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看来，人们将制度创新这个概念用烂了，其实制度创新是微乎其微的，大多数人讲到制度创新的时候，其实讲的多数是操作层面的问题，是方法问题，而不是制度本身，也就是说人们将制度与方法混淆了。

　　新制度经济学把制度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正式规则，另一类是非正式规则，所谓非正式规则就是不存在强制，是人们自觉遵循的东西，这些内容构成了社会的自发制度，不管有没有有人做出规定，人们都会如此行事，这就是非正式规则的作用，所以将非正式规则说成是一种习惯是欠妥的，因为习惯是一种被动的适应性，而非正式规则却是人类的自觉的符合人的理性的行为，如尊长爱幼就是如此，没有人去强调大多数人也会如此行事。说穿了，非正式规则的核心其实就是一种文明，一种文化，而正式规则只有与这种文化相交融时才是制度，否则就只能说成是方法，因为文化是不能轻易改动的。而可以朝令夕改的就只是方法，因为方法是可以变动的。因此可以说，文化是制度之母，美国的文化孕育了美国的制度，中国的文化也会把中国的制度孕育出来。

　　西方学者虽然在研究制度时讲到了制度有两大内容，但主要的是研究正式规则而对非正式规则却存而不论，这种方法对中国学者起了很坏的影响，因为中国学者认为学习制度经济学，只要了解了西方学者所强调的那些正式规则就行，因而过分强调西方的制度，而不注重中国的文化，因为中国的文化与西方的制度比较起来，前者才是制度后者主要是方法问题，只有正式规则（方法）与中国的文明成果相融通，才能适合中国的实际，才能减少制度实施的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