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在应对经济过热和物价上涨的过程中，货币政策效果受到多方争议。从长远来看，现有货币政策范式存在很多问题，应该着手准备在合适时机向通货膨胀目标制进行转型。
所谓通胀目标制，就是货币当局明确以物价稳定为首要目标，并公布未来特点时期内的目标通胀率区间，据此进行货币政策操作，使实际通胀率落到目标区内。自1990年3月新西兰率先采用该制度以来，目前已经成为一种主流的货币政策框架，并在许多国家取得较好效果。
通胀目标制的理论基础，是弗里德曼等货币主义者所主张的“货币中性”论，这在上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已由很多西方国家的实践所证实，也就是说，货币政策会影响实际的经济活动，但这种影响力不会持久。
我国货币政策事实上一直缺乏明确的目标，唯一有据可查的，是《中央银行法》中的表述“保持货币币值的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这似乎与通胀目标制有等同的可能，但仔细看来，币值稳定包括对内和对外两方面，而币值稳定与经济增长也并非总是一致性的，正是由于这种含糊性，我国货币政策体现出多重目标下相机抉择的特点。根据不同时期各目标的迫切性，名义GDP增长速度、人民币汇率稳定、物价稳定等，都可能成为当期货币政策追求的主要目标。然而，目标过多，往往意味着没有目标，也可能会降低货币政策预期效果，甚至产生多重目标冲突。
目前，我国货币政策有必要做好准备，考虑将来向通胀目标制的适时转移，这是基于四方面依据。
第一，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最大风险，就是通胀压力，各界公认“从紧”货币政策的首要目标就是应对物价上涨，这为控制通胀从“阶段性目标”转为“长期性目标”，并加以制度化，提供了实践准备和可能性。
第二，央行独立性差、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不畅、央行预测通胀的技术能力有限，这是反对我国实行通胀目标制的主要依据。然而，正是由于这些弊端，实施相机抉择的货币政策，有可能具有更差的效果。一方面，在缺乏规则约束的情况下，央行独立性差，货币政策在短期内可能受到更多外部干扰，导致政策效果偏差。另一方面，在转型期的复杂背景下，与实施通胀目标制相比，相机抉择似乎需要更高的政策艺术与技术水平。此外，政策传导机制不畅，意味着货币政策难以达到对实体经济的有效干预。基于这些问题，两害相权择其轻，逐渐转向通胀目标制成为相对较优的选择。
第三，目前，以M1、M2作为货币供应衡量指标已越来越难以满足决策需要，而M3成为货币供应衡量指标的时机尚不成熟，这使数量目标的政策调控效率降低。正因为现有货币政策框架存在诸多内生性缺陷，寻找一种新的货币政策范式就显得尤为迫切。应该说，通胀目标制度并非只是关注通货膨胀，而不关注其他宏观经济政策目标。相反，从该货币政策模式实施的理论和实践来看，这一制度框架比其他货币政策框架更加广泛和全面，能使央行充分关注金融的运行和实体经济的运行。可以说，货币政策实施通货膨胀目标制，本身就是多重宏观经济政策目标相统一的结果。
第四，在当前市场体制扭曲、分配不公等现象比较严重的情况下，通胀的危害更严重，甚至高于经济增长放缓的危害，货币政策坚决反通胀，才能使公众享受价格稳定所带来的好处，避免或减小社会损失。同时，当前造成通胀压力积累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公众通胀预期的不断强化，货币政策目标的混乱与不透明，客观上加剧了通胀预期。明确转向通胀目标制度，有助于改变这一状况。
可以说，通胀的形式千变万化，从根本上看，都是货币相对过多的现象，货币政策转向以通胀目标制，能够把“控制过多货币数量”这个目标，充分展现出来，而对经济过热、流动性过剩、资产价格等问题的影响，也自然能通过反通胀，而间接体现出来。当然，通胀目标制的建立，并不仅是要反通胀，同样要考虑通货紧缩的风险，这就要求通货膨胀率的目标值既不能太高也不能太低。
当然，这一货币政策框架的转换，并非短期内可以完成，但加快改革是有必要的。因为，在市场体制与宏观调控体系尚不健全的情况下，反对通胀目标制的国家所引以为豪的货币政策操作灵活性，在我国可能恰恰成为经济社会稳定的最大敌人。
要最终使我国货币政策框架转向通胀目标制，就需要按照该制度所必备的要素，来促进现有货币政策范式的转变。在初期，更多还是形式上的转变，例如在通过政策性文件来明确表达央行的反通胀目标，并尝试研究和公布预期通胀率的空间，并且由央行主动性地向通胀目标制下的运作模式转型。等到内外条件成熟，并取得一定效果之后，便可以采取实质上的转变，也就是以法律法规的形式，来确定通胀目标制下央行的职责。
在迈向通胀目标制的转型期间，当然会遇到众多困难。最大的难点，一方面来自于货币金融体系本身，也就是说，央行独立性差、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不畅、央行预测通胀的技术能力有限等弱点，毕竟会妨碍通胀目标制更好地发挥作用。对此，从央行的角度，应努力改善法律地位，争取获得更高独立性，避免外部影响，并增强可信度，使自己的信誉能充分稳定市场预期。再就是加大研究力量，构造可行的通胀目标。另外，加快金融改革，理顺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也是需要不断提及的。
另一方面，是来自于货币金融体系外部的困难。一是供给的问题。在结构性通胀中，如果源于供给的原因多，那么紧缩性的货币政策，可能会带来增长的代价。这就需要财政政策等其他经济手段，更充分地介入到总供给管理中，有针对性地解决经济总量和结构失衡。二是在央行肩负汇率稳定职责的情况下，单独追求对内币值稳定是不可能的。对此，加快汇率市场化改革，以及通过中投公司等改革尝试，更多地把央行的汇率职责转移到其他部门，也是必须进行的。三是现有CPI等反映通胀的指标的编制需要进一步优化，以适应通胀目标制下严格的数据指标要求。四是如资产价格波动过大，往往会干扰通胀目标制下的政策实施，这就需要抓住股市、房地产市场的问题根源，采取其他政策措施加以调控，降低资产价格的大幅波动，弱化资产泡沫的积累。
所谓通胀目标制，就是货币当局明确以物价稳定为首要目标，并公布未来特点时期内的目标通胀率区间，据此进行货币政策操作，使实际通胀率落到目标区内。自1990年3月新西兰率先采用该制度以来，目前已经成为一种主流的货币政策框架，并在许多国家取得较好效果。
通胀目标制的理论基础，是弗里德曼等货币主义者所主张的“货币中性”论，这在上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已由很多西方国家的实践所证实，也就是说，货币政策会影响实际的经济活动，但这种影响力不会持久。
我国货币政策事实上一直缺乏明确的目标，唯一有据可查的，是《中央银行法》中的表述“保持货币币值的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这似乎与通胀目标制有等同的可能，但仔细看来，币值稳定包括对内和对外两方面，而币值稳定与经济增长也并非总是一致性的，正是由于这种含糊性，我国货币政策体现出多重目标下相机抉择的特点。根据不同时期各目标的迫切性，名义GDP增长速度、人民币汇率稳定、物价稳定等，都可能成为当期货币政策追求的主要目标。然而，目标过多，往往意味着没有目标，也可能会降低货币政策预期效果，甚至产生多重目标冲突。
目前，我国货币政策有必要做好准备，考虑将来向通胀目标制的适时转移，这是基于四方面依据。
第一，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最大风险，就是通胀压力，各界公认“从紧”货币政策的首要目标就是应对物价上涨，这为控制通胀从“阶段性目标”转为“长期性目标”，并加以制度化，提供了实践准备和可能性。
第二，央行独立性差、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不畅、央行预测通胀的技术能力有限，这是反对我国实行通胀目标制的主要依据。然而，正是由于这些弊端，实施相机抉择的货币政策，有可能具有更差的效果。一方面，在缺乏规则约束的情况下，央行独立性差，货币政策在短期内可能受到更多外部干扰，导致政策效果偏差。另一方面，在转型期的复杂背景下，与实施通胀目标制相比，相机抉择似乎需要更高的政策艺术与技术水平。此外，政策传导机制不畅，意味着货币政策难以达到对实体经济的有效干预。基于这些问题，两害相权择其轻，逐渐转向通胀目标制成为相对较优的选择。
第三，目前，以M1、M2作为货币供应衡量指标已越来越难以满足决策需要，而M3成为货币供应衡量指标的时机尚不成熟，这使数量目标的政策调控效率降低。正因为现有货币政策框架存在诸多内生性缺陷，寻找一种新的货币政策范式就显得尤为迫切。应该说，通胀目标制度并非只是关注通货膨胀，而不关注其他宏观经济政策目标。相反，从该货币政策模式实施的理论和实践来看，这一制度框架比其他货币政策框架更加广泛和全面，能使央行充分关注金融的运行和实体经济的运行。可以说，货币政策实施通货膨胀目标制，本身就是多重宏观经济政策目标相统一的结果。
第四，在当前市场体制扭曲、分配不公等现象比较严重的情况下，通胀的危害更严重，甚至高于经济增长放缓的危害，货币政策坚决反通胀，才能使公众享受价格稳定所带来的好处，避免或减小社会损失。同时，当前造成通胀压力积累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公众通胀预期的不断强化，货币政策目标的混乱与不透明，客观上加剧了通胀预期。明确转向通胀目标制度，有助于改变这一状况。
可以说，通胀的形式千变万化，从根本上看，都是货币相对过多的现象，货币政策转向以通胀目标制，能够把“控制过多货币数量”这个目标，充分展现出来，而对经济过热、流动性过剩、资产价格等问题的影响，也自然能通过反通胀，而间接体现出来。当然，通胀目标制的建立，并不仅是要反通胀，同样要考虑通货紧缩的风险，这就要求通货膨胀率的目标值既不能太高也不能太低。
当然，这一货币政策框架的转换，并非短期内可以完成，但加快改革是有必要的。因为，在市场体制与宏观调控体系尚不健全的情况下，反对通胀目标制的国家所引以为豪的货币政策操作灵活性，在我国可能恰恰成为经济社会稳定的最大敌人。
要最终使我国货币政策框架转向通胀目标制，就需要按照该制度所必备的要素，来促进现有货币政策范式的转变。在初期，更多还是形式上的转变，例如在通过政策性文件来明确表达央行的反通胀目标，并尝试研究和公布预期通胀率的空间，并且由央行主动性地向通胀目标制下的运作模式转型。等到内外条件成熟，并取得一定效果之后，便可以采取实质上的转变，也就是以法律法规的形式，来确定通胀目标制下央行的职责。
在迈向通胀目标制的转型期间，当然会遇到众多困难。最大的难点，一方面来自于货币金融体系本身，也就是说，央行独立性差、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不畅、央行预测通胀的技术能力有限等弱点，毕竟会妨碍通胀目标制更好地发挥作用。对此，从央行的角度，应努力改善法律地位，争取获得更高独立性，避免外部影响，并增强可信度，使自己的信誉能充分稳定市场预期。再就是加大研究力量，构造可行的通胀目标。另外，加快金融改革，理顺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也是需要不断提及的。
另一方面，是来自于货币金融体系外部的困难。一是供给的问题。在结构性通胀中，如果源于供给的原因多，那么紧缩性的货币政策，可能会带来增长的代价。这就需要财政政策等其他经济手段，更充分地介入到总供给管理中，有针对性地解决经济总量和结构失衡。二是在央行肩负汇率稳定职责的情况下，单独追求对内币值稳定是不可能的。对此，加快汇率市场化改革，以及通过中投公司等改革尝试，更多地把央行的汇率职责转移到其他部门，也是必须进行的。三是现有CPI等反映通胀的指标的编制需要进一步优化，以适应通胀目标制下严格的数据指标要求。四是如资产价格波动过大，往往会干扰通胀目标制下的政策实施，这就需要抓住股市、房地产市场的问题根源，采取其他政策措施加以调控，降低资产价格的大幅波动，弱化资产泡沫的积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