何博名，如何构建团队，他怎样将名气同互联网同股票信息结合起来、如何运营他的财富帝国；他当初的商业思路是什么？怎样从培训收费转移到QQ群收费？他的商业模式是怎样构建的，他的商业路径是怎样改变的等等。

思路越来越清，文章也就越来越顺畅，带头大哥的商业链条以及互联网的赢利生态开始呈现出来。详细内容请参阅“特别报道”。

不过，因为版面过少的原因，永强的稿子被大量删减，上版稿子被压缩了一半，大约只有5000字左右，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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