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主按：今年是11届3中全会召开30周年，也是改革开放政策施行30周年。作为改革开放政策的受益者，特陆续选发敝人以往所写回忆文革及以后时期的文章贴于此，以表达个人的心绪。这是第一篇。 

　　

　　   那是一个很冷的冬天。

　　   那是1968年的冬天。那年的l2月21日晚9时许，我所在的“重庆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红卫兵战歌》演出队正在杨公桥无线电厂礼堂演出。忽然间，厂内厂外的大喇叭全都响起来了，播音员那昂扬激动的声音震撼着每一个人的心：同志们，今天晚上有最新最高指示颁布，请注意收听……尔后，《大海航行靠舵手》的乐曲声在夜空里久久回响。

　　   我们的演出马上停止了。舞队、唱队、乐队全体人员100多人悉数登上舞台，成三列横队，面向观众，右手握红宝书于胸前，全体肃立，聆听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师、伟大舵手毛主席的最新最高指示。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音员的声音终于响起来了：“……毛主席教导我们说：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

　　   我当时站在第三排。对于毛主席的指示，我有一种不容置疑的绝对服从的心理，这是我们这一代人与生俱来的秉性，毛主席的话是绝对真理，是不可辩驳的。然而，我心中不免有些许失望。因为，在此前，已传出我们高中66届毕业生将全部分去工厂当工人的消息，当工人，是我们年轻时的最大梦想啊!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当工人可以改变我们的肉体、灵魂和血统，这是当年人生最大的价值体现啊!

　　   当工人的梦想破灭了。面对台上台下欢呼雀跃的人群，我也看到了队友们眼中的疑问与失望。然而，大家都不能说出来，只能欢呼雀跃，而后一窝蜂上街游行，欢呼毛主席他老人家的“战略决策”。

　　   我比我的同学们、同伴们更了解下农村的实质性问题。因为，我在1 966年夏天已经“下”过一次农村。  

　　   1966年“文革"中，我的父母先后蒙冤，皆因所谓历史问题而被批判。当时我在父亲所在学校重庆市32中学读高三，竟因莫须有的罪名而被株连。我当时学习成绩优秀，尤以数理化为最。这年夏天，我被学校支部报沙坪坝区委批准“自愿”下乡“劳动锻炼"。当年的高三学生有三种去向：根红苗正的在树人小学集中“批老师"，全区的中学教师均在那里集中学习；表现一般、出身一般的(这也是大多数)去合川参加“四清"工作队；个别“封资修苗子"既不能批老师也不能搞四清，可以“自愿’’下乡劳动锻炼。我便是这第三种人。

　　   当年我只有1 8岁，完全不知晓政治运动的利害，其时正因为父亲被揪弄得抬不起头来，正想逃避这些现实。让我下去锻炼，岂不美哉!二话没说，当即要求去大巴山深处的通江县涪阳区新胜林场，我有一位姐姐叫许大申，1964年高中毕业后主动要求下乡，当时已是该林场副场长。

　　   学校当时是怎么审批的已经不清楚了。听说全沙区仅二人。“文革”后区委还专门来过函为此事平“反”。我当时接到通知还吃了一惊，想不到这也是一桩迫害革命群众的事，可我是“自愿申请"去的啊!天下事就这么千奇百怪。  

　　    学校的一位学生党员乔明海负责送我去通江。一路上的艰苦与劳累至今回想起来仍然难忘，而当地人民生活之贫困，知青生活之无聊更使我心惊，纵然让我这个满腹理想主义的青年学生也断难接受。我后来以此经历写了一部中篇小说《巴山蛇》，也部分展现了当年的这段经历。

　　   既然有了这段经历，我对再去农村，还要“扎根一辈子”自然深感失望。那段经历是1 966年8月至l 2月的事，仅仅两年之后再度“永远"返回农村，的确使我难以接受。

　　   然而我当时几乎是孤独无助的。

　　   父母先后被抓入牛棚。父亲经年接受批判，扫厕所，刷墙灰，而后“提高”了待遇，被安排去管体育保管室；而母亲则被弄去修公路、修铁路，整日坐在工地上捶石子。

　　   兄弟姐妹6人中，两人在外地，一人下了乡，其中一人还是“右派”，我和小弟弟也得下乡。本来根据“三丁留一"的政策，我家可有一人安排回城，然而父亲单位根本不考虑这些。

　　   无奈无援之中我们只能下乡。好在我在宣传队里认识了一位女朋友，出身与我相近，聪慧漂亮，歌舞出众，我们相约一起去宣汉，同病相怜，偕度此生。然而工宣队从中作梗，故意将我俩分到两个相隔很远的区，一个在清溪，一个在不毛之地樊哙。没办法，再穷再远也得去，一咬牙，办了手续，就等出发了!

　　   这是l969年二月间的事。我们的户口、粮食关系全已办好，并已决定出发日期。可就在出发的头天下午，工宣队通知：达县地区发生武斗，交通断绝，不能前往，在家静候通知!这一等，下乡的事情竟没了消息，仿佛把我们这批人忘记了!不下乡倒是好事，但户口是下了的，粮食关系是办了的，我们便成了城市里的一群特殊的人，既不属于城市，又未扎根农村，不伦不类，无所事事。

　　   无聊，无望，无助。这是1969年春夏季节我个人的最真实的写照。后来，父亲的问题“升级"了，清理阶级队伍时又被揪出来。女朋友此后竟然不辞而别，投靠她在乡下插队的姐姐去了，我便更加感到活在这世上的乏味，甚至有穷途末路之感，整日里昏昏噩噩，大睡不醒。

　　   转机出现在这年夏末秋初。

　　   我有一位高一同学冯忠碧，也是《红卫兵战歌》演出队的“战友"，有一天突然来找我，说她有一位同学在江津，江津县革委会成立了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缺演员，约我去加盟。

　　   正中下怀。

　　   《红卫兵战歌》演出队解散时，很多“战友”参了军。我也曾被某部队要去，但终因政审不合格被驱逐。去江津县革委会宣传队正合我意，唱歌演戏，混混时间，或者索性在江津落户，也比去不毛之地的大巴山好得多!  

　　   想不到在江津我竟一炮走红。我主演的歌舞剧《井冈山的道路》在江津城可谓家喻户晓，我成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代表人物“江代表”，人们已不喊我的名字，就叫我“江代表”。我们曾在江津的万人干部大会上演出，故县里的诸多干部也都知道我，我一时竟然成了江津人心目中的“明星”。我自己了也有“天上人间"之感，怎么我这个“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倏忽间竟成了江津人民的“宝贝"和“座上宾”。时而心中也有不祥之预感：哪一天会不会因为我的父母而获罪？

　　   然而一帆风顺。我所在的宣传队属于“九·七"派，“九．七’’派掌权，对我这样的人是用而不疑的。

　　   这一混就到了年底。

　　   父亲忽然来信说，上山下乡又开始了，造反派在催，问许大立躲到哪里去了!不下乡罪加一等，必须马上回城准备下乡。

　　   我自然不想再去宣汉。

　　   我把想留在江津的话对宣传队的头头一说，他们竟也大喜过望，巴心不得!头头说，你想去哪里?我说去德感，德感有火车站，回重庆也方便。头头说可以。然而去德感跑了几天，却因为没有关系未能落实。头头说，李市区是“九·七”派掌权，李区长看过你的戏，很欣赏你，干脆你去李市!第二天我就去李市区李市公社，见此处山不高，坡不大，有良田沃土，还有柑树桔林，且公社干部和蔼可亲，对我欢迎之至，于是下了决心，就去李市公社。李市与宣汉、通江相比，实在是天上地下!

　　   马上回重庆办手续。近一年间，我的户口、粮食关系都揣在裤包里，几乎揉成碎纸了，然而上面的落户地点是宣汉县樊哙区，必须更改。我的户口关系所在地属詹家溪派出所，对我这样背景的人，派出所肯定不同意改址的。想来想去，忽然想到学校工宣队的一位队员，他是重纺厂的，我和弟弟曾应其要求去“教训”过他的一位不讲理的邻居，这位工宣队员当过兵，很讲义气，却不大讲阶级出身之类，求他肯定没问题。

　　   果然，我话刚说完，他立马起身，说：“马上给你办!”

　　   我俩匆匆赶到詹家溪派出所门外，他掏出“工宣队"袖章套在左膀，把我的户口迁移证粮食关系拿上就进了门。

　　   十分钟不到，他就出来了，大声说：“小许，办妥了!”我拿过来一看，就改了几个字，将迁往地“宣汉”改成了“江津”。我问他怎么办的，他哈哈一笑说：“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嘛!派出所也归咱工人阶级领导。我说这是学校工宣队的决定，他能不办?何况，下乡本是一件苦事，下哪儿不一样，派出所不会刁难的。"

　　   这位工人师傅的侠义之举使我免受了许多“苦”。到李市插队，也使我享受到了很多知青未能享受之“福”。

　　   由于我的“知名度”，我到李市公社，虽不能到最富裕的骑龙、街檐大队(据说这些地方是留给本地知青的)，却被刁湾大队三队陈队长要去，该队每年可分稻谷300多斤、红薯800多斤，因有柑桔，每个劳动日值近8角钱，已经是很不错的了!

　　   陈队长对我视为己出，衣食住行，嘘寒问暖，关怀备至。其妻陈伯母更是慈爱有加，替我缝补浆洗，无微不至。陈队长有三女二子，其大女儿也常来帮我料理农活杂事。其时单纯，据说陈队长当时有招我入赘之意，然我当年太不谙人情，也从未想到在农村结婚，故茫然无知。且此事乃旁人所言，不可轻信也!

　　   我在刁湾三队只干了三个月农活。第二年春天某日，我正与几个社员在屋前水田里铲田坎，忽见一干部模样的中年人从小路上走来。他一眼就看出我是知青。问了我的情况后说：“你这个知青还有点与众不同耶。那些知青都跑光了，吃大户，滚雪球(知青一裹三，三裹五，到处耍)，偷鸡摸狗，你和贫下中农一起劳动，难得难得!”后来又问了我的文化程度，便慢慢朝公社方向走了。我当时并没想多少，而且当时只能夹紧尾巴做人，父母都进了“牛棚"，你还能像其它知青一样走街串巷，游手好闲吗?

　　   哪知这竟然改变了我的命运。

　　   第二天傍晚，大喇叭里播出了通知：刁湾三队的知识青年许大立同志，明天上午九时到公社革委会办公室来，有重要事情商议。

　　   此通知反反复复播了好几遍，公社境内妇孺皆知。

　　   我自然遵命前往。

　　   那位干部是公社革委会施朝烈主任。他让我去当他的秘书。

　　   真是荒唐。我这样的人也能给堂堂革委会主任当秘书，这位主任的立场到哪里去了?不过后来我才明白，贫下中农(包括基层干部)衡量一个人的好坏，绝不是你的出身，你的背景，而是你的现实表现。有例为证：一位县革委主任的儿子下乡与我为伴，可是因其表现不好，各级部门均不予重用。

　　   公社革委会的指示自然得执行。我乖乖地跟在主任后面去巡视各村各户，当时正逢大年前后，自然吃了不少贫下中农的大米饭、嫩豆花、肥腊肉。于是暗忖：这样的秘书当得。

　　   我的任务是给主任写批判稿(当时正在批刘吉挺、张西庭)、讲话稿，出公社油印小报、壁报，偶尔还在公社广播站播播音，唱唱歌。就这样一直搞到批林批孔开始。

　　   某一日，忽然间公社通知我回生产队去。刚回去几天，区里又让我去上海、无锡、杭州一带购买广播器材，因为我有个叔叔当时是上海物资局的负责人。作为一名知青，这实在是一种殊遇。我去了上海，叔叔倒没帮什么忙，我凭着年轻聪明，居然为李市区和江津县广播站买回了大批在当时颇为走俏的广播器材，实在令公社和区里的头头们刮目相看。

　　   此时招工已经开始。

　　   公社把第一批名额中的重庆某化工厂指标分给我。而富有同情心的大队支书谭焱辉却将之转给了年纪很小的冯忠荣(冯忠碧的弟弟)。如今，冯忠荣仍在那个效益不好的化工厂上班。再后来，江津河对面的兵工厂招工，公社又给了我指标，却莫名其妙地石沉大海。再后来，重庆又几次去李市招清洁工人，招中学教师等，竟都未考虑到我。

　　   我被蒙在鼓里多年。乃至许多年后，我才知道，我父亲单位的头头曾多次以公家的名义写信到江津，告诫当地领导不要重用我，说许大立的父亲罪行严重。

　　   1971年10月，刁湾小学一女教师因病住院，急须一人代课；鉴于我父亲的遭遇，我当时宁肯当农民，也不愿代课。但学校头头百般恳求，希能暂代，于是勉为其难。哪知那女教师不久后竟死在江津县医院，这课我就只好代下去了。

　　   代了半年，忽然中央有政策，代课教师可以转正。我仍然不愿转正。征求父母意见，他们说：“视目前情况，有个工作就不错了，还挑什么呢?当教师干干净净的，比下体力的工人强啊!”认命吧!上面叫写申请，我在一毛边纸条上只写了一句话：我自愿当一名人民教师，忠诚党的教育事业。

　　   大概看我教书还行，公社中学调了我去。这期问我又被县小化肥厂借去，再赴上海购买化工仪表。待等几个月后返回李市，我已成了国家26级干部了，月薪不足30元。然而这可是很多人梦寐以求的呀，可我还不知好歹，视之为不得而已的职业!从此以后，我的下乡经历便算结束了，尽管我在李市又呆了整整五年。

　　   需要说明的是，我在江津李市的经历已在我的一些文学作品中得到反映，文中便不再赘述。这里应该告诉各位的是：我父亲的各种罪名已不存在，他现在是一名年迈的热情洋溢的共产党员。去年秋天，我曾与我的妻子(也是刁湾大队的知青)一起回过李市，李市中学旧貌新颜，李市、刁湾山水依旧，只不过陈队长坟头上已长出萋萋青草，陈伯母已垂垂老矣。而当年精力过人的谭书记，则只能坐在门口的凳子上眺望群山了!当时我心中五味杂陈，分别拿了几百块钱给他们，便匆匆离开了。

　　    岁月如歌，岁月如流，岁月如烟。

　　   这都是我在一些文章中用过的标题和词句。

　　   毕竟，一晃已经几十年了!毕竟，如今我们已是两鬓斑白，华发从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