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读一位俄罗斯作家的著作时，有一段话说得特别入木三分：‘那种生活总是给她们带来一种刺激性的、紧张的，撩拨春心的期望，期望出现奇遇。因而过惯妓院生活以后，再换任何一种生活，这些意志薄弱的懒惰女人都会觉得枯燥乏味。’但是，她们经过我们的说服教育，终于创造了奇迹，创造了让全世界都震惊的奇迹。”
--雪松
引子
２０００年１２月２０日晚，已经离休在家的原北京市监狱管理局政治部主任雪松，每天晚饭后便习惯翻看当天的《北京晚报》。当她翻到二版时，一行标题突然刺入老人的眼里－－“恶老板逼良为娼”。
雪松只觉得当时头轰的一声，眼前一片漆黑。她的头重重地仰在了沙发上。“没有想到呀，这件北京市首例强迫未成年人卖淫大案，竟与刚解放时枪毙的两个罪大恶极的妓院老板黄树卿夫妇的行为有着如此惊人的相似。”她自言自语着，放下报纸，全身的血液都涌向头来，“逼良为娼”这几个字如一块巨石投进她本已平静了几十年的心湖，５０年前的一段难以忘怀的亲历往事不禁又浮现在她的眼前……
一
凡是六十岁以上的老北京人永远不会忘记，在２０世纪４０年代末期的一夜之间，新中国的人民政府封闭了全北京市所有的妓院，解放了１３００名妓女，这被西方称为“天方夜谭式的奇迹”的伟大社会变革的历史事件，曾震动了中外。
那是１９４９年１１月19日，恰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５０天，雪松当时在北京市委组织部工作。已经是傍晚时分，她正准备下班回家，领导把她叫到办公室，郑重其事地对她说道：“有个非常重要的任务交给你。”
“什么任务？”雪松当时有些紧张地问道。
“现在还不知道，但要严格保密。”
领导看看雪松补充地说道：“这次任务可能要时间长一点，不能回家，不能告诉任何人，你要有些思想准备，具体任务明天就会知道。”
那一夜雪松久久没有睡着，但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组织会安排她去执行收容改造妓女任务。
１９４９年１１月２０日早晨７点４０分，雪松准时来到市妇联接受新任务。这里已经聚集了八十几名妇女干部，大家你一言她一语，谁也不知道她们这些人的任务是什么。８点整，市妇联筹委会副主任杨蕴玉同志站在主席台前，向大家挥了挥手，示意大家安静下来，并宣读了北京市第二届人民代表会议的决议：“妓院，是旧统治者和剥削者摧残妇女精神与肉体、侮辱人格的野蛮制度的产物；是传染梅毒淋病，危害国民健康和流氓、地痞、特务、匪徒蹂躏妇女的肮脏场所。而妓院的老板、领家和高利贷者，乃极端野蛮狠毒之封建余孽，根据全市人民意志，兹特决定立即封闭一切妓院。”
开始她们都鸦雀无声的静静地听着，随即，大家立即鼓掌欢呼，因为这决定表达了广大妇女和全国人民的心愿。
下午５时许，当封闭妓院的决议在人代会上通过以后，北京市市长聂荣臻下达了封闭妓院的命令，由公安部长兼任北京市公安局长的罗瑞卿同志任封闭妓院的总指挥。在民政局、妇联、卫生局等有关部门的大力协助下，组织了二千四百余名的干部和民警，分成２７个行动小组，于晚上８时整全市统一行动，出动了三十几辆汽车，分赴五个区和东郊、西郊等地封闭妓院。
现在的年轻人或许不知道，那时冬天的北京可冷了。雪松她们当时差不多都是二十几岁的青年人，妓院对她们很陌生，内心却又充满了神圣的史命感。
二
行动开始了。
行动组对全市２２４家妓院进行了封闭，解救了一千多名妓女。这在旧中国没有过，在全世界任何国家也没有过，不但轰动了全国，更轰动了全世界。这次行动中让雪松感触最深的是，在解救的妓女当中有９４个孩子，她们当中最大的１３岁，最小的刚刚出生，其中有２０个孩子是妓女所生，剩下的多是老板和领家花钱买的。当雪松看到这些孩子时，很不舒服，心在发紧，揪着似的痛。她不明白这些孩子怎么会在这个地方？这些孩子大多数穿戴不整齐，尤其脸上没有任何表情，也没有朝气，呆板得很。凭你问什么，她们都一言不发。
在她们当中有一个日本女孩，叫小金子，只有１２岁，在她８岁那年被从东北拐卖到北京。小金子长得很俊，大大的眼睛。雪松找她问话，关于她的父母金子毫无所知，问她还记得什么，她说只记得爸爸有一匹大白马。大家听后心里明白，她爸爸有大白马，一定是个日本兵，而日本鬼子在中国杀人放火，犯下了滔天大罪，可我们却把日本鬼子的后代解救了，共产党是伟大的。后来小金子被一位干部夫妇领养了，当时报纸上还刊发了他们的合影。
雪松的记忆在飞快地跑着，她思忖着，小金子现在如果在世也该六十几岁啦，她一定也是有儿有女，或许是儿孙满堂了吧。产十年没有见到过她了，见了面或许都认不出来了，在她的心目中，金子还是１２岁时的那个样子，雪松真想知道她生活的好不好。当时更令她吃惊的是，这９４全孩子当中，有的得了花柳病，但不重，组织不但给她们治病，还把她们转送到了育幼所去读书学习……
三
令雪松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在解救妓女过程中，她们的一腔热血换来的却是被解救者的冷漠、哭嚎、脏话……她们也是十几、二十几岁的姑娘呀，雪松被眼前的情景惊呆了。
她们完全没有想到，在正常人的概念里，妓女是被欺侮、被践踏的姐妹，政府把她们救出火坑，她们应该感谢政府，重新做人，但适得其反，居然是这个样子。难道她们不愿意跳出火坑？不愿意堂堂正正做人，做干干净净的人吗！
雪松也困惑了，党交给的任务就是使这些妓女走上正常人的生活轨道，然而工作并不是那么简单，这其中有一部分人的工作最难做。
妓女当中也分三六九等。最难做工作的大多是一等班子的妓女，由于平时吃好的，穿好的，如今让她们凭劳动生活，用那些人的话说，“就如同杀了我们”。有的坐在地上不起来，有的抱着门框不愿离开，还有的哭泣着：“我们活得很好，又自由又痛快，你们解救我们什么？我们不愿意走……”
其实，政府早已经料到教育改造妓女的工作远比封闭妓院要艰苦的多。故而在封闭妓院的同时于八大胡同之一的韩家潭，原一等班子“春艳院”砖花雕饰的大门旁，赫然挂出一面写着“北京市妇女生产教养院”字样的木牌。
北京妇女生产教养院的负责人是杨蕴玉。教养院下设８个所，每个所里有学员１４０多人，目的就是要教育那些妓女学会劳动，学会做普通而又正常的人。雪松被分配在第五所当所长，第五所位于百顺胡同２４号院，这是由两层小楼三面合抱组成的院落，原名“鑫凤院”，是一等清吟小班所在地。与她共事的有７位年龄不相上下的女同志，尽管她们都是为了党的事业来管教、帮助妓女，而且每个人在原单位都是很优秀的，但在刚刚解放不久又是那种环境下，谁心里没有些担心害怕呢？尤其她们每天吃住在原来的妓院里，不但害怕，就是家里人也为她们担心。妓女们许多人染有梅毒等性病，那些病如果传染上有多么可怕呀。干部当中除雪松和李少芳以外，其他六位女同志还没有结婚，虽然她们与妓女吃饭是分开的，但毕竟是生活在原来妓女们生活过的地方，毕竟整天与妓女们打交道呀，谁不怕传染上性病和肺结核呢？她们当时是冒着巨大的风险，顶着家人的担心，克服心里上的压力，去完成党和政府交给的任务。在那个年代，既不兴讲价钱，也没有人向政府提条件，党叫干啥就干啥，党指到哪里她们就战斗到哪里。
--雪松
引子
２０００年１２月２０日晚，已经离休在家的原北京市监狱管理局政治部主任雪松，每天晚饭后便习惯翻看当天的《北京晚报》。当她翻到二版时，一行标题突然刺入老人的眼里－－“恶老板逼良为娼”。
雪松只觉得当时头轰的一声，眼前一片漆黑。她的头重重地仰在了沙发上。“没有想到呀，这件北京市首例强迫未成年人卖淫大案，竟与刚解放时枪毙的两个罪大恶极的妓院老板黄树卿夫妇的行为有着如此惊人的相似。”她自言自语着，放下报纸，全身的血液都涌向头来，“逼良为娼”这几个字如一块巨石投进她本已平静了几十年的心湖，５０年前的一段难以忘怀的亲历往事不禁又浮现在她的眼前……
一
凡是六十岁以上的老北京人永远不会忘记，在２０世纪４０年代末期的一夜之间，新中国的人民政府封闭了全北京市所有的妓院，解放了１３００名妓女，这被西方称为“天方夜谭式的奇迹”的伟大社会变革的历史事件，曾震动了中外。
那是１９４９年１１月19日，恰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５０天，雪松当时在北京市委组织部工作。已经是傍晚时分，她正准备下班回家，领导把她叫到办公室，郑重其事地对她说道：“有个非常重要的任务交给你。”
“什么任务？”雪松当时有些紧张地问道。
“现在还不知道，但要严格保密。”
领导看看雪松补充地说道：“这次任务可能要时间长一点，不能回家，不能告诉任何人，你要有些思想准备，具体任务明天就会知道。”
那一夜雪松久久没有睡着，但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组织会安排她去执行收容改造妓女任务。
１９４９年１１月２０日早晨７点４０分，雪松准时来到市妇联接受新任务。这里已经聚集了八十几名妇女干部，大家你一言她一语，谁也不知道她们这些人的任务是什么。８点整，市妇联筹委会副主任杨蕴玉同志站在主席台前，向大家挥了挥手，示意大家安静下来，并宣读了北京市第二届人民代表会议的决议：“妓院，是旧统治者和剥削者摧残妇女精神与肉体、侮辱人格的野蛮制度的产物；是传染梅毒淋病，危害国民健康和流氓、地痞、特务、匪徒蹂躏妇女的肮脏场所。而妓院的老板、领家和高利贷者，乃极端野蛮狠毒之封建余孽，根据全市人民意志，兹特决定立即封闭一切妓院。”
开始她们都鸦雀无声的静静地听着，随即，大家立即鼓掌欢呼，因为这决定表达了广大妇女和全国人民的心愿。
下午５时许，当封闭妓院的决议在人代会上通过以后，北京市市长聂荣臻下达了封闭妓院的命令，由公安部长兼任北京市公安局长的罗瑞卿同志任封闭妓院的总指挥。在民政局、妇联、卫生局等有关部门的大力协助下，组织了二千四百余名的干部和民警，分成２７个行动小组，于晚上８时整全市统一行动，出动了三十几辆汽车，分赴五个区和东郊、西郊等地封闭妓院。
现在的年轻人或许不知道，那时冬天的北京可冷了。雪松她们当时差不多都是二十几岁的青年人，妓院对她们很陌生，内心却又充满了神圣的史命感。
二
行动开始了。
行动组对全市２２４家妓院进行了封闭，解救了一千多名妓女。这在旧中国没有过，在全世界任何国家也没有过，不但轰动了全国，更轰动了全世界。这次行动中让雪松感触最深的是，在解救的妓女当中有９４个孩子，她们当中最大的１３岁，最小的刚刚出生，其中有２０个孩子是妓女所生，剩下的多是老板和领家花钱买的。当雪松看到这些孩子时，很不舒服，心在发紧，揪着似的痛。她不明白这些孩子怎么会在这个地方？这些孩子大多数穿戴不整齐，尤其脸上没有任何表情，也没有朝气，呆板得很。凭你问什么，她们都一言不发。
在她们当中有一个日本女孩，叫小金子，只有１２岁，在她８岁那年被从东北拐卖到北京。小金子长得很俊，大大的眼睛。雪松找她问话，关于她的父母金子毫无所知，问她还记得什么，她说只记得爸爸有一匹大白马。大家听后心里明白，她爸爸有大白马，一定是个日本兵，而日本鬼子在中国杀人放火，犯下了滔天大罪，可我们却把日本鬼子的后代解救了，共产党是伟大的。后来小金子被一位干部夫妇领养了，当时报纸上还刊发了他们的合影。
雪松的记忆在飞快地跑着，她思忖着，小金子现在如果在世也该六十几岁啦，她一定也是有儿有女，或许是儿孙满堂了吧。产十年没有见到过她了，见了面或许都认不出来了，在她的心目中，金子还是１２岁时的那个样子，雪松真想知道她生活的好不好。当时更令她吃惊的是，这９４全孩子当中，有的得了花柳病，但不重，组织不但给她们治病，还把她们转送到了育幼所去读书学习……
三
令雪松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在解救妓女过程中，她们的一腔热血换来的却是被解救者的冷漠、哭嚎、脏话……她们也是十几、二十几岁的姑娘呀，雪松被眼前的情景惊呆了。
她们完全没有想到，在正常人的概念里，妓女是被欺侮、被践踏的姐妹，政府把她们救出火坑，她们应该感谢政府，重新做人，但适得其反，居然是这个样子。难道她们不愿意跳出火坑？不愿意堂堂正正做人，做干干净净的人吗！
雪松也困惑了，党交给的任务就是使这些妓女走上正常人的生活轨道，然而工作并不是那么简单，这其中有一部分人的工作最难做。
妓女当中也分三六九等。最难做工作的大多是一等班子的妓女，由于平时吃好的，穿好的，如今让她们凭劳动生活，用那些人的话说，“就如同杀了我们”。有的坐在地上不起来，有的抱着门框不愿离开，还有的哭泣着：“我们活得很好，又自由又痛快，你们解救我们什么？我们不愿意走……”
其实，政府早已经料到教育改造妓女的工作远比封闭妓院要艰苦的多。故而在封闭妓院的同时于八大胡同之一的韩家潭，原一等班子“春艳院”砖花雕饰的大门旁，赫然挂出一面写着“北京市妇女生产教养院”字样的木牌。
北京妇女生产教养院的负责人是杨蕴玉。教养院下设８个所，每个所里有学员１４０多人，目的就是要教育那些妓女学会劳动，学会做普通而又正常的人。雪松被分配在第五所当所长，第五所位于百顺胡同２４号院，这是由两层小楼三面合抱组成的院落，原名“鑫凤院”，是一等清吟小班所在地。与她共事的有７位年龄不相上下的女同志，尽管她们都是为了党的事业来管教、帮助妓女，而且每个人在原单位都是很优秀的，但在刚刚解放不久又是那种环境下，谁心里没有些担心害怕呢？尤其她们每天吃住在原来的妓院里，不但害怕，就是家里人也为她们担心。妓女们许多人染有梅毒等性病，那些病如果传染上有多么可怕呀。干部当中除雪松和李少芳以外，其他六位女同志还没有结婚，虽然她们与妓女吃饭是分开的，但毕竟是生活在原来妓女们生活过的地方，毕竟整天与妓女们打交道呀，谁不怕传染上性病和肺结核呢？她们当时是冒着巨大的风险，顶着家人的担心，克服心里上的压力，去完成党和政府交给的任务。在那个年代，既不兴讲价钱，也没有人向政府提条件，党叫干啥就干啥，党指到哪里她们就战斗到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