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又扯出了我心里的一个漏洞。队委会激励机制上的缺口，由我这个一把手负责填补。我凑凑合合地补到60分及格的水平，但我心里的缺口谁来补呢？
按照毛泽东在《纪念白求恩》中的要求，“对工作极端地负责任，对同志对人民极端地热忱，”这个漏洞似乎可以自我填补。就好像饿了要吃，渴了要喝一样，热爱人民就去为他们服务，从而得到自我满足。但在我的感觉中，这种纯情感的东西，在与工农大众的冲突中会逐渐冷却，缺口越来越大。靠爱和情感补不上。
我们村流传着一首顺口溜：“大队干部搂，小队干部偷，社员缝个大兜兜。”描述了众人踊跃占集体便宜的场面。如此描述有些过分。我的印象是，在正常年景，五分之一偷，五分之三搂，五分之一不偷也不搂。每到偷窃收益最高的季节，队委会就推出我当一个月的护秋员。我是外来的愣头青，敢得罪人。几个月护秋员干下来，每天想贼防贼，练出了一双贼眼。我每隔三五天抓一个贼，创造了我们村看秋历史的最佳战绩。所谓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就在这种检验和调整之中，我的世界观悄然转变。多年之后，我接触到西方经济学对人的基本假定：人们理性自利地追求利益最大化。这个说法让我眼前一亮，好像揭去了看秋练出的贼眼的最后一片蒙子。
现在回首往事，我才意识到自己的世界观确实得到了改造，只不过和毛主席指引的方向截然相反。在贫下中农的教育下，我的眼睛和眼中的世界彻底改变了，从醉眼陶然的一片粉红，变得越来越像老鼠，善于在黑暗中发现利益和危险——贼眼贼亮。
回顾对农民感情的变化，我还有一个惊奇的发现：当年的愤恨现在又变成了赞赏。过去，意识形态教条把工农大众描绘成精神最干净、关心集体、大公无私的圣人集团，抬高了我的期望值，一旦失望就滋生恨意。现在，高调的意识形态转变为人类理性自利的假设，期望值已经降低，对共产主义理想社会的憧憬也变成了对利益制衡体制的信仰。此时心态平和，把千方百计追求个人利益的行为视为当然，发现一点自我约束也知道珍惜。再看农民与统治集团斗智斗勇，包括当年与我斗法，妙手连发，不禁欣赏起他们的反抗策略。由此看来，现实主义培养同情和温情，理想主义反倒助长仇恨。
顺便提一下，我对工人阶级的感觉比对农民更糟糕。1974年，我曾在当时最革命的石油战线当过一个月的翻砂工，发现工人们每天只干三四个小时的活儿。我多干了，就有热心的师傅劝我注意群众影响：你这样干可能提高定额，连累大家，群众会对你有意见。后来我在大港油田干活儿，以中上等速度干两个小时，师傅就过来制止我们，说一天的定额已经完成。我大惑不解：号称最先进的领导阶级为什么也偷懒怠工？多年之后，我看到刘少奇在安源煤矿组织罢工的经历，工人得势之后，每天只干半天活，整得公司承受不了。李立三在路口拦截工人，不许他们早下班，工人就骂他是资本家的走狗，还动手打他，气得他大哭而去。刘少奇为此苦恼很久，还请教了来访的美国共产党领导人，大家都不知如何是好。
跳出马列主义教条之后，我才闹明白一个浅显的道理：工人农民和地主资本家一样，每个阶级都在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这种互相冲突的追求构成均势，社会因此正常运行。确实有自觉精神这种东西，但仅靠某个阶级的觉悟和自律是不够的。任何一家独大的格局都会损害全局并最终伤及自身。这种来自生活经验的认识就是我转而信仰利益制衡体制的根据。
随着世界观的悄然转变，我的浪漫情怀越来越淡，理性和算计深入骨髓，本来依靠理想和信念填补的缺口也进一步扩大。干部当到第二年，我隐隐约约地意识到，自身力量补不上那二三十镐的大缺口。我对农业学大寨运动的前途深感悲观。极左派描绘的共产主义理想越来越显得渺茫。我开始怀疑继续死撑下去的意义。
在真实的心理活动中，这个变化过程体现为拉锯般的冲突。革命热情逐渐冷却让我深感恐惧，便调动起全部力量与之对抗，精心呵护心中的每一颗火种，鼓起腮帮子吹出火苗。这时我写出了此生最革命的几句诗：“火红的党旗呼啦啦地飘！我们是党旗上的镰刀！我们的热血在党旗上燃烧！” 我迫切需要用热情的大话给自己加热。
总之，靠精神力量或世界观改造补不上缺口。那么，靠行政升迁如何？
如果像国营企业那样，出色的管理者可以得到行政体系内部的升迁，这当然是有效的激励。不过，农村干部能够进入干部系列的概率极低。大寨出了一个政治局委员，一个中央委员，这种概率，在全国上百万个村庄里，连二十万分之一也没有。建筑工人的年度死亡率是十万分之八，这种死亡风险几乎不在职业选择的考虑范围之内，而成为中央委员的概率还不到这种不值考虑的概率的6%。对农民来说，成为公社干部的机会也小到了不值考虑的程度。一旦升官的概率低到一定浓度，激励就不再普遍有效。反过来，撂挑子，争取更多的闲暇，才是获得福利最大化的策略。这也是农村基层干部的实际选择。
结论：干部激励机制的缺口，靠行政升迁的路也补不上。
不过，这条路可以列入我的考量。我是知青，又是先进典型，从大队领导升到公社领导再升到县委领导的概率远高于常人。我当时确实也如此预测自己的归宿。问题在于，追求升官的个人前程，还能算共产主义的人生观世界观吗？我想走这条路，到底是为了对革命做更大的贡献呢，还是为了个人的名利地位呢？我糊弄自己说，地位越高，对社会的贡献越大，这是为了革命。但我怀疑自己是自欺欺人，而且可疑程度超过六成。
假如毛泽东长命百岁，我在学大寨的道路上继续走下去，我会变成什么样子？
如果没有升官，如果我和农民一样需要养家糊口，大概用不了几年，我的肚子就会告诉我什么是真理。如果我因为学大寨积极而很快升官，恐怕我会继续与农民作对，加大向小生产进攻的力度，在更大的范围内割资本主义尾巴。
顺便插一句，我的升迁完全是由上级领导决定的。甚至在入党之前，公社副书记和大队书记就找我谈话，内定我为生产队指导员兼大队党支部副书记，连群众意见都不必征求。继续听党的话，继续与农民作对，对我的升迁有益无害。
如果我在明白是非之后升了官呢？我会为了自己的前程昧着良心推行极左路线吗？我会像安徽凤阳县委书记陈庭元那样默许大包干吗？我不知道。官场也是改造世界观的好地方。
七、临阵脱逃
以极左的标准衡量，我的插队经历就是一连串的失败。青年突击队的义务劳动首先受挫，以共产主义义务劳动替代雇佣劳动的梦想破灭。限制自留地或曰资产阶级法权的努力以退让告终。建立坚强的领导班子的企图也一再失败。屡战屡败之后，我失去了发动进攻的锐气，和多数基层干部一样转入守势。
每年深秋，种完冬小麦后，县里都要开二十多天的三级干部会，简称“三干会”。先在公社开，再转到县里开，整党整风，建班子。我连续参加了两年，每年的重点都是解决干部撂挑子问题。在全国范围内，干部激励不足的问题普遍存在，年底便是干部撂挑子的高峰。我们听大量鼓动报告，接受上级给我们打气，学习先进典型，互相批评并自我批评，听革命前辈训我们没出息，听公社书记跟我们说好话，说大话，再集中解决几个让人灰心丧气的难题。最后人人过关地表个态，承诺再干一年。那么，经过多年的筛选沉淀，什么人留在干部队伍里？
我们听过一个生产队长的报告，题目是《当队长有瘾 搞管理没够》。许多有管理偏好的人，当领导感觉轻松愉快的人，组成了生产队干部的群体。他们有个人特色的选择偏好降低了当干部的成本，提高了当干部的收益。只是这种人比例很小，经过长期沉淀积聚起来，也未必能补上激励缺口的两三成。
各级领导竭尽全力，只能勉强维持这种均衡。这是学大寨运动维持不垮的最后一道防线。这道防线漏洞百出，但最高司令部一轮又一轮地动员发令，干部队伍像环环相扣的战阵和各级督战队一样挺在那里，经受着八亿农民海潮一般扑向自留地的正面冲刷，经受着农民和农村干部大面积怠工在内部和背后的淘洗。
僵持之中，恢复高考了。
我曾经在公社大喇叭里放出大话：“招工不走，招生不去，永远扎根在贫下中农的心里。”这句大话悄悄给升官的前程留了一条路，却完全堵住了进工厂和上大学的路。
一位和我同样肩负重任的知青朋友劝我：“我试着扎根了，但我发现贫下中农的心里是一片沙漠，你扎根其中也无法成活。”他考上了清华。可是我的大话余音缭绕，报名高考无异自打耳光。我咬紧牙关，不理父母的请求，不报名，不复习，默默抵制了那年高考。伙伴们去公社交高考报名表的时候，我正爬在树上打核桃。秋色西来，天高云淡，我胸中激荡着自我牺牲的悲壮感。
1978年，社会大变动的各种迹象越来越显著，大队书记和公社负责知青工作的副书记先后找我谈话，表示支持我参加高考。我表面上显得不太情愿，答应考虑考虑，暗自却高兴有这个就坡下驴的机会。我自欺欺人地想：上大学也是为革命，本事大了可以对人类做出更大的贡献。
那年夏天我考上了中国人民大学，一所我认为最具理想主义和革命精神的学校。考分到达村里的时候，正是护秋的季节。人们大呼小叫地找到我，说我的考分特别高。我半信半疑去大队广播室看了成绩通知单，果然远远高于录取线。我心中一阵狂喜，却故作镇静，不紧不慢地踱回宿舍，提了镰刀，按照往常巡山的路线出了村。走到荒僻处，终于按捺不住，一口气跑上十几层楼高的山梁，毫不气喘，兴犹未尽，又蹦了几个高。平静下来后，我为自己的反应大吃一惊，也为自己的大喜感到羞耻。我怎么这样？不是上不上大学无所谓吗？我那么想离开农村吗？我还以为自己对农业学大寨的伟大事业恋恋不舍呢。由此我也得到了一条经验：人们往往并不了解自己。
新鲜劲过去之后，我心底的羞愧露头了，而且数年挥之不去。我食言了。我怕苦了。我临阵脱逃了。同时我又感到大为轻松，真切体会到什么叫“苦海无边，回头是岸”。我不必在一场预感到失败的战争中苦苦支撑下去。
八、如今了然识所在
多年之后研读明史，我注意到明朝初年和共和国初期的惊人相似。朱元璋也搞国有化，更准确地说是官有化，剥夺各个社会集团的权利，尤其是大地主大商人的权利，将尽可能多的资源集中在官家手里，同时严厉约束各级官员，鼓吹道德教化。
顺着这条轨迹上串下连，我获得了另外一种眼光和感觉。我感觉自己当年很像朱元璋手下的酷吏。我们为了实现自己的社会理想，与各个社会集团对抗，尽量把所有的资源集中在官家手里，努力清除反对我们崇高理想的人们。我以为这就是社会主义，这样就能建成共产主义，正如朱元璋以为这样可以建立合乎王道的万代基业。
资本主义，就是夺取皇家贵族的权力，由资产阶级集体控制政权。社会主义，就是夺取资产阶级的权力，将政权置于无产阶级集体控制之下。可是这两种权力转移均未在中国发生。我参与的事业，一方面是铲除资本主义萌芽，另一方面是控制驱使农民群众，而不是被他们控制和驱使。这种官家说了算的体制，既不是资本主义，也不是社会主义，而是极端的官家主义（参见拙作：《置疑“权贵资本主义”》，《凤凰周刊》2005年第13期）。
官家主义因主张和信条不同，又分为多种类型。儒家信条在西方冲击下败阵之后，以赶超西方为目标的各种主张登上了历史舞台。我插队的时候只熟悉其中的两种主张。一种是：官僚集团直接承担资产阶级的使命，管理生产，计划经济，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物质刺激，利润挂帅，把全国办成一家大公司。这条路线被毛泽东斥为修正主义和资本主义。另一种是：抓革命促生产，斗私批修，创造共产主义新人和新世界，顺便完成四个现代化，并一劳永逸地解决资本主义时代的其他问题。这种远远超出资产阶级物质利益眼界的追求，就是毛泽东的理想。后人把这种理想称为空想社会主义，空想固然不错，社会主义却大成问题。这里根本就没有农民之类的社会集团说话的份儿。
从官家主义的角度看，左派右派的分类，被超越历史阶段地过分强调了。前资本主义时代的官民之分，才符合我们的时代特征——官民之分更能揭示当代的主要矛盾。所谓官，就是打天下坐江山的暴力集团及其官僚代理人；所谓民，就是农民和工商业者组成的生产集团。生产集团控制了暴力集团及其官僚代理人之后，劳动和资本的矛盾才上升为社会的主要矛盾。这时候，左翼右翼之类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相关的划分，才从二级政治分类上升为一级分类。如此看来，在官家极权的时代，我恰好在为强化极权、削弱农民势力而冲锋陷阵。问题在于，任何集团的势力太大，和皇家贵族势力太大或资本家势力太大一样，都是一种社会失衡，都将造成社会灾难。
在新的历史坐标系中，当年的困惑和迷茫消失了。如今了然识所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帝国历史就是官家主义的历史。毛泽东时代，官家对社会的控制达到全盛的顶点，用自己的理想塑造社会人心的全方位努力登上了中国历史的最高峰，并且凭借强权打造了工业化基础。“文革”之后，从农村到城市，处处民进官退，民间和官家势力的新均衡即将重建。迄今为止，对这种新均衡的意识形态描绘和理解尚未定型，就连我在此使用的“官家主义”也是正在形成之中的概念，我们仍处于下一个均衡类型重建之前的探索和动荡之中。
在官家集团真正成为公仆之后，我希望出现所有社会集团共同当家作主的社会，大家靠投票立法定规，我以为那才是名副其实的社会主义社会，或者叫“全民主义”社会——每个社会集团及其成员都有平等的政治权利，谁也不能凭借暴力专别人的政。资产阶级固然财大气粗，但工人可以依靠工会与之抗衡；农民固然是一盘散沙，但可以凭借农会分担集体行动的成本，为本阶级争取更多的利益。为了保护丧失了劳动能力的弱者，消除拼命谋生的土壤，这个社会还应该设立最基本的生存保障体系。
倘若我梦想落空，代替官家主义的真是资本主义社会，立法定规全由资本家说了算，禁止组建工会，禁止罢工，凭借暴力专工农大众的政，那时候，即使我衰老不堪，我也要再当一回左派。这不是出于什么阶级感情，而是出于对利益制衡的信仰，出于对公道的信仰。公道自在人心。
2006年8月15日“七”乐无穷，尽在新浪新版博客，快来体验啊~~~请点击进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