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人忘了第一次上网的感受，胡泳却记得。

　　1995年下半年，北京电话局统计的互联网社会用户仅三千人。那时，上层还在讨论，中国互联网是要建一个与外国全封闭的大中华局域网169，还是与世界同步的163，幸亏后者占了上风，否则又是世界笑话。1995年十一放假，30岁的《三联生活周刊》经济版编辑胡泳，在清华大学朋友办公室第一次上网，上的是清华大学内部网水木清华论坛，中国高校中第一个BBS。当时胡泳印象最深的一个帖是一个学生放假回家看到了农村的种种不公正现象，跟来很多回帖。胡泳震惊：这么个空间里，南到台湾，北到哈尔滨的人们，一天24小时一起讨论严肃或不严肃的问题。胡泳在一篇文章中提到当时的顿悟：“网络消除了工业化时代的两个标志，铁路与钟表”——也就是空间与时间。

　　网络是什么，当时没有人知道，以至于先驱者张树新，要在北京中关村零公里处树个巨型广告牌：“中国人离信息高速公路有多远？——向北1500米。”她指的是瀛海威在魏公村的科技馆。无数路人摇头“什么叫信息高速公路?”时，胡泳却幸运得多，他离此10米：因为胡的宿舍就在瀛海威科技馆马路对面。他可以天天在科技馆上网。瀛海威当年创造的其实是与海外不通的大封闭网，但未来网络雏形开始了——不少人将网络视为第二人生。信用点——网络货币雏形也出现了，甚至最早的网络公益故事出现了，女生Rose得了绝症，网民们纷纷援手……

　　胡泳疯迷网络，毕业于上海外国语大学的他搜集了当时国外报刊所能见到的所有网络报道。

　　在他坚持下，《三联生活周刊》1996年2期推出专题，用一万字介绍网络与网络文化。这是在中国，媒体第一次以专题介绍网络对中国社会各方面的冲击。

　　第二年，胡泳以这篇报道为纲要，出版了《网络为王》一书。胡泳因此被称为中国网络启蒙者。

　　

　　当中国政府决定走向开放互联网时，邮电部决定国家上马工程，于是中国一大批ISP服务商包括张树新在内的先驱们毁灭殆尽。

　　胡泳却迎来了他的一个高峰。1996年他翻译出版了《数字化生存》，这本中国人网络意识的启蒙圣经。

　　当时胡泳受海南出版社委托挑选外版书。在版权公司密密麻麻的巨大书架前，胡泳不经意抽出了一本黑白封面的书。一翻之下，胡泳立即建议海南出版社出版此书，从此《数字化生存》吹响中国人网络大进军号角，无数国人读后第一次知道网络社会，此书被评为改革开放影响最大的20本书之一。

　　

　　今天，胡泳将此书在某种意义上比为严复译的《天演论》，《天演论》作者赫胥黎，在西方并不是一个进化论的顶级人物，而只是一个阐释者。但因为严复的引进，《天演论》在中国产生了远比在西方大得多的影响。《数字化生存》也是这样，一本在美国普通的畅销书在中国却起了引爆数字革命的启蒙作用。  

　　严复在《天演论》中对进化论的阐释影响了中国一代人，甚至其中过于强调竞争忽视合作的谬误影响了中国革命的进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打中了中华民族命悬一线的危机感。

　　胡泳在翻译《数字化生存》时，直觉地感觉这将是中国人又一次企图追赶外国洋枪洋炮的焦虑之旅。《数字化生存》原来的英文书名直译是《走向数字化》或《生存在数字化之中》，在台湾被翻成《数位革命》，而胡泳坚持译为《数字化生存》，暗含与中国人的危机感接轨，没有数字化，甚至不能生存，中国人能不能享有“球籍”将取决于数字化竞争。书名一改，洛阳纸贵。

　　

　　“20世纪80年代中，中国人通过《河殇》、《世界经济导报》，呼喊如果不与世界文明接轨，中国有可能被开除‘球籍’。现在第一批触网知识分子同样开始了数字救亡。甘琦、梁晓燕和我们一班人才出版了网络文化丛书。”

　　“晚清的人以为中国落后在于西方船坚炮利，于是洋务派引进洋枪洋炮，甲午一战失败后康有为引进君主立宪，失败后又引入革命，革命在引起不适后，产生了五四新文化运动。”

　　“对于网络，也是一样，中国知识分子也面临新的不适症。原来以为网络会引起开放，而2008年一系列网上事件如西藏问题，抵制家乐福，CNN，火炬传递，地震等等却让人质疑。”胡泳说，“以前我们认为互联网的特征全世界都是一样的，现在要问是不是有一个中国式的互联网。”

　　“2008年将是中国互联网的标志年份，网民达到一定规模后，在紧急事件中互联网的整合潜力爆发出来。艳照门登上了八卦顶峰，西藏事件令网络民族主义发展到新的阶段，汶川地震的废墟中才现出公民社会的曙光，瓮安事件却又开始拷问政府与民众的互动能力。”网络就像当年的船坚炮利一样没有给中国带来世界文明与开放，反而让世界惊讶于中国网民的落后与无知。“18岁至24岁的年青人成了网络的主流用户，于是多少年恶性的教育积累爆发出来。我们对中国历史从没有彻底清算过，因此这些年轻人并不比西方人更了解中国历史，而二元思维、非黑即白更是传统的思维，使网民不能容忍不同意见者。”

　　“以前我们学人常常讨论网络民意是不是真正的民意，但我现在越来越觉得这种讨论没有那么大的意义。网络民意当然不能代表全部的民意，但它已是一种真实的、不可忽视的存在，无论中外都用互联网上的中国来衡量中国。我们遇到了一个从人民无语到民意膨胀的时代，这些网民自认为有独立主张，遇上不同的表达对象却又像水一样飘忽不定。所有以前处于传播中心的人士都必须适应这种‘去中心化’的信息流动，不论这些人士是政府官员还是像王石这样的经济精英。网络民意既有超出想象的狂暴，也可以推动进步。”

　　

　　胡泳给人的印象是一切都是微微的，声音微微的，不怒不喜，笑容微微的，冲淡从容。言辞微微的，很愿意轻轻地说服你，却从不以势压人。

　　胡泳是中国网络时代的严复，一个先知，他发起过民间网络思想库“数字论坛”，参与创办IT信息与商务门户硅谷动力（www.eNet.com.cn），也创办过《互联网周刊》，现在在北大执教之余，还在运作专业博客网站价值中国网（www.chinavalue.net），矢志不渝地推动互联网在中国的普及与发展。与严复不同，严复在进化论上押了太多的理想，胡泳却觉得，十多年后再看，互联网之于中国非常像希腊神话里面的潘多拉盒子。这个神话里面最终留在盒底的东西叫希望。提及中国式的互联网，胡泳更欣赏天涯社区网友的一句话：“低俗下流的建筑却闪烁着自由民主的光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