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关于高中语文教材的改革和新编教材内容的变化，引起了广泛关注和激烈争论。最耸人听闻的说法是，新编教材“用金庸取代了鲁迅”，以至于某一教材编委站出来加以澄清，说“语文教材没有将鲁迅轰下神坛”。令我忧虑的是，不论是继续把鲁迅供奉在神坛上的守旧派，还是为金庸挤进教材而呐喊的求新派，实际上都没有从以前的经验中吸取足够教训，都没有把握住人类文明和文化的准则与尺度。

鲁迅是中国现代最伟大的作家，他的作品是我们应该继承的宝贵遗产，可以说，不读鲁迅、不了解鲁迅，愧为中国人。但也应该看到，鲁迅的作品中既有无人企及的深刻的一面，也有偏颇的一面。事实上，由于长期把鲁迅供奉在神坛上，青年人的人格和精神素质的培育受到了偏狭、激烈等负面因素的不利影响。

大量的研究和回忆表明，卷入文化大革命中的青年学生，不论是红卫兵还是造反派，身上都明显、强烈地具有“唯我独左、唯我独革”，决不宽容、决不退让和妥协的气质，而这和中学阶段过分的“鲁迅精神”教育有关，尤其是与语文课本中鲁迅那篇“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有关。鲁迅那种视一切异于己见者为黑暗势力和丑类的立场，那种尖酸刻薄的语气，那个“痛打落水狗”的口号，对一代人养成好斗、善斗的气质有莫大的关系。

其实，鲁迅还只是排名第二的神，超过“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在语文教材中起作用的，第一是“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学生们把其中这一段背得烂熟：“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也许不能说这段话与文革中的暴行有直接关系，但是，当年学生斗争老师、校长，把他们当阶级敌人、牛鬼蛇神来殴打和侮辱时，确实是反复念诵这段语录的，有些学生在施暴时如果心中尚存一丝不安和恻隐，也确实是用这段“最高指示”来“增强无产阶级斗争精神”和“克服资产阶级反动的人道主义”的。

时代翻过了上面所说的那一页，现在的中学语文教材面目和以前大不相同了，独生子女们也多呈娇生惯养之态，我们似乎不必担心下一代还会有好勇斗狠的人格缺陷。但我们的语文教材在新的形势下对青年学生的人格和精神文明的培育有什么高明的指导思想没有？在我看来是没有。

许多批评者误以为新教材使鲁迅出局而愤怒，编者的辩解之辞是“没有将鲁迅轰下神坛”，这就是例证。

教材编辑的指导思想有“时代需要”和“适应新形式”一说，过去和现在都如此，但这往往落实为跟风、追时尚，还美其名曰“与时俱进”，过去和现在还是如此。

1957年“反右斗争”之后，中学语文课本有“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1958年庐山会议之后，陈伯达批判彭德怀的文章成了重点课文，中学语文课本成了阶级斗争教材，这就符合了“时代精神”？现在照样如此，金庸红火，武侠神怪小说流行，大众文化泛滥，于是《天龙八部》、《卧虎藏龙》入选语文课本，《雪山飞狐》也快了。

过去那种“突出政治”文化阴影还在，现在流行文化、大众文化的浪潮又来，我们的教材编写者什么时候能有独立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