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49年至今，北京先后7次编制或修订北京城市总体规划。1953年是《改建与扩建北京市规划草案》，1957年出台《总体规划》，紧接着1958年对《总体规划》有做了重大修改，1982年有《北京城市建设总体规划方案》，1992年《北京城市总体规划》进一步明确了首都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的城市性质，明确提出了建设全方位对外开放的现代化国际城市的目标。最新一次出台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2020年)》，第一次明确了北京发展目标为“国家首都、国际城市、文化名城、宜居城市”。
在今年年初由凤凰电视台播出的《思城》中说：
1949年，梁思成组织编制了《全国重要建筑文物简目》第一页提到的第一项文物就是北平城全部。在梁思成心中，北平不但是他的家，更是他在几十年对中国古代建筑的研究中最珍视的一座古城。在他看来，城墙围起的这座伟大城市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杰作。
在梁思成的心目中把北京首先看成是“行政中心”，第二是“一个世界著名的一个古典的一个都市”，第三个是“中国的一个文化中心，教育中心”。但是毛泽东和彭真等执政党设想，就是一个这么大的国家的首都，以后要发展到好几百万人口，没有工业做基础这个城市是不能支撑的。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是说过两句话，一个是我需要看烟囱，一个是那个看游行队伍当中工人阶级很少。
1950年2月，梁思成、陈占祥共同撰写了《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一文，后来的人简称它为《梁陈方案》。今天我们在清华大学建筑系的资料室中找到了这份方案的原稿，在长达数十页的方案中，梁思成与陈占祥详尽地阐明了他们对于北京未来规划的设想。
“梁陈方案”最终没有得到采纳。
历代帝王庙前的牌楼被拆除以前，梁思成找到周恩来总理，极富诗意地向他描述了帝王庙牌楼在夕阳斜照下的美景。周恩来笑了笑，只说了一句“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梁思成钟爱的城门和城墙被拆毁时，梁思成曾经说过一段著名的话：拆掉一座城楼像挖去我的一块肉，剥去一块城砖像剥去我的一层皮。1950年，梁思成写下了《关于北京城墙存废问题的讨论》一文，在这篇文章中，梁思成不但表达了城墙不阻碍城市发展的观点，还用诗意的语言描绘了一幅城墙之上的画卷。在他的设计中，古老的城墙将会成为“全世界独一无二”的“环城立体公园”。然而，梁思成热情的建议和美好的憧憬并没有挽回城墙即将消失的命运。
“拆”，“拆”，“拆”！
北京没有了。从1982年开始的“全方位对外开放的现代化国际城市”定位，西城的金融街，东城的北池子，朝阳的CBD，南城的新闻大道，加上平安大街改造，前门大街改造，使我想起了更早的琉璃厂的改造。二十多年前，国家拿钱把老琉璃厂推平，盖了新琉璃厂。吴祖光先生在报纸上发表文章，批评这个做法。
是啊，琉璃厂是历史，但是现在琉璃厂的房子都只有二十来年。难道琉璃厂只有二十来年的历史？
把有深厚文化底蕴的一条街彻底推平，最愚蠢的做法却有最磊落的理由：重视文化！记得当年我还在北京师范大学读书，当年的老师、现在已经是统一润滑油副总的姚旗对我说：“琉璃厂改造前，是文人会聚的场所，改造后，只有外国人光顾了。”
一个古都，三十年向它要“工业化”，二十年向它要“国际化”，经过五十年的折腾，现在的北京还有多少古都的风貌？
“物质文化遗产”都在“工业化”和“国际化”的风潮中消解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哪里寻找？
胡同没有了，胡同里的叫卖声成了小区附近超市里的标准广告，“京城叫卖”这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便没有了存在的基础。
前几年，春节禁炮，整个北京的春节已经悄悄地成了呆在家里看电视的节日了。去年恢复燃放炮竹，于是，一个传统又回到了我们身边。一个看似没有实际意义的鞭炮声，却是千家万户吉祥快乐的象征。没有了炮竹声，便少了年的味道。
可是，鞭炮声回来了，春联却回不来了。超市统一印制的春联，一定少了不少年的兴致。工业化的便捷，也带来了工业的粗糙。
春节的乐子剩下看电视，吃速冻饺子附赠一个福字贴在门上。庙会是洋庙会，俄罗斯小姐的风情表演，传统别挤兑得没有了踪影。
我不反对过洋节日，比如情人节与圣诞节。但是，被简约化了的春节，是不是也简约化了我们的传统？当端午节由韩国人申报成功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时候，我们不是去争这个节日，而是要反思一下，我们在国际化的进程中，是不是丢失了我们自己？
多年前我在乡下教书，每年腊月要写很长时间的春联，学生们把一卷一卷红纸放在我的案头，我义务服务着，也快乐着。但是现在印刷的春联现成了，但是也少了家家户户不同的感受。
正月要糊灯笼。手工灯笼制作工艺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项目，但是现在都是工厂生产好送到超市里的，于是家家户户是一样的灯笼。
工业化与国际化，如今信息化了，春节都是一个短信了事。年的味道去哪里寻找？
“年”是中国的，当然也是北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但是“年”在哪里？去哪里寻找有味道的年？
去老人的记忆里？
去名家的散文里？
在今年年初由凤凰电视台播出的《思城》中说：
1949年，梁思成组织编制了《全国重要建筑文物简目》第一页提到的第一项文物就是北平城全部。在梁思成心中，北平不但是他的家，更是他在几十年对中国古代建筑的研究中最珍视的一座古城。在他看来，城墙围起的这座伟大城市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杰作。
在梁思成的心目中把北京首先看成是“行政中心”，第二是“一个世界著名的一个古典的一个都市”，第三个是“中国的一个文化中心，教育中心”。但是毛泽东和彭真等执政党设想，就是一个这么大的国家的首都，以后要发展到好几百万人口，没有工业做基础这个城市是不能支撑的。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是说过两句话，一个是我需要看烟囱，一个是那个看游行队伍当中工人阶级很少。
1950年2月，梁思成、陈占祥共同撰写了《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一文，后来的人简称它为《梁陈方案》。今天我们在清华大学建筑系的资料室中找到了这份方案的原稿，在长达数十页的方案中，梁思成与陈占祥详尽地阐明了他们对于北京未来规划的设想。
“梁陈方案”最终没有得到采纳。
历代帝王庙前的牌楼被拆除以前，梁思成找到周恩来总理，极富诗意地向他描述了帝王庙牌楼在夕阳斜照下的美景。周恩来笑了笑，只说了一句“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梁思成钟爱的城门和城墙被拆毁时，梁思成曾经说过一段著名的话：拆掉一座城楼像挖去我的一块肉，剥去一块城砖像剥去我的一层皮。1950年，梁思成写下了《关于北京城墙存废问题的讨论》一文，在这篇文章中，梁思成不但表达了城墙不阻碍城市发展的观点，还用诗意的语言描绘了一幅城墙之上的画卷。在他的设计中，古老的城墙将会成为“全世界独一无二”的“环城立体公园”。然而，梁思成热情的建议和美好的憧憬并没有挽回城墙即将消失的命运。
“拆”，“拆”，“拆”！
北京没有了。从1982年开始的“全方位对外开放的现代化国际城市”定位，西城的金融街，东城的北池子，朝阳的CBD，南城的新闻大道，加上平安大街改造，前门大街改造，使我想起了更早的琉璃厂的改造。二十多年前，国家拿钱把老琉璃厂推平，盖了新琉璃厂。吴祖光先生在报纸上发表文章，批评这个做法。
是啊，琉璃厂是历史，但是现在琉璃厂的房子都只有二十来年。难道琉璃厂只有二十来年的历史？
把有深厚文化底蕴的一条街彻底推平，最愚蠢的做法却有最磊落的理由：重视文化！记得当年我还在北京师范大学读书，当年的老师、现在已经是统一润滑油副总的姚旗对我说：“琉璃厂改造前，是文人会聚的场所，改造后，只有外国人光顾了。”
一个古都，三十年向它要“工业化”，二十年向它要“国际化”，经过五十年的折腾，现在的北京还有多少古都的风貌？
“物质文化遗产”都在“工业化”和“国际化”的风潮中消解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哪里寻找？
胡同没有了，胡同里的叫卖声成了小区附近超市里的标准广告，“京城叫卖”这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便没有了存在的基础。
前几年，春节禁炮，整个北京的春节已经悄悄地成了呆在家里看电视的节日了。去年恢复燃放炮竹，于是，一个传统又回到了我们身边。一个看似没有实际意义的鞭炮声，却是千家万户吉祥快乐的象征。没有了炮竹声，便少了年的味道。
可是，鞭炮声回来了，春联却回不来了。超市统一印制的春联，一定少了不少年的兴致。工业化的便捷，也带来了工业的粗糙。
春节的乐子剩下看电视，吃速冻饺子附赠一个福字贴在门上。庙会是洋庙会，俄罗斯小姐的风情表演，传统别挤兑得没有了踪影。
我不反对过洋节日，比如情人节与圣诞节。但是，被简约化了的春节，是不是也简约化了我们的传统？当端午节由韩国人申报成功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时候，我们不是去争这个节日，而是要反思一下，我们在国际化的进程中，是不是丢失了我们自己？
多年前我在乡下教书，每年腊月要写很长时间的春联，学生们把一卷一卷红纸放在我的案头，我义务服务着，也快乐着。但是现在印刷的春联现成了，但是也少了家家户户不同的感受。
正月要糊灯笼。手工灯笼制作工艺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项目，但是现在都是工厂生产好送到超市里的，于是家家户户是一样的灯笼。
工业化与国际化，如今信息化了，春节都是一个短信了事。年的味道去哪里寻找？
“年”是中国的，当然也是北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但是“年”在哪里？去哪里寻找有味道的年？
去老人的记忆里？
去名家的散文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