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人”何来

“经济人”是怎么来的呢？我们首先可能就是想到亚当·斯密，这是自然的，因为斯密被誉为“经济学之父”，经济学之父怎么能够不论及作为经济学最基础的设定“经济人”呢？

但不幸的是，斯密的大作《国富论》中找不到“经济人”的说法，之前而且是《国富论》之前奏的《道德情操论》中也找不到“经济人”的说法，这是不是反映斯密忝为经济学之父呢？

不！尽管没有“经济人”的说法，但斯密的著作中存在“经济人”的含义，这一点是无可怀疑的。在论述分工的原因时，经济学之父说了这样一番话：

不论是谁，如果他要与旁人做买卖，他首先就要这样提议。请给我以我所要的东西吧，同时，你也可以获得你所要的东西：这句话是交易的通义。我们所需要的相互帮忙，大部分是依照这个方法取得的。我们每天所需的食料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家或烙面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

这是一段广为人知的名言，在论及“经济人”时，谁能不提到斯密这段名言！但作为严谨的概念，“经济人”的确不是出自斯密之手，按学界的共识，真正作出“经济人”假设并加以严格界定的是19世纪英国著名经济学家约翰·穆勒，当代英国经济学家马克·布劳格在《经济学方法论》一书中明确指出这一点。

穆勒在1836年写了一篇题目叫《政治经济学定义及研究这门学问的哲学方法》的文章，被视为“经济人”的最初出典，他写道：“政治经济学预设了一个对人的任意定义，把人看作必然是在现有知识水平上以最少劳动和最小生理节制获取最多必需品、享受和奢侈品。”

事实上，早在穆勒之前，英国经济学家纳骚·西尼尔差不多就这样论了，在经济学说史上，西尼尔第一次区分了实证经济学和规范经济学，并第一次明确提出：经济学的基础是为数不多的几个理论前提，它们属于公理，用不着加以证明。其中第一个前提就是：“每个人都企图用尽可能少的牺牲求取最大限度的财富。”与穆勒的口径几乎一致。

在对“经济人”追根溯源时，人们常常还提到意大利社会学家维尔布雷多·帕累托，因为是帕累托把“经济人”这个说法引进经济学。但我们更不应该忘记一位荷兰人，他叫伯纳德·曼德维尔——这个被誉为“对人性好奇的研究者”其核心观点就是：私人恶德即公众利益，社会的繁荣和人民的幸福，只有顺应人的利己本性才能实现。按哈耶克的说法，正是曼德维尔第一个明确而系统地阐述了自利导致利他的重要思想，并在英国人的意识中取得支配地位。

提及曼德维尔，并不是因为存在考据癖，而的确就因为曼德维尔对“私人恶德即公众利益”——史称“曼德维尔悖论”——作了淋漓尽致的论述，不仅比斯密更有激情，而且也比斯密更加集中，更加透彻，更有历史感，曼德维尔并旗帜鲜明地指出：荣誉与尊严是人之所以为社会人的根本动力！

事实上，如果真要考据“经济人”的话，完全可以追溯得更早，比如早至中国的韩非子。事实上，对人性的洞察，韩非子丝毫也不亚于亚当·斯密，《韩非子》有话作证：

医善吮人之伤，含人之血，非骨肉之亲也，利所加也。故舆人成舆则欲人之富贵，匠人成棺则欲人之夭死也，非舆人仁而匠人贼也，人不贵则舆不售，人不死则棺不买，情非憎人也，利在人之死也。

意思是说，做轿子的人希望人人富贵起来，从而好买他的轿子，并不就是做轿子的人仁慈；做棺材的人希望家家有夭亡，从而好买他的棺材，并不是就是做棺材的人刻毒。

完全可以肯定，对人性的“经济人”认识和描述，还能够往韩非子之前追溯得更早，只要是人，无论西方人还是东方人，也无论现代人还是古代人，都会对人心人情人性有所洞察，这是毫不奇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