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是，女主持人朱迅过于热情地表演了。一位来自西部的中年男教师，被邀请上台，朱迅在采访这位男教师的时候，说着说着就把手搭在了那位男教师的肩膀上，手还不时地在那位男教师的肩膀上滑动着。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呢？是觉得自己是个人物，作出上级对下级、长辈对晚辈的那种关爱和爱抚吗？我要提醒朱迅：你太高看自己了，更希望你能尊重教师，别把教师当学生对待，你那种表演，如果是对一个小学生，更合适。

    其次，在节目进行当中，有几个来自西部的小学生被请到了台上，站成一排。然后，男主持梁永斌先是问一个小姑娘：“你长大了要干什么呀？”小姑娘早准备好了：“我想考清华、北大”；梁永斌又问：“毕业之后，想干什么呢？”小姑娘背书似地说：“我要回去当教师，将来要为国家、为世界作贡献”。梁永斌又转向旁边一个穿着少数民族服装的姑娘说：“你长得很漂亮，将来想不想当明星呀？”小姑娘也是那种背书腔：“不想，我想当教师，像老师们那样”。掌声响起了。

    这像是小姑娘说得话吗？一个连上学本身都很不容易的小学生，能想着将来为世界作贡献吗？是谁教他们说的？如果我们是那么小的年龄，家里又很贫困的话，我们能有将来为国家、为世界作贡献那么远大的志向和抱负吗？如果真是那样的话，那是不是说明，物质决定意识的话是错误的呢？

   在那种贫困的生活环境中，恐怕一个小姑娘最大的愿望是天天能吃饱饭，能多吃上几次好吃的东西，能有件新衣服穿。到了北京，看到北京的小朋友都穿得那么漂亮，又吃上了那么多他们从来没有吃过的好吃的东西，他们会想：能天天这样就好了。至于为国家作贡献，甚至为世界作贡献，他们的年龄还太小，还不知道怎么样才能作贡献，也不知道国家和世界需要的是什么样的贡献，就别难为这些孩子们了，别教他们背那些远大的理想了吧。回想一下，我们自己小的时候，就有人教我们背这些豪言壮语，比他们喊得更空更大：我们长大了要去解救世界上三分之二的受苦人；现在，怕是有这个心，也不知该如何解救了吧。

    说考北大、清华，看看那里的教育环境吧。节目中说了，有的学校只有一个老师，一个人要教三个年级，这样教出来的学生，能和城市里那些有着良好的师资队伍的学校里的学生比吗？如果这样的学校里的学生也能考上北大、清华的话，国家还需要给学校更多的投入干什么呢？换个角度说，想考北大、清华，就是有高远的志向吗？只有考上北大、清华才算人生的成功吗？
 
   再者，为什么来自西部的学生愿意回到那个偏僻落后的地方去工作才算品格高尚呢？如果是那样的话，我们那些不愿意去那里工作的老师，是不是都不够高尚呢？正因为那些地方环境太差，没有人愿意去，才导致了节目中说的一个老师就是一所学校。已经出现这么严重的情况了，还在用那些幼稚的宣传去鼓动，能见效吗？如果这样就能见效的话，也不会出现一个老师教三个年级的情况了。

    好在国家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光靠宣传是不够的。今年，不是已经起动免费师范生毕业后回原籍服务几年的制度了吗？再过几年，签约的师范生毕业后回去了，就会用制度来保证乡村的师资了。

    节目中，不断出现西部乡村的贫困景像：简陋的校舍；用砖块垒起来的乒乓桌；残破的篮球架等等。节目的本意很简单，想告诉我们：在那样的环境中，老师们坚持了几十年，很不容易。问题是，我们不可能都按着你的要求去想。我们会想了：新中国已经58年了，新时期也快三十年了，我们国家怎么还有那样的地方，教育环境如此的恶劣。教师们的奉献精神当然是应该肯定的，但是，从国家的角度来说，让教师们长期在这样的地方做自我牺牲，让孩子们长期在这样的环境里上课，是不是一种悲哀呢？国家为什么不能给西部的教育投入更多的资金，让他们的教育环境看起来不那么悲惨呢？我们究竟是表现那种悲惨的奉献下的高尚好呢？还是尽快地改变那种落后的面貌，让国家的每一个地方都能充分体现到国家的日益富强和繁荣好呢？

    我们现在经常会有一种做法：把贫困地方的孩子接到富裕地方来，让他们吃吃喝喝玩玩，再让他们回去。其目的是什么呢？表示我们先富起来的人，没有忘记还没有富裕起来的人。我想，这种做法对于真正改变西部乡村的落后面貌，并不能起到任何实质性的作用。只是个别人能到大城市来看看而已。我们是不是应该做一些更实际的改变西部落后面貌的工作？让教师拿着一个月几十块钱的工资干了几十年，有没有什么好感动的呢，这只能让有关部门感到羞耻。看着人家在那儿奉献，鼓励一下，让别人继续干，这样是不是太自私、也太残酷了呢？

   《同一首歌》越来越像在唱同一首歌了，极尽所能地煽情和说那些肤浅幼稚、空洞虚假的话，没有人会感动。在此，我想对编导们说：要想感动别人，最好先感动自己；教孩子们喊几句口号，这很容易，问题是，在口号声中长大的人，谁还会再被简单的口号所打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