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报载，前日，曾曝出娱乐圈潜规则的女演员张钰在沉默一阵后，在对法院诉讼失望后，“另辟蹊径”，来到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信访室接待室，递交了一份控告信——上面列数了13位导演的“性交易”行径，至此，就13名导演和自己有性交易事件，正式向中纪委进行了举报。只是可惜，工作人员以“控告导演并不属于该中心的职权范围”婉拒了她。
张钰再一次投诉无门。
前一段时间，“性交易”案的诉讼曾经引起各方沸沸扬扬，为什么这一次却选择了属于党内纪律检查部门。引起我注意的是，正是张钰的理由。
在状告黄健中、于敏、张纪中三名导演侵犯名誉权终审败诉后，张钰说，“我的几起案子在法院都败诉了，我觉得再起诉那些导演也很难获胜。”这是她选择举报方式解决问题的原因。
关于张钰状告导演“性交易”案，此前张钰终审败诉，显然是严重打击了她的信心，开始觉得通过诉讼——打官司这一途径已经无望。不过，我倒是更关心：张钰起诉导演侵犯名誉权案，为什么会败诉？！
一般来讲，大凡败诉的案件，通常不过有如下几种原因：
1、起诉要求不合法、不合理，没有事实根据，此种属于无理缠讼败诉；
2、起诉要求合理，但缺乏证据，其提交的证据难以充分支持其诉求的主张，此种属于证据不足败诉；
3、起诉要求合理，证据充分，但其诉讼策略失误，如诉求的案由、证据需要证明的事项等等，此种属于战术失误败诉；
4、法官能力不足，对事实判断错误，适用法律不当，导致错误判决，原告败诉；
5、法官审案能力无瑕，但其良知受某种外来因素，如被告贿赂、行政部门干预、当时政策形势影响等，判决原告败诉；
6、案件所涉及问题，目前法律尚无明确规定，原告主张无法律依据支持，导致败诉。
……
当然，败诉情形在此无法穷尽。我不知道张钰一案是否属于上述情形中的一种，根据法律规定，一案不可二诉，对于一个案件如果终审败诉，其也就不能再次重新起诉了。救济的唯一途径只能是通过审判监督程序请求再审或申诉。张钰并没有选择申诉，是否觉得长路难捱？
因此，从法律上讲，对于败诉后的张钰来说，到中纪委举报，显然是对法律救济的不相信。但无论如何，除了战争，对于一个和平年代的法治社会而言（不管我们现在是否真正属于法治社会，还是法治的程度有多少，毕竟法治还是一个不容置疑的方向和目标），通过诉讼解决纠纷，寻求救济，理应是最后一道最有权威的屏障。而相比之下，非法律途径的解决，或许在某些时刻，甚至比法律途径更为“便捷”，但无论如何也不能成为法治社会的常态。比如——
——媒体曝光，媒体审判无时无刻不再拷问传媒人的正义和良知。典型如中央电视台的“焦点访谈”，快速解决问题；
——领导批示，行政干预，也在肆意跨越法律的既定程序，利用自身天然的快速通道，把法律途径的解决远远地抛在了后面。典型如当年总理为民工讨要工资，典型如今日的山西黑砖窑事件，经过媒体的曝光，再经过高层领导震怒，最后才让司法部门收拾战场。往往，当高层领导过问、批示的事情属于正义的事情时，我们似乎对这种“干预”多少可以谅解，而当批条子进行非法交易时，人们才会恨地咬牙切齿。这一点，似乎和中国传统文化下的明君、清官情结关系密切。岂不知，何时一个社会中，法律成为最高的权威，才可以到达真正的法治和文明；
——一动用黑社会、黑势力，以暴制暴，这种方法也是很快的。但这种方法也非“正义”和“非正义”。比如，一人长期欠债不还，债主找了几个道儿上的哥们一上门，欠债者痛痛快快地把钱还了。如果在这一过程中，并未发生任何伤害、违法情节，似乎事情也就过去了。而对于债主而言，似乎也就更不愿意通过起诉、上诉，一审、二审漫长的程序来要账了，而且诉讼结果还不一定。当然，如果其为非法目的，通过黑势力帮助实现，那就需要公安部门进行打黑除恶了。这似乎也是公安大哥们持久长期的工作。
总之，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法治社会，法律需要真正意义上的权威和尊严。张钰弃法律而转向党内纪检部门，虽不能说是病急乱投医，也总是对法律的嘲弄。——当然，如果张钰所诉根本并没有足够的事实和证据（当然最终要由法庭认定了），其处处碰壁也是情理之中了。
需要解释一下的是，张钰状告导演“性交易”一案，处处碰壁，即便是其本身的证据不足，也还是不能否认娱乐圈内的潜规则、性交易现象的存在。只是，需要提醒张钰们的是，一方面需要自身的证据过硬，另一方面需要理解诉讼中的法律事实与发生过的自然事实不同，法律事实只能是通过证据能够证明的事实，而自然事实如果没有相应的证据证明，则在法律上就无法确认其确实发生过。我们无法自然还原已经发生过的事实，因此法律事实如果少于自然事实，也属正常。这也许正是法律，或者是诉讼解决纠纷中一种天然的缺憾和不足。
况且，更为重要的是，在纷繁复杂的社会形态中，法律只是治理社会的手段之一，法律的触角不可能事无巨细，可以肆无忌惮地触及到每一个角落。也就是说，一个社会中，仅仅依靠法律并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套用一句话；“在一个以和平为主的现代社会，法律不是万能的，缺失法律却是万万不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