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父母的工作关系，我在童年时代就跟着他们从广州搬迁到武昌，在武汉度过了我的青年时代，对这个城市是很熟悉的。

说到武汉，恐怕一般人对它的气候绝无好感，好像重庆、南京一样，是著名的“火炉”，夏天炎热无比，冬天则是滴水成冰的冷，春秋都很短暂，是个不容易产生好感的城市，这点，连武汉人自己也都承认的。至于说到武汉的骄傲，我看一个是它的城市里有个比西湖还要大的东湖，景色宜人，再就是有一个绝对壮丽的武汉大学了。

我是武汉大学毕业的老研究生了，在武汉大学校园里度过好几个春秋。研究生当时集中住在“桂园”，虽然称“园”有点夸张，但是秋天满园桂花的幽香则是令人无法忘却的。到了春天，珞伽山上那片好像轻云一样的樱花绽放的时候，整个学院就有一种近乎神话的粉色，洋溢在春天的阳光里，也渗透在春天的雨丝里，在落樱缤纷的小路上走走，心里的感觉是虽然有严酷的冬天和煎熬人的夏天，就为了此时此刻的春意，也就值了。我毕业之后好多次在国内和海外遇到去过武大大学的人，对学院的水平自然说法不一，但是有一点大家几乎是异口同声的，就是：武大是中国最美丽的大学。的确，我去过的大学也不算少了，国内的院校如果比风景、位置、和建筑氛围，武大的地位肯定是无出其右的顶级的。珞珈山衔着东湖，宏大的民族现代建筑散落在树林中，校园内高大的法国梧桐树比我在法国的凡尔赛看到的毫不逊色，春天里樱花盛开，给珞珈山抹上一层淡淡的粉红色云彩，到哪里去找这样美的大学啊！

这个学院的设计和建造，虽然国内从来不宣传，其实代表着中国现代建筑进程中的一个的辉煌时代：寻找现代化和民族化结合的可能性，并且这个探索相当成功。1920－30年间，国民政府提倡“中国传统固有形式”的城市规划和公共建筑设计，这个运动在中国当时的积极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在这个公共建筑探索民族风格的风气时期，国家投资建设的武汉大学的设计采用民族形式和现代建筑结构，就是顺理成章的了。

武汉大学的规划和设计，是探索中国传统建筑和现代功能结合的高潮中的产物。这个大学占地200多公顷的校园，因山造势、近取其质，远取其势，校园园林化达到接近完美的水平，整体性和建筑形式的多样化也是近现代中国建筑中少见的，设计师是美国的卡尔斯（F.H.Kales，早期翻译为“开尔斯”）和沙奇斯（R.Sachse），其中科学会堂、大图书馆、学生斋舍、体育馆、工学院等等，都早已经建成，使用了多年，现在看看，还是非常杰出的作品。当然，以现在的需求来看，大图书馆下面依山而造的斋舍的通风是不够好的，需要空调解决，图书馆、科学会堂也都觉得不够大了。但是回溯到校舍建成的1931年来看，应该是完全可以适应武汉大学当时的需求的。

我查查资料看大学设计和建造的历史，可用上朔到八十多年前了。1928年8月6日，国民政府大学院聘任李四光、王星拱、张难先、石瑛、叶雅各、麦焕章为 国立武汉大学新校舍建筑设备委员会委员。委员长李四光是地质学家、秘书叶雅各是林学家，对武昌郊外的地理环境比较熟悉。叶雅各认为“武昌东湖一带是最适宜的大学校址，其天然风景不唯国内各校舍所无，即国外大学亦所罕有”。经全体委员实地考察后，1928年11月确定以武昌城外风景秀丽的东湖之滨，远离闹市的罗家山（又名落驾山）、狮子山一带为新校址。依据了国外著名大学校园的理想模式，也符合中国传统文化中“仁者乐山，智者乐水”的选址理念。李四光和叶雅各推荐开尔斯（F.H.Kales）担任新校舍建筑工程师，并赴上海邀请来开尔斯。开尔斯实地考察后，认为这一带山丘坡缓且水源充足，山石、泉水、湖水均可利用，各项建筑依山而建可节省地基及石料，遂赞同以罗家山为校址。后闻一多将其改名为“珞珈山”。狮子山那个地点则在解放后建成了华中农学院。

1929年3月，由于珞珈山及其附近都是荒山田野和羊肠小径。经学校函请湖北省建设厅，开始修筑连接街道口的专用公路，但因修路迁坟触犯了一些坟主的孝亲观念，他们便联合起来向湖北省政府请愿，要求其出面制止。于是，省政府以武大新校舍占用民地过多为由，要武大停止建设，另寻新校址。同月，代理校长刘树杞因事务繁忙而辞职。于是教育部任命王世杰为武大首任校长。5月上任伊始，他便致力于珞珈山新校址的圈定、勘测、规划以及新校舍的建设工作。与叶雅各先生一道，率数十名民工于一夜之间将所有挡路坟墓全部挖掉，造成了不可变更的既成事实。坟主们虽将此事闹到了中央，但也于事无补，这段宽10米、全长1.5公里的公路最终还是按照原定路线完成，于 1930年2月通车，命名为大学路。他还特邀省府有关人员亲赴珞珈山现场考察，一致认为此地风景优美，有山有水，在此建校，启发文化，对武汉居民特别有利。

我最早去武大校园应该是在1957年前后，那时候这条路还在，入口处是在街道口这个位置，有个上书“国立武汉大学”的石牌坊，这个牌坊一直到“文化大革命”之后，因为周边不断开放，不得不搬迁到校园里面，就是现在看到的新位置了。说起这座牌坊，老武大人还常津津乐道地讲起关于历史系吴于廑老教授的一段故事：那是在抗美援朝期间，学校师生欢送参军的同学赶赴前线，欢送会就在这座牌坊下举行，吴先生发言时，顺手指着牌坊上的大字，反向朗声颂出“学大汉，武立国！”一时欢声雷动，群情激昂，而且几十年来一直传为佳话。

1930年3月18日武汉大学的设计组开始勘测规划，学院的主轴线为李四光勘测所定。缪恩钊带领助手沈中清及另外4名测工开始新校舍的测量绘图工作，经过5个月艰苦努力，按时完成勘测任务。

据说总设计师卡尔斯构思图纸时，常常在山上一站就是数小时，半年后完成了总设计图。8 月，省政府公布校园红线，东以东湖滨、西以茶叶港、北以郭郑湖为界，南面自东湖滨切至茶叶港桥头，总计面积三千余亩。学校用七块银元一亩水田、五块银元一亩山地的价格买下校舍用地。罗姓山主开始不愿舍弃自己的“风水宝地”，时任省政府建设厅厅长的石瑛亲自上门说服动员。当时山上葬有很多祖坟需要迁移，百余名坟主以新校舍破坏风水为由而阻碍新校址的圈定和校舍建设，甚至要纠集乡民跑到王世杰老家挖其祖坟，省教育厅厅长甚至唆使人在工地闹事。王放出一句话：“祖坟你尽可以挖，珞珈校舍一定要建。”国立武汉大学筹备委员会委员曾昭安按王世杰的示意，组织教授会向教育部力争“像珞珈山这样的好地方，应该建校，无论哪个总统、主席也阻止不了”，结果获准。石瑛也积极支持王世杰，以“建校乃千年大计，不要迷信风水”严厉地驳复了反对迁坟者。

1929年10月，建筑设备委员会正式聘卡尔斯为新校舍建筑工程师，同时通过总设计图，此外还聘有阿伯拉罕·列文斯比尔 （A.Leverspiel）和石格斯（R.Sachse）为助手。另聘卡尔斯在哈佛大学的同窗好友缪恩钊为新校舍监造工程师、工程处负责人，负责施工技术监督及部分结构、水暖设计。在他严格认真的技术监督下，保证了这些工程的施工质量，主体结构至今仍坚固完好。工程分别由汉协盛、袁瑞泰、永茂隆等营造厂及上海六合公司承建。

1930年3月新校舍工程开工。汉协盛营造厂老板沈祝三坚信“质量就是根本”，要求武大工程均着眼于保固期百年以上，进料选优质材料，处处严格检验把关，即使在他遭到双目失明的沉重打击后，仍坚持主张双方均派工程师及监工随时监督检查质量。施工中一旦发现问题，则不惜代价，返工重来。

1930年5月，六十高龄的卡尔斯在上海病倒，病中仍坚持工作。1932年3月7日，王世杰校长在新校舍礼堂里讲演时说：“在这里我们最要感谢的是卡尔斯先生，他可以说是一个艺术家，他不计较报酬，而完全把兴趣寄托在艺术方面……他给予我们的帮助实在大得很！”

为感谢和纪念卡尔斯对新校舍建设的贡献，武大授予他名誉工程师称号。沈中清后来也成为武大建筑设计室第一任室主任。1932年5月26日，王世杰在珞珈山新校舍落成典礼上讲：“十二年前，我和李四光在回国途中曾经设想，要在一个有山有水的地方建设一所大学，今天这个愿望实现了。”最后指出： “本校的工程，尚只完成一半，此后需要中央及地方的指导与帮助。我们的建设不仅是物质的建设，还有最大的精神建设，无论在学术建设方面或文化事业方面，我们都在努力。请大家看看我们所走的路是不是中华民族的出路，是不是人类向上的路！”同时，王世杰与叶雅各亲自带领师生在珞珈山造林，半年植树50万株，使园林化的校园里中西合璧的建筑群更为秀美壮观。1933年，一期工程完工后，曾昭安组织编印了《国立武汉大学建筑摄影集》，含有41幅精美照片。

我在武汉大学好多年，经历了好多事情，有开心的时候，也有不得意的时候，但是这个校园却从来没有让我有过一分钟的失意的，总是那样美好，珞伽山上就好像森林一样，当时他们种的50万株树苗，现在全部是参天大树，特别是夹道的法国梧桐，好像华盖一样的辉煌，全国也少见啊！

我手头有武汉大学的建造总价表，按照当时的水平，国家投入是相对巨大的：一期工程耗资150万银元（因通货膨胀，实际耗资170万），中央政府与湖北省政府各支持75万，李宗仁拨款20万资助；二期工程，中央政府和湖北省政府又各支持75万。余下部分，由委员们通过各种渠道筹得，如中英庚款、汉口市政府、湖南省政府、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捐资等，总计400万银元。

一期工程（1930年3月-1932年1月）包括：文学院、理学院、男生宿舍、学生饭厅及俱乐部、教工第一、二住宅区、运动场、国立武汉大学牌楼等共13项；

二期工程（1932年2月-1937年7月）包括：图书馆、体育馆、华中水工实验所、珞珈山水塔、实习工厂、电厂、部分生活用房、法学院、理学院（扩建）、工学院、农学院（未竣工）等共17项；

未完成工程：医学院、大礼堂、总办公厅因经费不到位未建。

日本占领武汉的时候，把占领军总部放在武汉大学，因此这个校舍群完全没有遭受破坏；战后复学，解放后依然叫做武汉大学，经过二十来年，树全部都大了，虽然1953年学习苏联体制的的院校调整，把武汉大学的好多学院分出去独立成了部属院校，诸如武汉水利电力学院、武汉测绘学院、华中农学院、华中工学院等等，校本部依然如故，

经历了半个世纪的春秋，到1990年代扩招、兼并周边院校的疯狂膨胀，武汉大学的校园、建筑才第一次让我感到危机，新的、丑陋的巨大建筑开始在山坡上好像炮弹一样迸出来了，武大的那种含情脉脉的樱花云、梧桐林荫道就逐步退出了主要的氛围，学校也就仅仅是个学校了。我住过的桂园也景物全非，而每年樱花开放的时候，校园里游人多到需要买门票控制，也是我自己越来越少回去的原因了，因为怕美好的记忆会给破坏了啊！

2008年10月25日，于洛杉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