阐释“中国之谜”
——一个基于扩展的总需求总供给模型※
万光彩刘莉
（安徽财经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
摘要：本文在附加预期的菲利普斯曲线基础上，通过引入可变的技术进步变量，修正了新古典的总供给曲线，指出除预期的通货膨胀率、产出缺口外，技术进步也是影响总供给曲线的重要变量；同时将总需求曲线扩展到开放经济条件下，从而推导出了“通货膨胀率——产出增长率”系统下的总需求总供给模型。作为对扩展后模型的检验，本文利用该模型阐释了我国宏观经济运行中的“高增长与低通胀并存”现象。
关键词：可变的技术进步总需求总供给模型扩展微观基础
中图分类号：F2文献标示码：A
Interpreting“thePuzzleofChina”
——BasedonAnExtendedAD-ASModel
WanguangcaiLiuli
（SchoolofeconomicsandFinance,AnhuiUniversityofFinanceandEconomics,233041）
Abstract:BasedonPhillipscurvethataffixexpectation,thisarticlemendtheneo-classicalaggregatesupplycurve,byintroducingthevariableoftechnologicalprogress.Itindicatesthattechnologicalprogressisalsoanimportantvariabletoaggregatesupplycurvebesidesexpectationinflationandproductsdeficit.Byapplyingaggregatedemandcurveintoopeneconomy,theauthordeducesamodelofaggregatedemandandaggregatesupplyunderthesystemof“rateofoutputincrease–rateofinflation”.Asatestingofextendedmodel,therectifiedmodelinterpretthephenomenaofthe“co-existofhighgrowthrateandlowinflationrate”inourcountry.
Keyword:theVariableTechnologicalProgress;theExtendedAD—ASModel;MicroeconomicFoundation
一、引言
总需求总供给模型作为主流宏观经济学的主要分析工具，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政策实践中都具有重要的意义。该理论模型构件之一的总需求方程是在J.R.Hicks的IS—LM模型的基础上导出的；而作为该模型另一个更重要的部分的总供给方程，则是在A.W.Phillips的一个统计规律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即，反应工资膨胀率和失业率之间此消彼长关系的Phillips曲线（下文称其为“传统Phillips曲线”）。在此基础上，经过RobertSolow、JamesTobin等的努力，以PaulA.Samulson为代表的新古典综合派将总需求总供给模型引入到宏观经济理论和政策实践中，从而成为现代主流宏观经济学的基本分析工具。
然而在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出现了“滞胀”的经济现象，这给以传统Phillips曲线为基础的新古典综合派致命的打击。因为它违反了传统Phillips曲线所揭示的通货膨胀与失业之间此消彼长的关系，从而使得新古典综合派根据其理论基础所提出的政策建议失灵。这给MiltonFriedman和EdmundPhelps所提出的附加预期的Phillips曲线，在政策实践中的应用提供了丰沃的土壤。通过在传统Phillips曲线的基础上引入预期变量，MiltonFriedman和EdmundPhelps成功的修正了总需求总供给模型，并以“滞胀”为契机，扩大其在理论上和政策实践中的影响力。
这是主流宏观经济学对传统Phillips曲线的第一次修正。而导致这一次修正并使得这一理论成果迅速被理论界和政策界所接受的重大事件就是“滞胀”，这正如20世纪30年的“大萧条”催生了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继MiltonFriedman和EdmundPhelps之后的很多著名经济学家，分别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前提假设出发，对传统的Phillips曲线予以修正。如，JoAnnaGray和StanleyFischer所提出的粘性工资模型；RobertE.Lucas,Jr.所提出的不完全信息模型；以及JulioRotemberg所提出的粘性价格模型。尽管这些修正在具体的细节上大相径庭，但是它们的结论却是相当的一致，同附加预期的Phillips曲线所揭示一样：通货膨胀与失业间的交替关系只是暂时的，而在长期中这种交替关系不存在。也就说在长期内，较高通货膨胀和失业，即“滞”和“胀”，可以同时存在。
“滞胀”之后所修正的总供求模型，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运行良好，不仅具有较强的解释力，而且在宏观经济管理中具有广泛的应用。然而到了20世纪90年代末，以附加预期Phillips曲线为基础的总需求总供给模型再次遇到了挑战。而这次的经济事件就是我国所出现的“通缩型增长”，也就是经济运行中出现通货紧缩与高速经济增长同时存在的现象。如1998、1999及2002年，我国经济中的通货膨胀率分别为：-0.8%，-1.4%，-0.8%，而经济增长率则分别高达：7.8%，7.6%，9.1%。由于这种经济现象为我国所特有，因而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张曙光将其称为“中国之谜”[8]。而在1998年到2006年内的其它年份中，虽然没有出现物价的负增长，但是大多数徘徊在较低低水平上，同时经济增长率更高。如除了2004年的通货膨胀率达3.9%外，其它年份的通胀率都在1%左右徘徊，而同期的经济增长率仍然高达9%，甚至在2003年、2004和2005年高达10%。对于“通缩型增长”这样的“中国之谜”，无论是传统的还是附近预期的Phillips曲线都无法解释。
面对这种困境，一些国外学者开始怀疑我国统计数据的真实性，认为我国的经济增长不可能保持这么快的速度。然而2005年的全国经济普查发现，我国不仅没有虚高经济增长率，还低估我国的经济增长率。而另一些学者，开始怀疑成熟市场经济的经济理论在我国的适用性，如，以北京大学中国经济问题研究中心的林毅夫为代表的一批经济学家认为，中国是不太容易解读的，国外现有的经济模型在中国是不适用的，因而他们主张应抛弃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的理论而建立一种所谓的“中国经济学”。而以社科院宏观课题组组长张曙光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则通过考察我国的经济体制和供求结构后发现，是由于核算性偏差和体制性压抑（主要是价格管制性因素和准入市场壁垒），造成我国供需结构严重扭曲，从而导致出现“通缩型增长”这种“中国之谜”。另外，湖南大学的陈乐一通过考察我国的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的系列数据，描述了我国“环形的”Phillips曲线，但是对于为什么会形成这种环形，并没有提供有说服力的理论支持。
因此，如何在现有的总需求总供给模型的基础上，再次对其进修正或扩展以解释我国的“通缩型增长”这样的“中国之谜”，从而形成一个基础性的分析工具，对这方面的研究，现在我国还无人涉足。学者们在对这一问题进行解释时，怀疑论者，要么怀疑我国数据真实性，要么怀疑成熟市场经济理论在我国的适用性；而那些非怀疑论者，虽然做出了很大的努力和贡献，但他们都没有发展出一个基础性的理论框架，因而只能就事论事，缺乏足够的普适性和说服力。
因而本文的目的是从主流宏观经济学的基础出发，为阐释我国的长期低通胀增长构建一个基础性的分析框架。本文从总供给和总需求两方面入手，首先利用可变技术的生产函数修正总供给曲线；再引入实际汇率变量，扩展总需求曲线。然后利用修正后的总供给曲线和扩展的总需求曲线，导出“通货膨胀率——产出增长率”系统下的总需求总供给模型。这克服了新古典总需求总供给模型只在“产出—物价水平”或“产出--通货膨胀率”系统下对经济分析的缺陷。
二、修正附加预期的总供给曲线
A.W.Pillips在对英国1861—1957的工资行为进行广泛研究的基础上，发现了失业率和货币工资增长率之间的反向关系。这一描述失业率和货币工资增长率之间反向关系的Pillips曲线，被概括在下式中：
（1）
式中，分别表示工资膨胀率和失业率，为大于零的常数。
后来弗里德曼和费尔普斯都指出了传统Pillips曲线忽视了预期通货膨胀对工资决定的影响，因为工人关注的是实际工资而不是名义工资。因此他们对其进行修正时，引入了预期因素，得出了附加预期的Pillips曲线：
（2）
式中表示预期通货膨胀率，因而表示实际工资膨胀率。为推导出总供给曲线，我们必须将工资膨胀率与失业率之间的关系式（2）转化为通货膨胀率（或物价水平）与产出之间的关系，因此我们必须分别探寻失业与产出之间，以及工资与物价之间的关系。
（一）科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可变技术变量的引入
就业与产出之间可以通过两种方式联系起来，一种方式是通过生产函数，另一种方式是通过奥肯定律。这里为了引入可变的技术变量，我们首先利用科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建立产出、就业与技术变量之间的函数关系，然后再利用奥肯定律推导总供给曲线。
经济增长理论虽然特别强调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核心作用，但是对如何解释技术变量，却有不同的看法。新古典增长理论中的索洛模型假定技术变量是外生的，而对于技术为什么会增长没有进一步的解释。因而后来的经济增长理论力图解释到底什么是技术变量以试图揭开技术变量的神秘面纱。以戴维·罗默为代表的新增长理论在解释技术进步上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他们认为技术是内生的，而不是索洛模型中所暗含的“仅为影响产出的其它因素的杂物筒”。一种解释技术变量的方式就是将技术与“抽象的知识”相对应，因而技术的进步表现为知识存量的不断积累[1]。遵循这一思路，我们现在通过科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引入可变的技术进步变量。
假设经济有两个部门，我们将这两个部门称为制造企业和研究型机构（如研究型大学、科研院所等）。企业生产产品与劳务，这些产品与劳务用于消费和物质资本投资。研究型机构生产“知识”，从而积累知识存量。劳动力中数量为的比例用于研究型机构以生产知识，另外的比例用于制造业以生产产品与劳务。假设这两个部门的生产函数都为科布——道格拉斯型的，并且产出是劳动和技术的函数[2]，因而生产函数的数学表达式为：
（3）
上式中，分别表示产出、劳动力，为劳动生产率（或技术）。对式（3）两边取对数并求微分得：
（4）
（4）式表示产出增长率是技术增长率和劳动力增长率之和。
新知识的生产取决于投入研究机构的劳动力数量以及现有的知识存量[3]。现有知识存量对新知识生产的影响存在两种影响：一方面过去的发现可能为新知识的生产提供基础，从而使得新知识的生产变得更加容易；另一方面，最先得到的发现可能是最容易的，因而知识存量越大，新知识的生产越是难以实现。同样假设新知识的生产函数科布——道格拉斯型的：
式中为大于的参数，而的符号反映了现有知识存量对新技术生产的影响：如果大于零，则表示现有知识存量对新知识的生产起着正向的促进作用；而如果小于零，则表示现有知识存量对新知识的生产起着反向作用。这里我们认为，我国在现有知识存量与发达国家相比不高的情况下，在我国出现第一种效应的可能性最大，即认为是大于零的。更进一步，为了论述的方便，我们假设，这不会影响我们的结论。因此，我国新知识的生产由下面的函数给出：
（5）
我们用表示技术增长率，根据（5）式有：
==（6）
（6）式表明，技术变量的增长率取决于经济中投入到研究型机构的劳动力数量，投入到研究型机构的劳动力数量占总劳动力人数的比例越高，即越大，则知识积累的速度越快，技术增长率越高。
（二）可变技术的工资物价方程
我们再看企业的定价行为，一般来讲，企业的定价是在劳动力成本的基础上再加成一定比例的其它成本，如果是竞争性行业，则加成比例仅反映其它生产要素成本和正常的会计利润，因而工资基础上的加成定价就是竞争性的市场价格，而如果是非竞争性行业，则加成比例还可以反映厂商的垄断利润。因此这种关于企业定价的加成定价假定，比较具有通用性。根据（3）式所描述的生产函数，一单位劳动投入生产单位产品，假定单位劳动成本为工资，则单位产出的劳动成本应该为：，假设加成比例为（为常数），那么工资价格方程如下式所示：
上式与新古典的工资物价方程不同的是，这里技术（或劳动生产率）A不再是常数，它的性质由（5）式描述，其增长率由（6）式给出。我们称上式为可变技术的工资物价方程。对上式取对数：
求全微分得：
写成变化率的形式有：
（7）
式（7）是内生技术的工资物价方程的增长率形式，分别表示工资膨胀率，技术进步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该式表明，工资膨胀率是技术进步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之和。当一国经济发生通货膨胀时，工人由于关注是其工资所能够买的商品数量，因而要求提高工资；同样如果一国的劳动生产率获得了提高，单位工人能够生产更多的产出，那么工人也会要求提高工资，但同发生通货膨胀时不同的是，这时工人工资的变动意味着实际工资的增长而非名义工资的提高。
（三）总供给曲线的导出
奥肯定律揭示了失业率与产出率之间的关系，该定律指出，相对于潜在GDP，GDP每下降2个百分点，失业率就大约会上升1个百分点。一个更正式的奥肯定律表达式由下面的方程描述：
（8）
式中分别表示充分就业产出（或潜在产出）和自然失业率，为常数。
下面我们联立附加预期的Pillips曲线方程（2）、内生技术的工资物价方程（7）、奥肯定律（8）以求解总供给曲线。将方程（7）、（8）代入方程（2）得：
令，代入上式并整理得：
（9）
由于，，因此，根据泰勒展式，有：
将上式和（6）式代人方程式（9），并对（9）式的上下标进行进一步处理，将时间t作为下标：
（10）
方程式（10）就是修正后的总供给曲线，它表明影响通货膨胀率的因素有三个方面：预期的通货膨胀率、产出缺口以及技术增长率。并且通货膨胀同预期通货膨胀率、产出缺口正相关，而与技术进步增长率负相关。如果不考虑经济中的技术进步因素，则当产出缺口大于零时，通货膨胀率将不断上升，总供给曲线向左上移动，其结果是通货膨胀率爬升，产出下降。如果将技术进步因素纳入总供给方程，则即使产出缺口大于零，通货膨胀也不一定向上爬行，因为随着技术进步对供给的改善，总供给曲线将向右下移动，从而通货膨胀率在不断下降。
三、对总需求曲线的扩展
根据国民收入核算等式，一个经济的总需求可以分为四大部分：消费需求、投资需求、政府购买和净出口。在商品市场达到均衡时，由这四部分需求构成的总需求等于总产出，这由IS曲线所刻画，其隐函数形式为：
（11）
在方程（11）中，，，，[4]分别表示可支配收入、实际利率、政府购买和实际汇率，并且有，，，。
LM曲线刻画了货币市场达到均衡的情况，其隐函数形式为：
（12）
在方程（12）中，有，。
在资本完全自由流动条件下，本国货币市场与国际货币市场成为一个整体，而剧烈的大量的国际资本流动使得本国国际收支立即处于平衡状态，而这要求本国利率必须与国际利率保持一致。因此开放经济条件下的国际收支平衡由下面的方程描述：
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当本国商品市场均衡、本国货币市场均衡以及国际收支平衡同时实现时，这个开放经济才真正达到均衡状态。根据蒙代尔三角定理，资本自由流动、独立的货币政策以及固定汇率三者不能同时达到。我国在资本自由流动、独立的货币政策以及固定汇率这三者的权衡中，采取的是限制资本自由动而获取独立的货币政策和固定汇率制[5]。这样的政策选择，就割断了我国利率和国际利率的联系，货币供给由资本自由流动下的内生变为外生。因而我国国际收支平衡的达到并不受制于剧烈的国际资本流动，而是通过净出口需求对实际汇率和收入的变动以及外汇储备的增减来完成。因此我国的总需求曲线由方程（11）、（12）共同刻画，假设它们都是线性方程，则我们可以求解它们联立的方程组，从而得到如下形式的方程：
（13）
在方程（13）中是自发性需求（主要是财政政策变量）,国际价格为既定，系数是诸于边际消费倾向、边际投资倾向、边际进口倾向、边际税率以及货币需求的收入敏感度和利率敏感度等参数的代数运算式。为了简化分析，我们假定总产出与自发需求、实际汇率以及实际货币余额之间是简单的线性对数关系，那么方程（13）可以被重新写成下式：
式中表示各种政策变量对收入的弹性且大于零。更进一步，我们对上式求全微分：
（14）
为强调财政政策对总需求的作用，令表示财政政策变量，并且令表示汇率政策变量，令表示货币政策变量，表示通货膨胀率，将收入增长率写成差分形式并且利用泰勒展式进行近似：
代入（14）式并重新整理得：
（15）
方程（15）就是我们所导出的我国总需求曲线，它表明，本期收入水平取决于上期水平，并受到三种宏观经济政策变量的扰动：财政政策变量，汇率政策变量[6]以及货币政策变量。
四、扩展的总需求总供给模型的应用：对我国宏观经济运行的分析
联立扩展后的总供给总需求曲线得：
为了得到直观的相位图，对总需求曲线进行重新整理，并忽略无穷小量，得如下的总需求曲线：
于是得到更为直观的总需求总供给相位图，不过这里的横轴为，而纵轴为，分别表示收入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如图1。
（一）我国宏观经济运行态势分析：1993——2005
表1：我国宏观经济运行态势（单位：%）
1993199419951996199719981999200020012002200320042005
增长率
通胀率14.0
14.713.1
24.110.9
17.110.0
8.39.3
2.87.8
-0.87.6
-1.48.4
0.48.3
0.79.1
-0.810.0
1.210.1
3.99.9
1.8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增长率为GDP增长率，是经济普查后的数据；通货膨胀率是以CPI表示的。
根据表1中的数据，我们发现我国宏观经济在1993至1997年的运行特征是高增长与高通胀并存，这种经济运行态势符合传统的凯恩斯主义理论，即传统菲利普斯曲线所揭示的通货膨胀与收入之间的正向关系（或者通货膨胀率与失业率之间的反向关系）；而1997年之后
图1扩展的总需求总供给模型
AS
AD
的经济运行特征表现为高经济增长与非常低的通货膨胀率并存的状况，尤其是其中的1998年、1999年和2002年甚至出现了较高的经济增长与通货紧缩并存的特征，2000年、2001年及2003虽然通货膨胀率为正，但是其数值非常低，出现通货紧缩隐忧。而这种宏观经济运行态势，在传统的凯恩斯主义框架下是无法解释的，因为它与传统凯恩斯主义分析框架的基础——菲利普斯曲线所揭示的逻辑相矛盾，这正如传统菲利普斯曲线无法解释美国20世纪70年代宏
观经济运行中的“滞胀”现象一样。然而弗里德曼和费尔普斯在传统菲利普斯曲线的基础上，通过引入预期变量，扩展出附加预期的菲利普斯曲线，从而成功地解释了“滞胀”现象：美国经济长期运行在超过充分就业产出水平，引起通货膨胀率的爬升，形成“通货膨胀惯性”，从而导致总供给曲线向内移动。从图1中我们可以看出，总供给曲线的向内移动将导致通货膨胀率的上升，同时伴随产出增长率的下降，即“滞胀”。
但是我国的这种经济运行态势即使用附加预期的菲利普斯曲线也无法解释，因为附加预期的菲利普斯曲线没有提供与我国宏观经济运行相一致的导致总供给曲线向外移动的动力。在附加预期的菲利普斯曲线下，总供给曲线向外移动的动力只能来源于负的产出缺口及其所导致的“通货紧缩惯性”，而我国宏观经济运行中并没有形成这样的动力基础，我们可以通过两种方法来验证：
表2：我国登记失业率、自然失业率与产出缺口（单位：%）
1995199619971998199920002001200220032004
登记失业率[7]2.93.03.13.13.13.13.64.04.34.2
自然失业率[8]4.435.2
-1.53-1.43-1.42-1.42-1.42-2.1-1.6-1.2-0.9-1
3.062.862.842.842.844.23.22.41.82
数据来源：登记失业率数据源于国家统计局网站；1999年之前的自然失业率数据转引自蔡昉等，1999年之后的自然失业率数据转引自曾湘泉等。
第一，根据我国宏观经济运行的实践经验，我国的适度经济增长区间为8%—10%。根据表1中的数据，我国的宏观经济基本上都运行在适度增长区间内（除了1998年和1999年稍微偏离适度区间的下限），而且2002年以来，我国宏观经济都是在适度增长区间的上限运行，甚至超过其上限。因此我国经济运行中没有出现附加预期菲利普斯曲线所需要导致总供给曲线向外移动的负产出缺口。
AS
AD
AS’
AD’
E1993
E1997
图2扩展的总需求总供给分析：1993——1997
第二，我们可以利用奥肯定律，通过估算自然失业率从而估计我国的产出缺口的方向⑦，如表2。表2中的数据表明，我国的产出缺口自1995年以来均为正值，因而说明总供给曲线中的产出缺口项提供了总供给曲线向内移动的动力而不是提供其向外移动的动力。
（二）扩展的总需求总供给模型的分析
首先看总需求方面。
1993年我国经济增长率达13.5%的高速度，但同时发生了严重的通货膨胀，通货膨胀率高达14.7%。为了治理严重的通货膨胀，我国政府采取了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并辅之以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以紧缩总需求。从而我国的总需求曲线受到三方面的扰动：
第一，财政政策扰动。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控制支出规模，压缩财政赤字，把财政支出的增长速度从1993年和1994年的24.1%与24.8%压缩至1995年的17.8%，1996年的16.3%和1997年的16.3%；对财政信用周转金进行清理整顿，减少财政信用资金对生产企业的投人。
第二，货币政策扰动。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严格控制信用总量，合理调整信贷资金投向，严格控制固定资产贷款，严禁用流动资金搞固定资产投资。
第三，汇率政策扰动。我在1994年实施外汇体制改革后，宣称实施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在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下，我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并采取事实上钉住美元的汇率制度。然而亚洲各国货币在金融危机中由于受到投机性攻击而纷纷大幅度贬值，这意味着，人民币实际上相对于亚洲国家的货币在升值。
因此，我国在治理1993年的严重通货膨胀过程中，从1993到1997年，总需求分别受到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三方面的扰动，从而使得总需求曲线发生大规模的向内移动（如图2）。这一方面使得经济增长率大幅度下降，另一方面也大大降低了经济中的通货膨胀率，以至于1998和1999年连续出现两年的价格总水平的负增长，通货紧缩特征显现。
我国政府在1998年下半年开始意识到实施了54个月的紧缩性财政、货币政策已经过头，因而需要改变政策的方向。因而从1998年开始，我国开始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组合，以扩张总需求。这次政策扩张使得我国的总需求曲线向外移动（如图3），产出增长率从1998年和1999年（分别为7.8%和7.6%）的低于适度增长区间下限，上升至适度增长区间的上限甚至超过适度增长区间的上限（如2004达10.1%）。
AS
AD
AS’
AD’
E1998
E2003
图3扩展的总需求总供给分析：1998——2003
再看总供给曲方面。
在1993到1997年的总需求紧缩过程中，通货膨胀率下降，同时产出增长率也下降。总供给曲线仍在在向外移动（如图2），这一方面有助于通货膨胀率的下降，另一方面也保证了产出仍在继续增长，甚至能以较高的增长率增长，正如我国经济运行的那样。在1998到2003的总需求扩张过程中，产出增长率上升，同时通货膨胀率也在上升。然而由于总供给曲线的向外移动（如图3），一方面促进了产出增长率的上升，另一方面阻止了通货膨胀率爬行至较高的水平，从而使得我国宏观经济运行出现“高增长低通胀并行不悖”的特征。
整个调整过程可以用图2和图3来更直观的说明。但这里要说明的关键问题是我国总供给曲线为何能一直向外移动，也就是我国总供给曲线向外移动的动力基础源于哪里？
（三）我国总供给曲线向外移动的微观动力基础
重新考察我国的总供给曲线：，影响总供给曲线移动的因素有三：其一是预期通货膨胀率[9]，其二是产出缺口，其三就是投入到研究型机构用于生产新知识的劳动力比例。而正是总供给曲线中的第三项反映我国技术进步的从事新知识生产的劳动力人数的增加，使得我国知识存量不断的积累，从而使得我国的总供给状况不断的得到改善，导致我国总供给曲线不断的向外移动。根据前面的分析，在我国产出缺口大于零的情况下，只提供了总供给曲线向内移动的原动力。因而我国总供给曲线向外移动的动力基础应该源于总供给曲线中的第三项。
为了研究我国从事新知识生产的劳动力的变动情况，这里从三个角度对其进行量化：分别用于“普通高等学校的专职教师”、“科学家和工程师”以及“普通高等学校的毕业学生”来度量我国从事新知识生产的劳动力的变动情况。
首先我们考察生产和传播“知识”这种生产要素的普通高等学校的专职教师人数及其变动情况，其变动情况如表3所示。表3的数据表明，我国普通高等学校的专职教师人数自1993年来增长比较快，尤其是1999年以来。1993年至2004年的平均增长速度达10.1%，而1999年至2004的增长速度更快，高达17%。
表3：普通高等学校专任教师数（单位：万人）。
199319941995199619971998199920002001200220032004
专任教师数38.839.640.140.340.540.742.646.353.261.872.585.8
增长率--2.11.30.50.50.54.78.714.916.217.318.3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
第二，考察普通高等学校的毕业生人数，因为他们受过良好的教育，掌握着新技术，当他们走上工作岗位后，他们积累的知识会不断地传授给人，从而使得整个社会的知识积累增加。他们的作用，可以理解为将新知识、新思想转化为现实的更为直接的生产力。因而与专门从事研究工作的教师相比，他们对总供给起改善作用的所需的时间更短。表4列出了我国从1993到2004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人数的变化情况。表4的数据显示，我普通高等学校的毕业生人数增长率除个别年份外（1997年）都为正值，并且增长率的数值在大多数年份里非常高。如1995年以及2002至2004年，增值率均在25%以上。
表4：我国普通高校毕业生人数变动情况
199319941995199619971998199920002001200220032004
毕业人数（万人）57.163.780.583.982.98384.895103.6133.7187.7239.1
增长率（%）--11.5626.374.22-1.120.122.1712.039.0529.0540.3927.38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
第三，考察我国直接从事科技活动的科学家和工程师的人数及其变动情况，他们所生产的新知识对总供给的改善所需的时间更短。他们有的项目直接受企业委托，而有的大型企业更是直接设立研究机构，并聘请科学家和工程师直接为其进行研发。表5的数据表明，我国从事科技活动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人数，自1993年以来保持了一种上升的趋势，由1993年的136万人增加至2004年的225万人，年均增长率达5.5%。再从科学家和工程师从事研究与实验发展折合全时人员数来看，上升趋势更加明显，从1995年的52万人年上升至2004年的93万人年，年均增长达7.74%。
通过上面的考察，我们发现在以普通高校专任教师、普通高校毕业人数以及科学家和工程师等指标衡量的我国从事新知识生产的劳动力变动情况看，它们都保持了较高的增长速度，其平均增长率分别达10.1%、26.6%和7.74%。这说明我国总供给曲线中的第三项技术进步在推动总供给曲线向外移动上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其对总供给曲线的推动力量远远超过产出缺口和通货膨胀惯性对总供给曲线的推动力之和，从而使得我国总供给曲线总体表现为向外移动（正如图2和图3所示的那样）。这就是我国总供给曲线向外移动的微观动力基础。
表5：我国科学家和工程师人数及其从事科技活动情况
199319941995199619971998199920002001200220032004
a135.50153.19155.4168.8166.8149.0159.5204.6207.2217.2225.5225.2
b
变化率——
————
——52.2
——54.8
4.9858.9
7.4848.5
-17.653.1
9.4869.5
30.974.3
6.9181.0
9.0286.2
6.4292.6
7.42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
a：从事科技活动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人数，单位：万人。
b：科学家和工程师从事研究与试验发展折合全时人员数（单位：万人年）
五、结论及政策含义
本文在传统的总需求总供给模型的基础上，通过引入可变的技术变量修正总供给曲线，并将总需求曲线扩展到开放经济条件下，从而得出了一个比传统模型更具解释力的分析框架。新的分析框架不仅能够很好的解释“滞胀”现象，而且对我国经济运行中出现的“高增长与低通胀”现象也具有很强的解释力，甚至也能够很好的解释“通缩型增长”这种被称为“中国之谜”的特殊经济运行状况。
不仅如此，该分析框架还具有鲜明的政策含义：一国经济维持一个低通胀、平稳的经济增长是可能的，但这要求该国政府的宏观调控必须得当。因为随着技术的进步，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可供投资机会越来越多，从而导致总供给曲线向右下移动。但是随着总供给曲线不断的向右下移动，在长期内很可能会产生过剩的产能，甚至导致通货紧缩。因此一国政府应该适应性的、适度的扩张总需求，以维持经济在稳定增长的同时处在一个低通胀的水平。从另一方面来讲，当一国经济出现过热，从而需要降温时，在紧缩总需求的同时要考虑到总供给曲线由于技术进步而右下移动，否则，紧缩总需求的宏观微调政策很可能导致通货紧缩，使得降温的紧缩性政策过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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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获得安徽财经大学青年项目基金（批准号：ACKYQ0701Z）和安徽省高校自然科学研究项目基金（批准号：KJ2007B258）的资助。
[1]此外关于技术变量还有其它的解释：劳动力的教育与技能、产权的力量、基础设施的质量、对企业家精神与工作的文化态度等等。
[2]这里我们假定资本投入不变投入，因而认为资本是常数这种假设与生产者行为理论中的短期厂商行为相对应。
[3]新知识的生产应该取决于投入到研究型机构的资本和劳动力数量以及现有的知识存量。这里同样假定资本投入在短期内不可变。考虑到资本投入数量的长期新知识生产函数可参阅：Romer,PaulM.1990.“EndogenousTechnologicalChange”.JournalofPoliticalEconomy;Grossman,GeneM.,andHelpman,Elhanan.1991.InnovationandGrowthintheGlobalEconomy.Cambridge,MA:MITPress。
[4]表示名义汇率，表示价格水平，变量右上角带有“*”表示该外国的相应变量，下同。
[5]我国自1994年实施汇率制度改革以来，尤其是在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一直实行较为严格的固定汇率制——钉住美元制。直到2005年7月21日，我国的汇率制度改为“以一篮子货币为参考”，而这一货币篮子包括美元、欧元、日元和韩元。但是，据威廉姆森的估测，在我国所参考的货币篮子中，除美元之外的货币所占的比重不超过20%，美元仍然是重要的参考货币。并且自2005年的汇率改革以来，人民币相对于美元汇率变动幅度在4%以内，仍然具有较强的固定汇率制的特征。
[6]尽管人民币相对于美元的汇率波动在很小的幅度范围内而具有固定汇率制的特征，但人民币并不盯住除美元之外的其它国家的货币，因而这里汇率变量可以看成人民币相对于其它国家货币的汇率，例如日元
[7]由于我国自然失业率估算问题的复杂性，以及奥肯定律中的（见第11式）在我国是不是也等于2还需要验证，因而这里所估计的产出缺口只是一个大致的概念。但这并不影响我们的结论，因为我们这里产出缺口的方向比其具体的数值大小更有意义。
[8]关于我国失业率的衡量，目前的争论很大。这里引用我国官方公布的唯一失业率指标，登记失业率。但大多数学者认为，登记失业率严重低估了我国失业率的真实情况。然而他们所采用的失业率标准基本上都是借鉴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的标准，因而其在我国的适应性是值得商榷的。因为在我国的就业中，存在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那就是我国存在大量的“灵活就业”劳动力。而正是“灵活就业”，对我国的失业率指标有重大影响：如果“灵活就业”不算就业，那么官方数据低估我国的使用率；而如果将“灵活就业”算作就业，那么我国的失业率就与官方数据接近。因而我们这里仍然采用官方公布的登记失业率指标来衡量我国失业率。
[9]如果用适应性预期替代预期变量，则影响总供给曲线移动的变量称之为“通货膨胀惯性”，即。
——一个基于扩展的总需求总供给模型※
万光彩刘莉
（安徽财经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
摘要：本文在附加预期的菲利普斯曲线基础上，通过引入可变的技术进步变量，修正了新古典的总供给曲线，指出除预期的通货膨胀率、产出缺口外，技术进步也是影响总供给曲线的重要变量；同时将总需求曲线扩展到开放经济条件下，从而推导出了“通货膨胀率——产出增长率”系统下的总需求总供给模型。作为对扩展后模型的检验，本文利用该模型阐释了我国宏观经济运行中的“高增长与低通胀并存”现象。
关键词：可变的技术进步总需求总供给模型扩展微观基础
中图分类号：F2文献标示码：A
Interpreting“thePuzzleofChina”
——BasedonAnExtendedAD-ASModel
WanguangcaiLiuli
（SchoolofeconomicsandFinance,AnhuiUniversityofFinanceandEconomics,233041）
Abstract:BasedonPhillipscurvethataffixexpectation,thisarticlemendtheneo-classicalaggregatesupplycurve,byintroducingthevariableoftechnologicalprogress.Itindicatesthattechnologicalprogressisalsoanimportantvariabletoaggregatesupplycurvebesidesexpectationinflationandproductsdeficit.Byapplyingaggregatedemandcurveintoopeneconomy,theauthordeducesamodelofaggregatedemandandaggregatesupplyunderthesystemof“rateofoutputincrease–rateofinflation”.Asatestingofextendedmodel,therectifiedmodelinterpretthephenomenaofthe“co-existofhighgrowthrateandlowinflationrate”inourcountry.
Keyword:theVariableTechnologicalProgress;theExtendedAD—ASModel;MicroeconomicFoundation
一、引言
总需求总供给模型作为主流宏观经济学的主要分析工具，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政策实践中都具有重要的意义。该理论模型构件之一的总需求方程是在J.R.Hicks的IS—LM模型的基础上导出的；而作为该模型另一个更重要的部分的总供给方程，则是在A.W.Phillips的一个统计规律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即，反应工资膨胀率和失业率之间此消彼长关系的Phillips曲线（下文称其为“传统Phillips曲线”）。在此基础上，经过RobertSolow、JamesTobin等的努力，以PaulA.Samulson为代表的新古典综合派将总需求总供给模型引入到宏观经济理论和政策实践中，从而成为现代主流宏观经济学的基本分析工具。
然而在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出现了“滞胀”的经济现象，这给以传统Phillips曲线为基础的新古典综合派致命的打击。因为它违反了传统Phillips曲线所揭示的通货膨胀与失业之间此消彼长的关系，从而使得新古典综合派根据其理论基础所提出的政策建议失灵。这给MiltonFriedman和EdmundPhelps所提出的附加预期的Phillips曲线，在政策实践中的应用提供了丰沃的土壤。通过在传统Phillips曲线的基础上引入预期变量，MiltonFriedman和EdmundPhelps成功的修正了总需求总供给模型，并以“滞胀”为契机，扩大其在理论上和政策实践中的影响力。
这是主流宏观经济学对传统Phillips曲线的第一次修正。而导致这一次修正并使得这一理论成果迅速被理论界和政策界所接受的重大事件就是“滞胀”，这正如20世纪30年的“大萧条”催生了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继MiltonFriedman和EdmundPhelps之后的很多著名经济学家，分别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前提假设出发，对传统的Phillips曲线予以修正。如，JoAnnaGray和StanleyFischer所提出的粘性工资模型；RobertE.Lucas,Jr.所提出的不完全信息模型；以及JulioRotemberg所提出的粘性价格模型。尽管这些修正在具体的细节上大相径庭，但是它们的结论却是相当的一致，同附加预期的Phillips曲线所揭示一样：通货膨胀与失业间的交替关系只是暂时的，而在长期中这种交替关系不存在。也就说在长期内，较高通货膨胀和失业，即“滞”和“胀”，可以同时存在。
“滞胀”之后所修正的总供求模型，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运行良好，不仅具有较强的解释力，而且在宏观经济管理中具有广泛的应用。然而到了20世纪90年代末，以附加预期Phillips曲线为基础的总需求总供给模型再次遇到了挑战。而这次的经济事件就是我国所出现的“通缩型增长”，也就是经济运行中出现通货紧缩与高速经济增长同时存在的现象。如1998、1999及2002年，我国经济中的通货膨胀率分别为：-0.8%，-1.4%，-0.8%，而经济增长率则分别高达：7.8%，7.6%，9.1%。由于这种经济现象为我国所特有，因而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张曙光将其称为“中国之谜”[8]。而在1998年到2006年内的其它年份中，虽然没有出现物价的负增长，但是大多数徘徊在较低低水平上，同时经济增长率更高。如除了2004年的通货膨胀率达3.9%外，其它年份的通胀率都在1%左右徘徊，而同期的经济增长率仍然高达9%，甚至在2003年、2004和2005年高达10%。对于“通缩型增长”这样的“中国之谜”，无论是传统的还是附近预期的Phillips曲线都无法解释。
面对这种困境，一些国外学者开始怀疑我国统计数据的真实性，认为我国的经济增长不可能保持这么快的速度。然而2005年的全国经济普查发现，我国不仅没有虚高经济增长率，还低估我国的经济增长率。而另一些学者，开始怀疑成熟市场经济的经济理论在我国的适用性，如，以北京大学中国经济问题研究中心的林毅夫为代表的一批经济学家认为，中国是不太容易解读的，国外现有的经济模型在中国是不适用的，因而他们主张应抛弃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的理论而建立一种所谓的“中国经济学”。而以社科院宏观课题组组长张曙光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则通过考察我国的经济体制和供求结构后发现，是由于核算性偏差和体制性压抑（主要是价格管制性因素和准入市场壁垒），造成我国供需结构严重扭曲，从而导致出现“通缩型增长”这种“中国之谜”。另外，湖南大学的陈乐一通过考察我国的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的系列数据，描述了我国“环形的”Phillips曲线，但是对于为什么会形成这种环形，并没有提供有说服力的理论支持。
因此，如何在现有的总需求总供给模型的基础上，再次对其进修正或扩展以解释我国的“通缩型增长”这样的“中国之谜”，从而形成一个基础性的分析工具，对这方面的研究，现在我国还无人涉足。学者们在对这一问题进行解释时，怀疑论者，要么怀疑我国数据真实性，要么怀疑成熟市场经济理论在我国的适用性；而那些非怀疑论者，虽然做出了很大的努力和贡献，但他们都没有发展出一个基础性的理论框架，因而只能就事论事，缺乏足够的普适性和说服力。
因而本文的目的是从主流宏观经济学的基础出发，为阐释我国的长期低通胀增长构建一个基础性的分析框架。本文从总供给和总需求两方面入手，首先利用可变技术的生产函数修正总供给曲线；再引入实际汇率变量，扩展总需求曲线。然后利用修正后的总供给曲线和扩展的总需求曲线，导出“通货膨胀率——产出增长率”系统下的总需求总供给模型。这克服了新古典总需求总供给模型只在“产出—物价水平”或“产出--通货膨胀率”系统下对经济分析的缺陷。
二、修正附加预期的总供给曲线
A.W.Pillips在对英国1861—1957的工资行为进行广泛研究的基础上，发现了失业率和货币工资增长率之间的反向关系。这一描述失业率和货币工资增长率之间反向关系的Pillips曲线，被概括在下式中：
（1）
式中，分别表示工资膨胀率和失业率，为大于零的常数。
后来弗里德曼和费尔普斯都指出了传统Pillips曲线忽视了预期通货膨胀对工资决定的影响，因为工人关注的是实际工资而不是名义工资。因此他们对其进行修正时，引入了预期因素，得出了附加预期的Pillips曲线：
（2）
式中表示预期通货膨胀率，因而表示实际工资膨胀率。为推导出总供给曲线，我们必须将工资膨胀率与失业率之间的关系式（2）转化为通货膨胀率（或物价水平）与产出之间的关系，因此我们必须分别探寻失业与产出之间，以及工资与物价之间的关系。
（一）科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可变技术变量的引入
就业与产出之间可以通过两种方式联系起来，一种方式是通过生产函数，另一种方式是通过奥肯定律。这里为了引入可变的技术变量，我们首先利用科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建立产出、就业与技术变量之间的函数关系，然后再利用奥肯定律推导总供给曲线。
经济增长理论虽然特别强调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核心作用，但是对如何解释技术变量，却有不同的看法。新古典增长理论中的索洛模型假定技术变量是外生的，而对于技术为什么会增长没有进一步的解释。因而后来的经济增长理论力图解释到底什么是技术变量以试图揭开技术变量的神秘面纱。以戴维·罗默为代表的新增长理论在解释技术进步上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他们认为技术是内生的，而不是索洛模型中所暗含的“仅为影响产出的其它因素的杂物筒”。一种解释技术变量的方式就是将技术与“抽象的知识”相对应，因而技术的进步表现为知识存量的不断积累[1]。遵循这一思路，我们现在通过科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引入可变的技术进步变量。
假设经济有两个部门，我们将这两个部门称为制造企业和研究型机构（如研究型大学、科研院所等）。企业生产产品与劳务，这些产品与劳务用于消费和物质资本投资。研究型机构生产“知识”，从而积累知识存量。劳动力中数量为的比例用于研究型机构以生产知识，另外的比例用于制造业以生产产品与劳务。假设这两个部门的生产函数都为科布——道格拉斯型的，并且产出是劳动和技术的函数[2]，因而生产函数的数学表达式为：
（3）
上式中，分别表示产出、劳动力，为劳动生产率（或技术）。对式（3）两边取对数并求微分得：
（4）
（4）式表示产出增长率是技术增长率和劳动力增长率之和。
新知识的生产取决于投入研究机构的劳动力数量以及现有的知识存量[3]。现有知识存量对新知识生产的影响存在两种影响：一方面过去的发现可能为新知识的生产提供基础，从而使得新知识的生产变得更加容易；另一方面，最先得到的发现可能是最容易的，因而知识存量越大，新知识的生产越是难以实现。同样假设新知识的生产函数科布——道格拉斯型的：
式中为大于的参数，而的符号反映了现有知识存量对新技术生产的影响：如果大于零，则表示现有知识存量对新知识的生产起着正向的促进作用；而如果小于零，则表示现有知识存量对新知识的生产起着反向作用。这里我们认为，我国在现有知识存量与发达国家相比不高的情况下，在我国出现第一种效应的可能性最大，即认为是大于零的。更进一步，为了论述的方便，我们假设，这不会影响我们的结论。因此，我国新知识的生产由下面的函数给出：
（5）
我们用表示技术增长率，根据（5）式有：
==（6）
（6）式表明，技术变量的增长率取决于经济中投入到研究型机构的劳动力数量，投入到研究型机构的劳动力数量占总劳动力人数的比例越高，即越大，则知识积累的速度越快，技术增长率越高。
（二）可变技术的工资物价方程
我们再看企业的定价行为，一般来讲，企业的定价是在劳动力成本的基础上再加成一定比例的其它成本，如果是竞争性行业，则加成比例仅反映其它生产要素成本和正常的会计利润，因而工资基础上的加成定价就是竞争性的市场价格，而如果是非竞争性行业，则加成比例还可以反映厂商的垄断利润。因此这种关于企业定价的加成定价假定，比较具有通用性。根据（3）式所描述的生产函数，一单位劳动投入生产单位产品，假定单位劳动成本为工资，则单位产出的劳动成本应该为：，假设加成比例为（为常数），那么工资价格方程如下式所示：
上式与新古典的工资物价方程不同的是，这里技术（或劳动生产率）A不再是常数，它的性质由（5）式描述，其增长率由（6）式给出。我们称上式为可变技术的工资物价方程。对上式取对数：
求全微分得：
写成变化率的形式有：
（7）
式（7）是内生技术的工资物价方程的增长率形式，分别表示工资膨胀率，技术进步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该式表明，工资膨胀率是技术进步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之和。当一国经济发生通货膨胀时，工人由于关注是其工资所能够买的商品数量，因而要求提高工资；同样如果一国的劳动生产率获得了提高，单位工人能够生产更多的产出，那么工人也会要求提高工资，但同发生通货膨胀时不同的是，这时工人工资的变动意味着实际工资的增长而非名义工资的提高。
（三）总供给曲线的导出
奥肯定律揭示了失业率与产出率之间的关系，该定律指出，相对于潜在GDP，GDP每下降2个百分点，失业率就大约会上升1个百分点。一个更正式的奥肯定律表达式由下面的方程描述：
（8）
式中分别表示充分就业产出（或潜在产出）和自然失业率，为常数。
下面我们联立附加预期的Pillips曲线方程（2）、内生技术的工资物价方程（7）、奥肯定律（8）以求解总供给曲线。将方程（7）、（8）代入方程（2）得：
令，代入上式并整理得：
（9）
由于，，因此，根据泰勒展式，有：
将上式和（6）式代人方程式（9），并对（9）式的上下标进行进一步处理，将时间t作为下标：
（10）
方程式（10）就是修正后的总供给曲线，它表明影响通货膨胀率的因素有三个方面：预期的通货膨胀率、产出缺口以及技术增长率。并且通货膨胀同预期通货膨胀率、产出缺口正相关，而与技术进步增长率负相关。如果不考虑经济中的技术进步因素，则当产出缺口大于零时，通货膨胀率将不断上升，总供给曲线向左上移动，其结果是通货膨胀率爬升，产出下降。如果将技术进步因素纳入总供给方程，则即使产出缺口大于零，通货膨胀也不一定向上爬行，因为随着技术进步对供给的改善，总供给曲线将向右下移动，从而通货膨胀率在不断下降。
三、对总需求曲线的扩展
根据国民收入核算等式，一个经济的总需求可以分为四大部分：消费需求、投资需求、政府购买和净出口。在商品市场达到均衡时，由这四部分需求构成的总需求等于总产出，这由IS曲线所刻画，其隐函数形式为：
（11）
在方程（11）中，，，，[4]分别表示可支配收入、实际利率、政府购买和实际汇率，并且有，，，。
LM曲线刻画了货币市场达到均衡的情况，其隐函数形式为：
（12）
在方程（12）中，有，。
在资本完全自由流动条件下，本国货币市场与国际货币市场成为一个整体，而剧烈的大量的国际资本流动使得本国国际收支立即处于平衡状态，而这要求本国利率必须与国际利率保持一致。因此开放经济条件下的国际收支平衡由下面的方程描述：
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当本国商品市场均衡、本国货币市场均衡以及国际收支平衡同时实现时，这个开放经济才真正达到均衡状态。根据蒙代尔三角定理，资本自由流动、独立的货币政策以及固定汇率三者不能同时达到。我国在资本自由流动、独立的货币政策以及固定汇率这三者的权衡中，采取的是限制资本自由动而获取独立的货币政策和固定汇率制[5]。这样的政策选择，就割断了我国利率和国际利率的联系，货币供给由资本自由流动下的内生变为外生。因而我国国际收支平衡的达到并不受制于剧烈的国际资本流动，而是通过净出口需求对实际汇率和收入的变动以及外汇储备的增减来完成。因此我国的总需求曲线由方程（11）、（12）共同刻画，假设它们都是线性方程，则我们可以求解它们联立的方程组，从而得到如下形式的方程：
（13）
在方程（13）中是自发性需求（主要是财政政策变量）,国际价格为既定，系数是诸于边际消费倾向、边际投资倾向、边际进口倾向、边际税率以及货币需求的收入敏感度和利率敏感度等参数的代数运算式。为了简化分析，我们假定总产出与自发需求、实际汇率以及实际货币余额之间是简单的线性对数关系，那么方程（13）可以被重新写成下式：
式中表示各种政策变量对收入的弹性且大于零。更进一步，我们对上式求全微分：
（14）
为强调财政政策对总需求的作用，令表示财政政策变量，并且令表示汇率政策变量，令表示货币政策变量，表示通货膨胀率，将收入增长率写成差分形式并且利用泰勒展式进行近似：
代入（14）式并重新整理得：
（15）
方程（15）就是我们所导出的我国总需求曲线，它表明，本期收入水平取决于上期水平，并受到三种宏观经济政策变量的扰动：财政政策变量，汇率政策变量[6]以及货币政策变量。
四、扩展的总需求总供给模型的应用：对我国宏观经济运行的分析
联立扩展后的总供给总需求曲线得：
为了得到直观的相位图，对总需求曲线进行重新整理，并忽略无穷小量，得如下的总需求曲线：
于是得到更为直观的总需求总供给相位图，不过这里的横轴为，而纵轴为，分别表示收入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如图1。
（一）我国宏观经济运行态势分析：1993——2005
表1：我国宏观经济运行态势（单位：%）
1993199419951996199719981999200020012002200320042005
增长率
通胀率14.0
14.713.1
24.110.9
17.110.0
8.39.3
2.87.8
-0.87.6
-1.48.4
0.48.3
0.79.1
-0.810.0
1.210.1
3.99.9
1.8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增长率为GDP增长率，是经济普查后的数据；通货膨胀率是以CPI表示的。
根据表1中的数据，我们发现我国宏观经济在1993至1997年的运行特征是高增长与高通胀并存，这种经济运行态势符合传统的凯恩斯主义理论，即传统菲利普斯曲线所揭示的通货膨胀与收入之间的正向关系（或者通货膨胀率与失业率之间的反向关系）；而1997年之后
图1扩展的总需求总供给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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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经济运行特征表现为高经济增长与非常低的通货膨胀率并存的状况，尤其是其中的1998年、1999年和2002年甚至出现了较高的经济增长与通货紧缩并存的特征，2000年、2001年及2003虽然通货膨胀率为正，但是其数值非常低，出现通货紧缩隐忧。而这种宏观经济运行态势，在传统的凯恩斯主义框架下是无法解释的，因为它与传统凯恩斯主义分析框架的基础——菲利普斯曲线所揭示的逻辑相矛盾，这正如传统菲利普斯曲线无法解释美国20世纪70年代宏
观经济运行中的“滞胀”现象一样。然而弗里德曼和费尔普斯在传统菲利普斯曲线的基础上，通过引入预期变量，扩展出附加预期的菲利普斯曲线，从而成功地解释了“滞胀”现象：美国经济长期运行在超过充分就业产出水平，引起通货膨胀率的爬升，形成“通货膨胀惯性”，从而导致总供给曲线向内移动。从图1中我们可以看出，总供给曲线的向内移动将导致通货膨胀率的上升，同时伴随产出增长率的下降，即“滞胀”。
但是我国的这种经济运行态势即使用附加预期的菲利普斯曲线也无法解释，因为附加预期的菲利普斯曲线没有提供与我国宏观经济运行相一致的导致总供给曲线向外移动的动力。在附加预期的菲利普斯曲线下，总供给曲线向外移动的动力只能来源于负的产出缺口及其所导致的“通货紧缩惯性”，而我国宏观经济运行中并没有形成这样的动力基础，我们可以通过两种方法来验证：
表2：我国登记失业率、自然失业率与产出缺口（单位：%）
1995199619971998199920002001200220032004
登记失业率[7]2.93.03.13.13.13.13.64.04.34.2
自然失业率[8]4.435.2
-1.53-1.43-1.42-1.42-1.42-2.1-1.6-1.2-0.9-1
3.062.862.842.842.844.23.22.41.82
数据来源：登记失业率数据源于国家统计局网站；1999年之前的自然失业率数据转引自蔡昉等，1999年之后的自然失业率数据转引自曾湘泉等。
第一，根据我国宏观经济运行的实践经验，我国的适度经济增长区间为8%—10%。根据表1中的数据，我国的宏观经济基本上都运行在适度增长区间内（除了1998年和1999年稍微偏离适度区间的下限），而且2002年以来，我国宏观经济都是在适度增长区间的上限运行，甚至超过其上限。因此我国经济运行中没有出现附加预期菲利普斯曲线所需要导致总供给曲线向外移动的负产出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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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1993
E1997
图2扩展的总需求总供给分析：1993——1997
第二，我们可以利用奥肯定律，通过估算自然失业率从而估计我国的产出缺口的方向⑦，如表2。表2中的数据表明，我国的产出缺口自1995年以来均为正值，因而说明总供给曲线中的产出缺口项提供了总供给曲线向内移动的动力而不是提供其向外移动的动力。
（二）扩展的总需求总供给模型的分析
首先看总需求方面。
1993年我国经济增长率达13.5%的高速度，但同时发生了严重的通货膨胀，通货膨胀率高达14.7%。为了治理严重的通货膨胀，我国政府采取了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并辅之以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以紧缩总需求。从而我国的总需求曲线受到三方面的扰动：
第一，财政政策扰动。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控制支出规模，压缩财政赤字，把财政支出的增长速度从1993年和1994年的24.1%与24.8%压缩至1995年的17.8%，1996年的16.3%和1997年的16.3%；对财政信用周转金进行清理整顿，减少财政信用资金对生产企业的投人。
第二，货币政策扰动。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严格控制信用总量，合理调整信贷资金投向，严格控制固定资产贷款，严禁用流动资金搞固定资产投资。
第三，汇率政策扰动。我在1994年实施外汇体制改革后，宣称实施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在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下，我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并采取事实上钉住美元的汇率制度。然而亚洲各国货币在金融危机中由于受到投机性攻击而纷纷大幅度贬值，这意味着，人民币实际上相对于亚洲国家的货币在升值。
因此，我国在治理1993年的严重通货膨胀过程中，从1993到1997年，总需求分别受到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三方面的扰动，从而使得总需求曲线发生大规模的向内移动（如图2）。这一方面使得经济增长率大幅度下降，另一方面也大大降低了经济中的通货膨胀率，以至于1998和1999年连续出现两年的价格总水平的负增长，通货紧缩特征显现。
我国政府在1998年下半年开始意识到实施了54个月的紧缩性财政、货币政策已经过头，因而需要改变政策的方向。因而从1998年开始，我国开始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组合，以扩张总需求。这次政策扩张使得我国的总需求曲线向外移动（如图3），产出增长率从1998年和1999年（分别为7.8%和7.6%）的低于适度增长区间下限，上升至适度增长区间的上限甚至超过适度增长区间的上限（如2004达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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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1998
E2003
图3扩展的总需求总供给分析：1998——2003
再看总供给曲方面。
在1993到1997年的总需求紧缩过程中，通货膨胀率下降，同时产出增长率也下降。总供给曲线仍在在向外移动（如图2），这一方面有助于通货膨胀率的下降，另一方面也保证了产出仍在继续增长，甚至能以较高的增长率增长，正如我国经济运行的那样。在1998到2003的总需求扩张过程中，产出增长率上升，同时通货膨胀率也在上升。然而由于总供给曲线的向外移动（如图3），一方面促进了产出增长率的上升，另一方面阻止了通货膨胀率爬行至较高的水平，从而使得我国宏观经济运行出现“高增长低通胀并行不悖”的特征。
整个调整过程可以用图2和图3来更直观的说明。但这里要说明的关键问题是我国总供给曲线为何能一直向外移动，也就是我国总供给曲线向外移动的动力基础源于哪里？
（三）我国总供给曲线向外移动的微观动力基础
重新考察我国的总供给曲线：，影响总供给曲线移动的因素有三：其一是预期通货膨胀率[9]，其二是产出缺口，其三就是投入到研究型机构用于生产新知识的劳动力比例。而正是总供给曲线中的第三项反映我国技术进步的从事新知识生产的劳动力人数的增加，使得我国知识存量不断的积累，从而使得我国的总供给状况不断的得到改善，导致我国总供给曲线不断的向外移动。根据前面的分析，在我国产出缺口大于零的情况下，只提供了总供给曲线向内移动的原动力。因而我国总供给曲线向外移动的动力基础应该源于总供给曲线中的第三项。
为了研究我国从事新知识生产的劳动力的变动情况，这里从三个角度对其进行量化：分别用于“普通高等学校的专职教师”、“科学家和工程师”以及“普通高等学校的毕业学生”来度量我国从事新知识生产的劳动力的变动情况。
首先我们考察生产和传播“知识”这种生产要素的普通高等学校的专职教师人数及其变动情况，其变动情况如表3所示。表3的数据表明，我国普通高等学校的专职教师人数自1993年来增长比较快，尤其是1999年以来。1993年至2004年的平均增长速度达10.1%，而1999年至2004的增长速度更快，高达17%。
表3：普通高等学校专任教师数（单位：万人）。
199319941995199619971998199920002001200220032004
专任教师数38.839.640.140.340.540.742.646.353.261.872.585.8
增长率--2.11.30.50.50.54.78.714.916.217.318.3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
第二，考察普通高等学校的毕业生人数，因为他们受过良好的教育，掌握着新技术，当他们走上工作岗位后，他们积累的知识会不断地传授给人，从而使得整个社会的知识积累增加。他们的作用，可以理解为将新知识、新思想转化为现实的更为直接的生产力。因而与专门从事研究工作的教师相比，他们对总供给起改善作用的所需的时间更短。表4列出了我国从1993到2004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人数的变化情况。表4的数据显示，我普通高等学校的毕业生人数增长率除个别年份外（1997年）都为正值，并且增长率的数值在大多数年份里非常高。如1995年以及2002至2004年，增值率均在25%以上。
表4：我国普通高校毕业生人数变动情况
199319941995199619971998199920002001200220032004
毕业人数（万人）57.163.780.583.982.98384.895103.6133.7187.7239.1
增长率（%）--11.5626.374.22-1.120.122.1712.039.0529.0540.3927.38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
第三，考察我国直接从事科技活动的科学家和工程师的人数及其变动情况，他们所生产的新知识对总供给的改善所需的时间更短。他们有的项目直接受企业委托，而有的大型企业更是直接设立研究机构，并聘请科学家和工程师直接为其进行研发。表5的数据表明，我国从事科技活动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人数，自1993年以来保持了一种上升的趋势，由1993年的136万人增加至2004年的225万人，年均增长率达5.5%。再从科学家和工程师从事研究与实验发展折合全时人员数来看，上升趋势更加明显，从1995年的52万人年上升至2004年的93万人年，年均增长达7.74%。
通过上面的考察，我们发现在以普通高校专任教师、普通高校毕业人数以及科学家和工程师等指标衡量的我国从事新知识生产的劳动力变动情况看，它们都保持了较高的增长速度，其平均增长率分别达10.1%、26.6%和7.74%。这说明我国总供给曲线中的第三项技术进步在推动总供给曲线向外移动上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其对总供给曲线的推动力量远远超过产出缺口和通货膨胀惯性对总供给曲线的推动力之和，从而使得我国总供给曲线总体表现为向外移动（正如图2和图3所示的那样）。这就是我国总供给曲线向外移动的微观动力基础。
表5：我国科学家和工程师人数及其从事科技活动情况
199319941995199619971998199920002001200220032004
a135.50153.19155.4168.8166.8149.0159.5204.6207.2217.2225.5225.2
b
变化率——
————
——52.2
——54.8
4.9858.9
7.4848.5
-17.653.1
9.4869.5
30.974.3
6.9181.0
9.0286.2
6.4292.6
7.42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
a：从事科技活动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人数，单位：万人。
b：科学家和工程师从事研究与试验发展折合全时人员数（单位：万人年）
五、结论及政策含义
本文在传统的总需求总供给模型的基础上，通过引入可变的技术变量修正总供给曲线，并将总需求曲线扩展到开放经济条件下，从而得出了一个比传统模型更具解释力的分析框架。新的分析框架不仅能够很好的解释“滞胀”现象，而且对我国经济运行中出现的“高增长与低通胀”现象也具有很强的解释力，甚至也能够很好的解释“通缩型增长”这种被称为“中国之谜”的特殊经济运行状况。
不仅如此，该分析框架还具有鲜明的政策含义：一国经济维持一个低通胀、平稳的经济增长是可能的，但这要求该国政府的宏观调控必须得当。因为随着技术的进步，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可供投资机会越来越多，从而导致总供给曲线向右下移动。但是随着总供给曲线不断的向右下移动，在长期内很可能会产生过剩的产能，甚至导致通货紧缩。因此一国政府应该适应性的、适度的扩张总需求，以维持经济在稳定增长的同时处在一个低通胀的水平。从另一方面来讲，当一国经济出现过热，从而需要降温时，在紧缩总需求的同时要考虑到总供给曲线由于技术进步而右下移动，否则，紧缩总需求的宏观微调政策很可能导致通货紧缩，使得降温的紧缩性政策过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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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获得安徽财经大学青年项目基金（批准号：ACKYQ0701Z）和安徽省高校自然科学研究项目基金（批准号：KJ2007B258）的资助。
[1]此外关于技术变量还有其它的解释：劳动力的教育与技能、产权的力量、基础设施的质量、对企业家精神与工作的文化态度等等。
[2]这里我们假定资本投入不变投入，因而认为资本是常数这种假设与生产者行为理论中的短期厂商行为相对应。
[3]新知识的生产应该取决于投入到研究型机构的资本和劳动力数量以及现有的知识存量。这里同样假定资本投入在短期内不可变。考虑到资本投入数量的长期新知识生产函数可参阅：Romer,PaulM.1990.“EndogenousTechnologicalChange”.JournalofPoliticalEconomy;Grossman,GeneM.,andHelpman,Elhanan.1991.InnovationandGrowthintheGlobalEconomy.Cambridge,MA:MITPress。
[4]表示名义汇率，表示价格水平，变量右上角带有“*”表示该外国的相应变量，下同。
[5]我国自1994年实施汇率制度改革以来，尤其是在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一直实行较为严格的固定汇率制——钉住美元制。直到2005年7月21日，我国的汇率制度改为“以一篮子货币为参考”，而这一货币篮子包括美元、欧元、日元和韩元。但是，据威廉姆森的估测，在我国所参考的货币篮子中，除美元之外的货币所占的比重不超过20%，美元仍然是重要的参考货币。并且自2005年的汇率改革以来，人民币相对于美元汇率变动幅度在4%以内，仍然具有较强的固定汇率制的特征。
[6]尽管人民币相对于美元的汇率波动在很小的幅度范围内而具有固定汇率制的特征，但人民币并不盯住除美元之外的其它国家的货币，因而这里汇率变量可以看成人民币相对于其它国家货币的汇率，例如日元
[7]由于我国自然失业率估算问题的复杂性，以及奥肯定律中的（见第11式）在我国是不是也等于2还需要验证，因而这里所估计的产出缺口只是一个大致的概念。但这并不影响我们的结论，因为我们这里产出缺口的方向比其具体的数值大小更有意义。
[8]关于我国失业率的衡量，目前的争论很大。这里引用我国官方公布的唯一失业率指标，登记失业率。但大多数学者认为，登记失业率严重低估了我国失业率的真实情况。然而他们所采用的失业率标准基本上都是借鉴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的标准，因而其在我国的适应性是值得商榷的。因为在我国的就业中，存在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那就是我国存在大量的“灵活就业”劳动力。而正是“灵活就业”，对我国的失业率指标有重大影响：如果“灵活就业”不算就业，那么官方数据低估我国的使用率；而如果将“灵活就业”算作就业，那么我国的失业率就与官方数据接近。因而我们这里仍然采用官方公布的登记失业率指标来衡量我国失业率。
[9]如果用适应性预期替代预期变量，则影响总供给曲线移动的变量称之为“通货膨胀惯性”，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