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编室来电话，邀我为中央电视台50周年写文章，我马上想起一个题目——《我爱CCTV》。这是15年前，中央电视台为台庆35周年征文的题目。当时，我虽然是青少部《12演播室》的主持人，但我还属于编外人员，看着方楼大厅的红色的投稿箱，也想投一篇，可还没有资格，今天也算是圆了个梦。

    生活中的很多偶然，组合成命运的必然。与中央电视台结缘，完全始于偶然。我们家算拥有电视机比较早的家庭，77年，有了一台9英寸的凯歌牌黑白电视。那时中央电视台还叫“北京电视台”，白天的节目都是数理化英的课程。我83年第一次来到北京，考北京广播学院，父亲带我住在月坛工商总局的招待所。有一天从复兴门经过，看到了广播大楼，18岁的我的念头是：能进去看看多好。

     86年的夏天，机会终于来了。我85年考上了北京广播学院的播音系，在将要结束大一课程开始暑假的时候，我们班接到通知，让我们去中央电视台参加录像，临近期末考试，又是星期日的早上，还不在电视台里录象，很多同学没有去，但我还是兴趣十足地赶到了空军礼堂。到了才知道是中央电视台的少儿部在录制全国十六城市中学生演讲辩论比赛。我们的任务就是台下观看。主持人是赵忠祥老师，那是我第一次见到在电视里早已经非常熟悉的名人，还不象现在的孩子有签名的冲动，只是非常崇敬地看着。

    在录制现场才知道，所有的人都听导演的指挥。导演是个女同志，中年人，听得出是江浙人，大声地指挥着，还特别要求把窗帘拉严实。她向观众解释说：不能让窗外的光进来，阳光和我们室内录像的灯光不是一个色温。所见所闻，都让我觉得新奇和兴奋，也非常投入。当主持人在辩论评分的间隙让观众发表看法时，我当然地举了手，还有幸发了言。录完后，我还领到了一份面包和一枚中央电视台的台徽。回到学校还兴奋了好几天。

    过了几天，系里又通知我还要去中央电视台录像，还是那个辩论会，因为我在现场的发言电视台要用，而现场录制时磁带有划伤，得补录。我们刚考完，而且父亲还要住院做个小手术，我已经订了车票打算回郑州了。但还是晚走了两天，第一次走进了中央电视台。这一次知道了那位女导演叫寿沅君，她带我来到了中央电视台的大演播厅，就是春节联欢晚会的演播厅。真是“爱乌及屋”呀，我觉得那空空的大房间神圣得象个殿堂。这个演播厅在06年底拆除了，最后一次录像是我们在录《艺苑风景线》，录完后，我提议所有的工作人员留影纪念。正是在20年前。我在这个演播室里录制了我在中央电视台第一次播出的图象。

    录完像，寿导演告诉我：他们过几天要在北京的中学生和大学生里招特邀节目主持人，问我是否有兴趣参加。我说要马上回郑州参加不了了。我后来好长时间都后悔我当时的决定，放弃了担任主持中央电视台中学生节目的机会。回到郑州，我看到了播出的节目，第二天，郑州的医院里就有大夫认出：咦？这不是昨天电视上的那个人？

       86年中央电视台的青少部让我第一次走上央视，三年后，我开始在中央电视台主持栏目，也正是青少部的中学生栏目《我们这一代》，又是偶然。88年，中央电视台举办第一次全国的主持人大赛，我报名参赛。那时，我在广播学院已经小有名气，不仅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午间半小时》发表过专题报道，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青年之友》客串主持，还获得了北京广播学院首届主持人比赛的第一名。所以参加中央电视台的“如意杯”主持人大赛，也是一路如意，获得了业余组的第三名，搬回一台18英寸的如意牌儿彩色电视机。

    决赛是88年12月23号直播的，刚过了元旦我们在电视台实习的同学就告诉我：中央电视台青少部的徐家察主任让我去找她。徐主任是大赛的评委。在徐主任的办公室，她说我在比赛时做的节目“说说大学校园的麻将热”给她印象很深，现在正在筹办青年节目，让我马上去《我们这一代》节目组实习，毕业来青少部工作，她要我了。

    我真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作为广播学院的学生能进入“三大台”工作，是所有人最美的梦想。我从没有想过我可以当电视节目主持人，一直在努力培养自己“采编播”的综合能力，想当一名电台的节目主持人。而且我已经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实习，人家也准备要我，眼前电视台又向我招手，我该如何是好？自己一下子真是如在梦境。徐主任看出我的困惑，她鼓励我：别再犹豫了，来电视台吧，当年我是想去出版社的，分我来电视台我还哭了一鼻子，那时谁知道电视呀，你要不来将来要后悔的。她哪里知道：我不是不想来，是怕辞了电台，将来万一进不了电视台，我怎么办？

    但我终于还是选择了电视，来中央电视台青少部实习。徐主任带我到《我们这一代》，组长就是寿沅君。寿老师还是快人快语：原来让你来你不来，这不还是来了。是《我们这一代》的老师们手把手教我学习电视节目制作，李金容老师在机房教我操作编辑机，怎么打“入点”、“出点”；马敬仁老师给我写下工作流程，从申报选题到申请派车，一共写了12项，寿老师还告诉我，在现场踩点采访时，别忘了看看那里的电表的容量，看能禁得住几个照明灯。实习开始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跟他们一起去招中学生主持人，在玉渊潭中学考试，来了很多人，其中就有管彤。第一个节目是去天津大学采访幼儿园的一位“男阿姨”，寿老师给我一个“剪报”，我拿着那一小块儿报纸就去了天津大学采访，完成了拍摄脚本。那是89年的春节之后，没有想到：12年之后，春节刚过，我又来到天津大学采访，采访刚刚成立的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后来又成了冯骥才先生的研究生，又有了我的第一本书《城市灵魂》。

       89年7月，我告别了广播学院，但并没有被分配到中央电视台，而是去了中国农业电影制片厂。那个动乱之年，中央电视台压缩了进人指标。幸亏我之前在大学毕业生供需会上跟农影签了意向书，才终于留在了北京。毕业了，徐家察主任又把我叫去，告诉我：你还在这里做节目，将来调你进来。没能象杨柳、张政、孙小梅、计渝等同学一样挂上中央电视台的出入证，我心里格外失落。

    那时，中央电视台的临时人员不是很多，也谈不上什么待遇，仅有的就是一个临时出入证，象那种开会用的加在胸前的代表证，半年要重新审核办理一次。我在农影担任《农业教育与科技》节目的主持人，而这个节目是在中央电视台的第二套节目播出，我就努力安慰自己：反正是在主持中央电视台的节目。当然，能去主持真正中央电视台的节目是很开心的，但我就怕在中央电视台碰上吃饭的点儿。当时电视台还没有兴起提供盒饭，到了吃饭的时候，大家都是拿着饭盆儿去食堂打饭。自己一个临时工，不好意思在人家的办公室放一个外人的饭盆儿，尤其不想碰到已经分进电视台的同学和认识的人。那时，电视台的食堂大概是人手也少、地方也小，有一段时间食堂门口还贴出告示，只准正式人员进入买饭，临时人员只能到旁边的一个窗口买，而那个窗口只卖馒头和包子。所以，很长一段时间在电视台只能吃包子，以至于我很长时间对包子没啥感情。那时，我最大的愿望就是：成为正式的，把加着的出入证变成挂着的。于是在91年又报名参加了青年节目主持人选拔赛，和许戈辉共获一等奖。

    九十年代初期，电视台的用工制度还不太灵活，还没有什么聘用之说，想进电视台只有调动进入，尽管又得了奖，但那对我来说还是可望而不可及的。92年，青少部的新主任余培侠就打报告给人事处要调我，我也去人事处问过，但人事处长告诉我：那里有一柜子的请调报告等待指标。何时能轮到我呢？我所能做的就是努力地干好节目。

       93年，是我跌宕起伏的一年。大年初六，我就跟孙素萍导演去了黑龙江，《12演播室》和全国青联要拍摄反映边境青年生活的大型专题片《火红的乐章》。在绥分河的国门采访，零下二十多度风雪中我开始发烧，带病转战到黑河，在黑龙江的冰面上采访完边防军战士，我两腿一软，晕了过去。三月，在中缅边境拍摄，一个星期连个电话也打不上，再回到昆明才和家里通上话，才知道父亲肠胃大出血，已经被中学的同学及时送到医院抢救过来。五月，我总觉得肚子隐痛，浑身无力，去了医院医生开出了急性胆囊炎的诊断和住院通知。可马上就有《12演播室》的录像，我只能拿了大量的药回家自己猛吃，录完了节目自己躺了一周。那时想的是不能放弃任何一个节目，相信“心诚，石头也会开花”。

    九月，一切又都发生了转机。月初，《中国电视报》刊登了一个广告：中央电视台要向全国公开招考十名播音员和主持人。有四项基本要求：大学以上学历、年龄30岁以下、正式国家干部、工作两年以上。这对我来说真是天赐良机，毫不犹豫报名参加考试。有过88年和91年参加主持人比赛的经验，我相信和喜爱中央电视台的比赛，那是我人生的阶梯。报名后，却好久没有接到考试通知，我还是继续做节目。

       9月23号，台里让我们组到北京大学跟踪拍摄。当天晚上，中央电视台有一个大型直播节目，报道中国申奥代表团在摩洛哥申请举办2000年奥运会的情况和结果。我们的任务是拍摄采访北大学生的反映。有消息说我们已经是十拿九稳了，我们去时的心情也孕育着几分激动。当萨马兰奇说到：“北京”时，北大的阶梯教室一片沸腾，可我身边的一个外国留学生在拼命地喊：NO、NO、NO……终于，所有的人都才反映过来，刚才北京是被感谢参与，而最后的赢家是悉尼。

    我失望地回到家里。那时我住在离北大不远的苏州街70号院，一个典型的大杂院儿，在我那个透风漏雨的小屋里，我展转难眠。突然对当时流行一句口号产生了反感，就是当年为了申奥，大街小巷都能看到的：给北京一个机会，还世界一个奇迹。那一夜，原本觉得顺耳的口号突然让我感觉到有些乞求的味道。我泱泱大国，历史恢弘、文明灿烂，有哪项奇迹是别人给了机会我们才制造的？我越思越想，就越如鲠在喉、不吐不快，索性起身写了一篇文章《自己创造机会，给世界展示奇迹》。文中写了我们的辉煌，也写了我们的忍受，特别写到了六十年代中国人创造的两大奇迹——红旗渠和南京长江大桥。写完，天光放亮，自己也出了口气。可回头一想，写好的文章也没有地方发表呀，团成一团儿扔了，然后睡去。

       20天后，我们若干报了名的人按照要求到电视台参加考试。考试分三天进行，第一天是文化考试：语文、时政、历史、地理等闭卷考试；第二天是业务考试：采访、主持、播音全面考核；第三天是综合面试，全台所有部主任和副高职称以上人员参加。这是我至今看到过的最全面的考试。但当我拿到文化考试的卷子，我在内心深深地谢天谢地谢央视，因为作文的题目是：《9·23随想》。我考了第一。

    从93年的10月中旬完成考试，一直到94年的六月，我又经历了8个月的等待。在这200多天里，我期待着我们考试的录像能和主持人大赛一样播出，再次得到观众的认可，但是一直没有播。其间，也有传闻：考了试也不一定非录取……但我一直坚信那是中央电视台的考试，正象我相信中央电视台的主持人大赛一样。最终，94年6月30号，我拿着调令到中央电视台报到了。在保卫处，我领到了正式员工的出入证，我的编号是2888。

    我爱CCTV,不仅因为她给我这个外地青年树立理想，也因为她激励着我并帮助我实现理想，更因为她支持着我继续追求和超越。中央电视台，作为我的梦想和光荣已经融入了我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