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的舆论主要有两个方面的作用与功能：一是信息公开传播的作用与功能，二是社会现象、政策主张评价讨论的作用与功能。自然灾害、人为事故、社会弊象、政府行为、奇闻轶事的报道与言论属于前者，主要形式有：新闻报道、深度调查、事件写真、消息发布等等，而时事评论、政策建议、社会现象原因分析、事件评价等等属于后者，其主要表现形式有：报刊时评、社论、各学科的规范论文等等。

    由于政治经济交往的范围日益增大，人们对各 类信息的需求大大增加：人们非常想知道，他国、他地、他民族是怎么学习生活工作娱乐的，他们取得了什么成就，遭遇了什么困难。人们希望得到自己远在异邦的亲戚朋友的消息，更关心处在全国各地——外省、外乡的同胞，出了什么事故，创造了什么奇迹，遭遇了什么重大困难。资讯手段的发达，获取信息成本的低廉，使得上述方面的消息、资讯随手可得。那些封闭时代不希望传播的消息，那些传统经济体制下希望保守的秘密，只允许定向传播的信息，今天早已因传播手段的多样化与现代化变得难以控制，而政务信息公开制度与保障公民知情权的要求，更使得相关信息的封锁控制变得不可能。

    前一类信息适时的不加控制的传播，既有好处，也有弊端。好处是：便于不同地区国家的人们相互了解、相互学习、相互帮助。不好之处在于：一些坏人坏事的广泛传播也会带来学习和效法；一些巨大的灾难、极负面的新闻，广泛深入的传播，会带来公众的恐慌和极其不良的反应。一些当局希望逐级了解缓慢传播的信息，迅速的一步传播到位，还会使有关部门的引导解释工作、执行应对工作面临严峻的挑战。

    后一类信息的广泛传播，好处是：可以帮助有关部门发现问题，找到问题产生的根源和解决问题的办法；有利于群策群力、集中多数人的智慧，使政府政策主张得以提高与完善；有利于宣传动员群众，使政府的决策及其行为得到公众的理解，使公共问题得到较为有效的解决。不好或不利的一面在于：对当局现行政策行为的批评、评价，会影响政府的权威，增加政策执行的难度。不正确的批评与不切实际的指责，还可能带来公众对既定政策与政府行为的不满与误解。个别社会现象的过分炒作，常常将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情搞得满城风雨、神乎其神，将一些普普通通的问题搞成事关国家大政的问题，搞成有国际影响的问题。促使当政者拿着鸡毛当令箭，偏离了应有的工作重点。此外，脱离实际的理想主义，抽象的对善政的追求，不仅可能拔高公众的胃口，也容易使人们陷入浪漫主义，而对现实的能够实现的善不予重视，不去关注。

    关键不在于言论开放的度有多大，而在于开放了言论，自由的言论能不能起到它应该起的作用。在理想主义者看来，这是多余的担心。言论只要开放就必然会带来好处，自由的言论本身就是好的，用不着讨论。实际的情况远非如此。以某种标准衡量，现在的报刊舆论已经相当开放，相当自由了。只是我们的舆论开放，因为缺乏相应的制度基础，应有的作用未能较好产生，产生的负面作用却着实不少。

    假若有关部门在遭遇舆体质疑和批评之声时，不是慎重其事的思考自己的所作所为是否合理合法、合乎世道民心，以虚心听取、有错必纠的态度对待之。而是采取对付舆论、收拾舆论、限制舆论等与舆论较劲的方法对待公众舆论。你说我有9个人，我偏说实际只有8个半，小孩不能算一个人；你说菜汤的盐味过重，我偏要找几个当地的食客作证说，“汤不咸，还有点淡”。你说我做法不妥，有违法嫌疑，我索性把事情做到底，看你报纸杂志奈我如何。更有个别官员，因为掌握着一个地区或部门的公检法大权，明明自己严重违法，且违法事实清清楚楚，业已被媒体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下，可就是要顶风作案：我就这么决定了，也这么干了，那有朝令夕改之理。只要中央领导不批示，我非做一个舆论面前不弯腰、知错不改的堂堂汉子。更有甚者，一些人竟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弄权做法，将刚直不阿、不遵守潜规则、不屈服于关系和权力压力的报纸、编辑、记者，告上法庭，推入监狱。

    如果情况总是这样，自由的舆论对于和谐社会建设何止是副作用，简直就是破坏作用。因为围绕自由的舆论，社会表现出的事实是：正确战胜不了谬误，公正压不倒邪恶，多数人战胜不了少数人，法大比不上权大，秦香莲终究斗不过陈世美，杨白劳永远只能是杨白劳。如此的舆论反应及其影响，人们接收和看到的多了，形成的社会感觉就会日渐消极，得到的经验教训就必定是反面的，公众舆论对社会的正面影响就将难以看到。

    当然，社会也可以形成另外一种良好的舆论与现实的互动关系：当人们对某一问题及其背景关注很多、猜疑也很多的时候，相关部门及时准确地公布自己掌握的最新最完整的信息，以满足人们的知情要求，并有效引导社会的关注焦点；面对热闹活跃的社会舆论，有关部门及时认真地研究分析舆论反映的实质，关注人们呼声指向的目标，将听到的声音、收集到的意见主张，作为制定和改变政策的重要参考依据；在制定政策和执行政策过程中，有关部门通过舆论媒体及时与公众开展思想互动，回答舆论提出的质疑与问题，回应报纸与读者的意见和看法。这个过程不仅是群策群力、吸收民智的过程，也是宣传党的政策、解释政府主张方案合理性科学性的过程，更是尊重民众体现民主的过程。

    如果各级政府部门，各地主管官员，都能积极参与媒体对公共事物的讨论研究，使公众舆论对社会事物的关注变得具体与深入。这样，一方面可以改变是时下媒体对公共事物蜻蜓点水式的、打一枪换个地方式的关注和讨论，也可以培养公众理性深入思考问题的习惯。与此同时，如果我们对基础性的法律制度加以调整，比如建立巡回法庭，直接处理各地区各部们影响重大的由舆论反映出来的案件；强化法院检察院、审计监督机构的独立性，在目前行政管理体制一时难以改变的情况下，将这些结构的组织人事权上提一级（县级机构由省级党委管理，省级机构由中央直接管理），如此，将会使这些机构的独立性大大增强。有了这样的制度条件，既可以避免重大案件本地处理受当地权力系统影响干扰的弊端，也便于有效的解决舆论暴露出来的有较大影响的政治经济案件，改变当前许多热点问题，都要有中央领导亲自批示，都要有中央政府组织力量、出面处理，才可以得到合理解决的不正常现象。如果更进一步，我们能够强化各级人大机构的独立性及其对权力部门的监督制约，在媒体的相关信息出来之后，立即有强有力的负责追究此事的机构出面质询查证、审查处理，这样，情况就会更加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