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大众和领导层的信仰的丧失，是近二、三十年里，人们忧心忡忡的大问题。
据说，文革之前，群众与干部的信仰都是比较坚定的。确实，那时的干部、群众的绝大多数，从内心里相信党和政府是为人民谋利益的、党的路线和政策是正确的。但是，就如后来人们所总结的，这是属于朴素的感情，并不是因为对现实的社会与历史有了深入认识。如果一定要说有什么认识，归结到一点就是：以往，政府是为人民办了好事，所以今后政府也一定是为人民办好事的。——这倒正是表明了信仰的本质：所谓信仰，虽然也总是以以往的社会经验或主观感受为前提，却决不是对所信仰的事物客观分析的结果。
例如，必须承认，五十年代的干部群众的大多数是信仰共产主义的；但是，不要说大众，就是干部的大多数，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认识实际是非常之肤浅，对此，现在大约不会有什么疑问。那么，这样的信仰还有必要吗？由这样的信仰所建立的社会事业的目标纲领能够长久坚持吗？
一百多年前的马克思的名言：思想一经掌握群众，就会变成巨大的物质力量！其中的“思想”，只能是指反映了自然和社会客观规律的理性认识。但是，对这样的思想的遵循，也只能是后来者理性认识基础上的理性的行动，才有可能演变成经得住历史考验的胜利的事业。
任何具体的事物或想象的事物，都只能在一定的条件和范围内运动，因而必定有自身的局限性。只有那些貌似勇气十足，实则异常偏狭的人才会说出“无论怎么评价也不过分”之类的话。
信仰，只有被限制于本来意义的信仰的范围内，才是自然的。也就是，宗教领域才是信仰的真正园地。指望以信仰式虔诚，来保证非宗教的社会事业的进行，处当今之世，离题未免也太远了。
记得还是四十年前文革正四面开花之时，有人试图以马克思答女儿问中的“怀疑一切！”作为思想武器，很快被人批了一通，以后也没人再提了。我以为直接的原因在于，那时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你能怀疑吗？
但是，“怀疑一切！”本身究竟对不对呢？这就要看怀疑者的立足之处为何物、出发点是什么了。
对于宗教信仰者或宗教式的信仰者说来，群体共同的信仰对象，不要说不允许怀疑，不敬之词或不敬之态，也是一种罪愆。这在局外人看来，或许会以为难以理解、太不近情理了；在同一范围的真诚的信仰者的眼里，却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怎能亵渎神圣事物！
相反地，对于世俗的非信仰者而言，神圣的事物早已成了过去，审视事物的本来面目，就是崇高的追求。已有的认识必定是相对的，粗看似乎多么伟大的事物必然有局限的。如此说来，怀疑一切又有什么错呢？怀疑一切决不等于否定一切！
把马克思当作神仙一样的时代当然早就成了过去，而且事实上那也是马克思最厌恶的事物。但我想，马克思当时对小女儿的回答却不是游戏之词，如文革中某些人的说法。私意却以为，翻译上或许有需商榷之处：是否把“怀疑一切”改译为“审视一切”更符合马克思的原意呢？可惜鄙人不懂外文，希望有好事者去查对查对。但即使这样的改译更好些，却也并不认为原来的译法有什么大问题，——基本还是反映了马克思的原意的。
回到主题上来。上面的这些看法，是否认为非信仰者就比信仰者高明呢？并不是的。这只是说，当人们以唯物论者自居，尤其是以彻底的唯物论者自居的时候，又怎能理直气壮地要求同道者以信仰式的态度对待世俗事物呢？这样的手段与根本观念的冲突怎能不留下长久的后患呢？例如，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在众多国家的共产党内盛行一时的个人崇拜，对最高领导人的批评甚至成了大逆不道，结果，本当始终不渝地坚持的唯物主义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空洞的说教。
所以，当经过了几十年正面的和反面的冲击之后，对于力求客观地认识社会的政党和个人，早就不需要再以信仰来维持对目标的遵循。如果人们不认可某个理论或目标，那只能证明，要末这些理论或目标并未反映社会的必然发展趋势；要末人们并不真正懂得这些理论所阐明的科学。两者的共同点是，人们还没有达到从整体上客观地认识外部世界和人本身。理论上的迷茫反映着认识上的无能，于是，信仰也就有了容身之地，成了精神上的需求品。
这也并非说，在精神的层面上，信仰者就更值得尊崇。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信仰者和非信仰者的极端、狂热行为都可以成为巨大的破坏力量。
至于具体的个人，对于事物的认识深度、处理实际事务成功与否，则是和个人长期养成的综合素质和能力、每个具体场合的“临场发挥”相联系的。空洞的唯物论者和虔诚的信仰者，都和重大的实际社会事务隔着很长的距离。个人是如此，某个政党或团体很大程度上也是如此。不然的话，现实的历史也就不是真实生动的历史了。
2007-8-22
据说，文革之前，群众与干部的信仰都是比较坚定的。确实，那时的干部、群众的绝大多数，从内心里相信党和政府是为人民谋利益的、党的路线和政策是正确的。但是，就如后来人们所总结的，这是属于朴素的感情，并不是因为对现实的社会与历史有了深入认识。如果一定要说有什么认识，归结到一点就是：以往，政府是为人民办了好事，所以今后政府也一定是为人民办好事的。——这倒正是表明了信仰的本质：所谓信仰，虽然也总是以以往的社会经验或主观感受为前提，却决不是对所信仰的事物客观分析的结果。
例如，必须承认，五十年代的干部群众的大多数是信仰共产主义的；但是，不要说大众，就是干部的大多数，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认识实际是非常之肤浅，对此，现在大约不会有什么疑问。那么，这样的信仰还有必要吗？由这样的信仰所建立的社会事业的目标纲领能够长久坚持吗？
一百多年前的马克思的名言：思想一经掌握群众，就会变成巨大的物质力量！其中的“思想”，只能是指反映了自然和社会客观规律的理性认识。但是，对这样的思想的遵循，也只能是后来者理性认识基础上的理性的行动，才有可能演变成经得住历史考验的胜利的事业。
任何具体的事物或想象的事物，都只能在一定的条件和范围内运动，因而必定有自身的局限性。只有那些貌似勇气十足，实则异常偏狭的人才会说出“无论怎么评价也不过分”之类的话。
信仰，只有被限制于本来意义的信仰的范围内，才是自然的。也就是，宗教领域才是信仰的真正园地。指望以信仰式虔诚，来保证非宗教的社会事业的进行，处当今之世，离题未免也太远了。
记得还是四十年前文革正四面开花之时，有人试图以马克思答女儿问中的“怀疑一切！”作为思想武器，很快被人批了一通，以后也没人再提了。我以为直接的原因在于，那时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你能怀疑吗？
但是，“怀疑一切！”本身究竟对不对呢？这就要看怀疑者的立足之处为何物、出发点是什么了。
对于宗教信仰者或宗教式的信仰者说来，群体共同的信仰对象，不要说不允许怀疑，不敬之词或不敬之态，也是一种罪愆。这在局外人看来，或许会以为难以理解、太不近情理了；在同一范围的真诚的信仰者的眼里，却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怎能亵渎神圣事物！
相反地，对于世俗的非信仰者而言，神圣的事物早已成了过去，审视事物的本来面目，就是崇高的追求。已有的认识必定是相对的，粗看似乎多么伟大的事物必然有局限的。如此说来，怀疑一切又有什么错呢？怀疑一切决不等于否定一切！
把马克思当作神仙一样的时代当然早就成了过去，而且事实上那也是马克思最厌恶的事物。但我想，马克思当时对小女儿的回答却不是游戏之词，如文革中某些人的说法。私意却以为，翻译上或许有需商榷之处：是否把“怀疑一切”改译为“审视一切”更符合马克思的原意呢？可惜鄙人不懂外文，希望有好事者去查对查对。但即使这样的改译更好些，却也并不认为原来的译法有什么大问题，——基本还是反映了马克思的原意的。
回到主题上来。上面的这些看法，是否认为非信仰者就比信仰者高明呢？并不是的。这只是说，当人们以唯物论者自居，尤其是以彻底的唯物论者自居的时候，又怎能理直气壮地要求同道者以信仰式的态度对待世俗事物呢？这样的手段与根本观念的冲突怎能不留下长久的后患呢？例如，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在众多国家的共产党内盛行一时的个人崇拜，对最高领导人的批评甚至成了大逆不道，结果，本当始终不渝地坚持的唯物主义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空洞的说教。
所以，当经过了几十年正面的和反面的冲击之后，对于力求客观地认识社会的政党和个人，早就不需要再以信仰来维持对目标的遵循。如果人们不认可某个理论或目标，那只能证明，要末这些理论或目标并未反映社会的必然发展趋势；要末人们并不真正懂得这些理论所阐明的科学。两者的共同点是，人们还没有达到从整体上客观地认识外部世界和人本身。理论上的迷茫反映着认识上的无能，于是，信仰也就有了容身之地，成了精神上的需求品。
这也并非说，在精神的层面上，信仰者就更值得尊崇。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信仰者和非信仰者的极端、狂热行为都可以成为巨大的破坏力量。
至于具体的个人，对于事物的认识深度、处理实际事务成功与否，则是和个人长期养成的综合素质和能力、每个具体场合的“临场发挥”相联系的。空洞的唯物论者和虔诚的信仰者，都和重大的实际社会事务隔着很长的距离。个人是如此，某个政党或团体很大程度上也是如此。不然的话，现实的历史也就不是真实生动的历史了。
2007-8-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