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明远：与阎崇年的历史观原则分歧
与明朝宣战、正式公开成为敌国的“大清国”龙旗
阎崇年老师签名售书被打耳光事件，成为公众瞩目的焦点。
首先向阎老师慰问：您受苦了！请海涵不必生气见怪，晚辈表示同情和理解。就这事件而论，当然暴力行动违法，侮辱斯文，在法律和道德上都应谴责。这是社会共识的底线。
但从“坏事变好事”的角度看来，可引起我们反思！近几日，陈明远博客不仅整理或重新发表了三篇文章，也做了视频访谈；还要深入一步，提出我与阎老师论学的原则分歧：（一）历史观，有原则分歧；（二）治学态度，也有原则分歧；（三）表述形式，还是有原则分歧。
阎老师不愧为满学专家、文史界长辈，读过很多史籍文献，引述很多掌故。因此我尊重您。不过“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论辩不当之处，尚祈指正。
篇幅所限，本文先说在历史观方面的原则分歧。阎老师提出的重要观点如下 ——
明亡清兴的历史启示：中华民族历史的漫长演变过程，是汉族和各少数民族在融合中发展，官民在矛盾中协和，君臣在矛盾中统合，不断发展壮大的一部历史……
总之，明末的民族分、官民分、君臣分，清初的民族合、官民合、君臣合——双方矛盾与斗争所造成的一个结果，就是明亡清兴。
——《明亡清兴六十年》（下），第244页
许多朋友们注意到：阎老师在“百家讲坛”的讲说，前后有自相矛盾之处（这是可以理解的）后来成书时做过不少修改；这种严谨和深思熟虑是很好的。上文，可说是阎老师认定的最终陈述，也是他整个历史观的原则基础。
就在这历史观的原则上，我跟阎老师之间存在基本分歧。
满洲八旗中的正黄旗和正白旗
我认为阎老师持有的历史观带有严重偏见，似是而非。这种偏见就是过分颂扬满洲贵族，过分贬低、损毁华人（不仅包括汉族人、而且包括当时在满洲贵族心目中对立的关内所有中国人）：好像明末万事皆“分”，清初一切皆“合”，不合者也合！
联想起过去有人“要说坏，万事皆坏；要说好，一切皆好！不好的也要说好！”
不禁哑然失笑。
我还认为阎老师持有的历史观是落后的、陈腐的；这种落后陈腐，就是不恰当地夸大帝王个体作用到了个人崇拜的程度、文过饰非，缺乏实事求是的精神。更不可取的是：有意无意宣传奴才思想，为“瞒与骗”的劣根性辩护。
当然，百家讲坛是为了普及文史知识，举办的是通俗讲座，对象是中学程度普通人、甚至家庭妇女。电视台千方百计吸引眼球和耳膜，必须生动活泼、趣味丛生、达到收视率的高涨。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可以不负责任地胡言乱语吧？不能淡忘社会责任，必须在娱乐中、笑谈中、传递对于中华民族历史的正确认识啊。这就是通常说的“寓教于乐”，或者深入浅出。
说实在的，阎老师在这方面做得越来越差劲。
阎老师背离了（或认识不到）现代历史学的基本观念，所以无法获得对于中华民族历史的正确认识。他只是学说评书那样绘声绘影、眉飞色舞地大讲故事，什么宫廷秘闻、什么野史逸事，实际上往往加以歪曲变形。—— 如果他要像姚雪垠写小说李自成、或二月河撰康雍乾、或编清宫戏说、演武侠大话，那倒也不妨……然而您可是正儿八经地讲述明史、清史这样的大学问啊！总不能以讹传讹、误导公众啊！
不妨先问：中华民族历史的漫长演变过程，难道就可以归结为“官民在矛盾中协和，君臣在矛盾中统合”吗？看来阎老师持有的历史观，充其量还停留在司马光“资治通鉴”封建历史观。看来并不了解各种现代历史学派的文明发展观。
明末政治腐败、阶级矛盾尖锐化，所谓“官民分、君臣分”，确实如此；但
我特别要质疑“清初的民族合、官民合、君臣合”实际真相究竟如何？真是您所谓的“三合“吗？
（1）所谓“清初的民族合”、“官民合”？
清朝初年，野蛮的满州贵族、八旗军队侵占全国；满清皇朝，是关外的满汉（汉军旗）联合，但又以满族亲贵为主的专制皇权政体。原本在关外游牧的满洲族总人口仅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一，依靠分化瓦解汉族人、各个击破而实行恐怖统治。从清朝一建立,就充满着民族、阶级的双重矛盾和对抗。满州贵族严厉压制华人、排斥华人，实行种族歧视，树立“种族隔离墙”，例如把北京城里的汉族人全部驱逐出去，城里住户全是满洲人。华人（不仅是汉族还有回族、苗族、彝族等各族）惨遭屠戮，在空前压迫之下，一些文人义士游侠前仆后继展开了“反清复明”运动；白莲教、红花会等等地下组织陆续出现。至清朝末年，还有洪门、天地会、三合会等不断活跃（后来由海外洪门天地会正式成立中国致公党、迄今仍为八大民主党派之一），一直到清末“驱逐鞑虏、恢复中华”提出建立民国实现共和。这期间，别说“清初”、就到“清末”，何时存在过真正的“民族合” 、“官民合”？
（2）所谓“清初的君臣合”？
满清朝廷和地方政权，都处在满汉官僚的矛盾对抗、满洲贵族内部的矛盾对抗、汉族官员之间的矛盾对抗之中。首都北京城住户全是满洲人，即使在朝廷有官职的汉族官员，也不准居住京城里，只准居住在城外南面。又，清朝制度规定内阁大学士满汉各两人，六部尚书、侍郎满汉各一（这些汉族人大都为“入旗”在编的汉军旗人），实际上由满洲贵族监视汉官；利用汉官具体办事，而只占人口千分之一的满洲贵族大权在握，掌管着阎罗殿生死簿判官笔，形成极少数权贵豪门的特权阶层，阶级压迫之上再加民族奴役；满朝的“喳喳喳”、满口的“奴才、奴才”；窝里斗、相互拆台、……宫廷派别关系特别复杂。又如：洪承畴、刘统勋等汉奸即使做到总督、三部尚书、军机大臣，也都是被“控制使用”甚至“兔死狗烹”。哪里存在什么真正的“君臣合”？
（3）再请听阎崇年三番五次吹嘘（这是他的首创、前人从来没有说过）：
千年一帝，首推康熙！ ——《康熙大帝》，第288—289页
不惜把封建狂生李贽盛赞秦始皇的颂词，拿来给康熙脸上贴金。在阎老师嘴里，把所有功劳归于康熙、所有过失归于别人；好像文字狱不是康熙的错，康熙是宽宏大量、皇恩浩荡……这种大话空话，乃为旧时代文人的妄言，几百年间满洲笔杆自己都说不出口的。您老人家竟然姑妄言之，还要让我们都要姑妄听之。到了21世纪现代化的今天，还宣扬如此虚夸的帝王崇拜的观念,干什么呢？何必呢？有什么意思呢？起什么作用呢？根本背离了现代化的学术精神！……
综上所述，阎崇年口口声声“君臣合”“官民合”有意无意地宣传奴才心理、又以反反复复“千古一帝”竭力颂扬皇权理念，这种过时的陈腐的历史观，在如今全世界的历史学者里面，堪称一绝。
关键是：明亡清兴的历史悲剧的原因，绝不能归纳为“清初的民族合、官民合、君臣合”。我基本同意蔡骏先生的看法：“落后民族的满清、入侵已在世界上达到高度文明的明代中国，毫无疑问是反历史反社会（陈补充：反文明）的。留头不留发的政策，更在古今中外空前绝后，即便日本鬼子也没有下达过如此骇人听闻的法令。即便明末确实腐败透顶，大明江山确实应该灭亡，也绝对不该由野蛮落后的满清政权来入主中原；无论是李自成的大顺政权，还是江南士大夫们，或是东南沿海的海商势力，都可以顺应历史潮流带领中国走向一个新的富强世纪。然而，恰恰就是中国人之间的不团结（陈补充：内耗、窝里斗），互争自相残杀，才给了人口不及中国百分之一的满清政权以机会，让他们乘虚而入、各个击破，并以极端残忍的手段消灭一切抵抗运动。其实，满清的勃兴，主要原因不在于满清自己如何了得如何厉害，而是在于他们的对手实在太愚蠢又太分裂，当时的中国人完全一盘散沙，不知道团结抗敌，更有大量士大夫晚节不保，背弃了自己的信仰而乖乖地做了汉奸。”（参看荒村——蔡骏的博客）这“南明悲剧”的前车之鉴，也就是在抗日战争期间我国大多数学者和文化人持有并广为传播的历史观点。
1644年前后几十年间发生的“明亡清兴”，实为我国四千年文明史上最大的悲剧！中华文明遭到空前摧残、中华人民遭到血腥屠杀，生灵涂炭、人皆为奴，剃发令下、不愿做奴隶的人们奋起抗争、抛头颅洒热血、却几乎被斩尽杀绝，从此知识阶层丧失元气，“适者生存”，被迫养成奴性十足的国民劣根，汉唐宋明以来的世界领先地位一去不返，国运一蹶不振；此后三百年来我国越来越落后于世界文明的发展，迄今这种落后地位尚未能得到根本改观。难道如此深重的历史悲剧，今天还值得篡改为喜剧、加以歌功颂德吗？
满洲八旗中的正红旗和正蓝旗
以史为鉴，我们后人重温“明亡清兴”的历史悲剧，应该从两个大方面进行反省：
（一）我们必须继承中华民族自强不息、以人为本（民本、仁道即人道）的优良传统，继承以汉、唐、宋为代表的优秀文化遗产，而彻底扬弃清代统治者灌输的奴才道德、虚伪骗术、自大狂妄作风；
（二）我们必须接受明亡的历史教训，努力学习以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方以智为代表的明末进步思想：“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出处清·顾炎武《日知录》卷十三：“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和忧患意识并发扬光大，坚决清除腐化堕落、内耗窝里斗、瞒与骗、懒散怠惰，坚决促进民主与科学，推行清廉政治，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现代化乐园，不愧为汉、唐、宋以后真正的盛世！
（下篇预告——陈明远与阎崇年的治学态度原则分歧）
请继续点击——
【附注】博友们指出，“长久以来的互联网上，在学术方面陈明远是首先向阎崇年提出质疑的。”确实过去我在学术探讨方面表达了不同意见。我认为阎老师持有的历史观似是而非、而且是落后的、过时的、陈腐的。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们知道：现代历史学已发展成为一门新科学；建立在现代多学科交叉基础上的现代历史观认为：人类文明的“历史漫长演变过程”，基本要素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演化、政治和法律制度的演化、科学技术文化艺术的演化，以及它们的相互作用，等等；历史不是由帝王和极少数特权阶层决定的。
阎老师的历史观点在“百家讲坛”误导了公众。但这并不说明我自己有多么高明，不是的。我仅有自知之明，不过是出来冒着“新鞋踩狗屎、惹得一身臭”的大不韪，道破几句真相、打一个抱不平罢了。因为真才实干的历史学家们“大多认为阎崇年不过是为了娱人耳目，说的不是什么学术问题，也懒得与他争论。哪知这几年，书说得多了，出场费越来越高了，他俨然把自己当成了一个史学泰斗，大有颠覆一切的野心。尤其是他对明清史的发言，近年来越发随意，借由他的说书，传导给公众大量有失公允的历史观，着实让人震惊。”（引自倪匡正语）
尽一个公众知识分子的良心，义无反顾，岂有它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