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中国青年报》报道：“由于劳动者的工资长期以来处在非常低的水平，老百姓主要靠政府建立社会保障体系，这是历史原因造成的，也是正常的，但我们又不能全让政府大包大揽。”在北京CBD国际论坛上，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北京CBD国际论坛秘书长龙永图说，大包大揽会让政府的负担越来越重，最终走到国家社会保障濒于破产的地步。

　　这位龙先生发表惊人言论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在今年6月17日的“对话.中国”高端论坛上，龙先生为了让民众改变“人人买房”的“错误”观念，曾言之凿凿地称：美国并不是所有人都买房子，买房子的人仅占美国人口的30%左右，其余70％的民众都是租房子。很不幸，他很快遇到了克星，我们也因此知道什么叫信口雌黄、不负责任。据2007年7月17日《中国青年报》报道，今年七月来华访问的美国住房和城市发展部部长阿方索．杰克逊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透露：“70％的美国人都有自己的住房，尽管如此，美国仍和北欧一些国家相比还有差距。在瑞典，个人拥有住房的比例达到了88.5％。”

　　基于前车之鉴，这一次，我们不知道要以什么理由接受龙先生的厥词。缴了一辈子的养老金，纳了一生的税费，如果年老时仍不能指望政府提供生存保障，我们该指望谁呢？作为前政府官员，口口声声称民众的养老问题不能指望政府的龙先生似乎忘了其养老保障作为行政支出的一部分，正是由政府财政大包大揽。既然龙先生如此担心国家不堪重负，我倒是很想请他回答以下问题：民众的养老保障支出与无限膨胀的权力支出，哪个更可能让国家不堪重负？

　　据《人民日报》报道，2006年中央财政共补助养老保险基金支出为774亿元（详见http://www.gov.cn/jrzg/2007-01/25/content_506991.htm）。与养老保障支出相比，我国的行政支出差距几何呢？

　　今年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瞿世镜援引数据指出，仅2004年，全国公款吃喝、公车消费、通讯话费、公款旅游、公款读书、文山会海、公款送礼等各项支出，大约在1.1万亿元以上（注：2004年全国财政收入约为2.6万亿元）。目前，我国行政公务支出占财政支出比例高达42％，而公共服务所占比率却仅为25％左右。其中，教育、卫生、社会保障三项社会发展支出合计占GDP比例，我国2003年为7％左右，美国和法国当年的同一比例则高达16％和30％。与我国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现代市场经济国家的行政公务支出占财政支出比例往往在3％至15％之间，70％以上财政预算用于公共服务开支。

　　比较至此，养老保障支出与行政支出所各占的国家财政支出比例，孰轻孰重已不言自明。触目惊心的行政开支乱象背后是不受制约的行政权力与民争利的严重社会现实。

　　长期以来，拘泥于既得利益的维护，我国一直无法摆脱行政权独大的怪圈。现实之中，与其他两大国家权力立法权、司法权相比，行政权实质上是最广泛、最强大、最不受制约的权力。一权独大的行政权力，在满足既得利益的同时，也直接加剧了行政支出的膨胀化，并最终形成行政支出独大的畸形国家财政支出结构。放任这种畸形结构延续、恶化的后果只能是民众公共福利的空间渐进萎缩与国家财政的日益不堪重负。

　　覆倾之下，岂容完卵，行政开支膨胀化的问题若得不到彻底、根本的解决，被牺牲的岂止是公共福祉，恐怕任谁也无法逃脱“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兴衰宿命。为此，特意奉劝龙先生，既然如此热衷“忧国忧民”，就请多考虑燃眉之急的行政开支膨胀化问题，少操心民众的养老保障问题。倘若国家不堪行政开支重负，龙先生的养老保障问题还能指望谁大包大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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