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严蕊、唐与正、朱熹
赵华评论：小说总是添油加醋的，文献又不详，鲁迅不过是随口讽刺一下朱熹，当不得真的。
今天看到了一篇关于严蕊、唐与正、朱熹的好文章：《多元的朱熹道德形象》，一并引在下面，却看不出来该文作者是谁。我所看重的是该文对社会问题的分析，这些社会问题实在值得思考，反映着中国社会的深层关系，文学作品也是如此。
“一清堂堂主”关于朱熹、严蕊的评论：
道学先生是躬行“仁恕”的，但遇见不仁不恕的人们，他就也不能仁恕。所以朱子是大贤，而做官的时候，不能不给无告的官妓吃板子。------我们应仔细体味一下鲁迅的话，鲁迅并未说朱子是假道学，其意乃是举了一个例子叙说人们处事之法，即对待不仁的人，没有必要用仁的方法，那反言之朱子必为大忠大恕之贤者。
回复“一清堂堂主”：
先生是匿名，似乎在某个地方看见过署名。以下一些话算是交流吧。
我写的文字，自问都是就社会现象分析之后的看法，而非从本本到本本。中国两千多年来的历史里，要求人极严酷，不得越过他们自以为正道的规矩，无论其本人是伪君子还是古板的所谓正派人，对社会的危害之巨大，是无法否认的。历史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至于鲁迅的话，我以为也没有误解。例如，他说过大致与此类似的话：刽子手杀人不算犯罪。我以为他表达的，正就是指在那种社会下，法律、规矩所体现的是统治者的意志，并且必然是以统治者的解释为准则，被统治者是动辄得咎的。
童玲.:天台严蕊
不是爱风尘_______宋朝*女：严蕊
不是爱风尘，似被前缘误。花落花开自有时，总
这首《卜算子》是宋朝*女严蕊在被朱晦庵<即：朱熹>惩治的过程中，进行了不屈的斗争，甚至惊动了皇帝____高宗。最后，因为写了这首词得到了新官岳霖的赦免。
严蕊何许人也？几年前，我从一文友的书架上见到此词，从书的附释中只得知她是一位宋朝的*女，其它一无所知。直至昨天我花了通宵看完福建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唐宋传奇选》一书，对她才又有了更进一步，更深一层的了解。
据书中记载，出生在今浙江省天台县的严蕊，擅长弹琴，下棋，唱歌，跳舞，吹笛，书法，绘画，容貌和伎艺在当时都是最好的。由于她喜欢闲暇之际作些诗词，往往她写的诗词又有新颖的词句，又颇通晓古今的知识，又善于应酬客人，因此四面八方都知道她的名声，甚至有不远千里来登门求见，以为一睹她的芳颜。
有个叫唐与正的，正是严蕊当时的现任太守。他曾在一宴席上叫严蕊赋诗咏红白桃花，她立即作了一首抒发自己淡淡哀愁的《如梦令》：
道是梨花不是，道是杏花不是。白白与红红，别是东风情味。曾记，曾记，人在武陵微醉。
后来有个叫朱晦庵的，他因受皇帝特命巡视今浙江省，他到了天台后，因为朱晦庵想收集唐与正的罪证，就指控他与严蕊的不正当的关系。那次宴会上她与唐与正的初逢，还有那首诗词，严蕊理所当然受牵连了。在狱中，严蕊虽然受尽了杖责刑罚，但她始终没有一句话涉及唐与正三个字。
为此，审讯她的人见硬的不成，就用好话骗她道：“你为何要受这个苦呢？你如果招供了，按法律，也只是判杖刑，何况你已经被杖刑过了。”严蕊答道：“我虽然身为世人所耻的*女，纵使与唐与正有不正当关系，按法律也不罪于至死吧？何况真真假假，我怎么可以沾污一个并没有与我染指，做官的人呢？我就是死，也决不能诬蔑他人。”
由于严蕊说话的态度之坚决，于是，她又被痛打一顿。在她被关押的两个月里，她一而再，再而三地遭受到毒打，疲乏得几乎死去。
但她在狱中进行不屈的斗争精神，却越来越传将开来，甚至传到了皇帝高宗那里。
后来，朱晦庵调离到别处去，新官岳霖来接替他的位置。当新上任的岳霖将旧案重新审讯时，他因怜悯严蕊的伤病虚弱的身体，故让严蕊作词一首，申诉自己的情况。
严蕊不假思索，脱口而出一首就是本文开始提及的《卜算子》。
《卜算子》整首词感情委婉而又强烈，语言犀利明快。词中，首先述说了自己由于社会的种种原因而身陷囹圄，她希望岳霖为自己作主，拯救她脱离苦海，以坚定的语气，表达了她对自由对幸福的渴望。岳霖看了这首诗后，当天就判她去掉了*女籍，可以自由嫁人。
出狱后的严蕊，最后被皇族的一个亲近娶去做了小妾，就这样，度过了她的一生。
朱熹是南宋时期的理学大师，后世盛行的《四书集注》（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就是出自朱熹之手。
这则天台太守与*女的逸事，显然是讽刺朱熹假道学的，不过这首卜算子写的的确不错。正是这首小词，才是后人知道了，中国的文人自古以来就有窝里斗的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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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蕊故事的变迁
玉儿
历史上的严蕊是实有其人的。关于这个台州营妓受杖（应该是捱荆条抽打，不是鲁迅说的吃板子）的事，唯一的第一手史料，是《朱文正公（也就是朱熹）全集》中收录的朱熹参劾唐与正（字仲友）的六个折子中提到的她的事，以及奏折中摘引的她在台州和绍兴两地司理院受审时的口供。
基本事实是：因为天灾，皇帝请朱熹出山做浙东赈灾和恢复农业生产的提举使，他在巡察途中，遇到台州（即天台）外逃的灾民，向他倾诉唐太守的劣绩，他才赶到台州查办唐与正，向朝廷上奏本要罢唐的官的。他参唐与正不法的事很多，有刻剥百姓、搜括民财、贪污公库、受赃枉法、生活腐化等，不过这都是当时官场的通病，唐与正也并不比别的官坏多少，加上他和朝中宰相是姻亲，所以朱熹连上六本也告不到唐与正，最后这个迂老夫子急眼要辞官，皇帝要照顾他的面子，也不过把唐与正平调到别处做官而已。
严蕊确实是唐最宠爱的官妓，经常出入唐的内宅，还和别的官妓一起侍侯唐与正洗澡。受审时自已供认不止一次和唐做爱（供状上作“逾滥”）。唐要收他作妾，所以用太守的职权准许她脱籍。叫她到外地去住。可是唐与正要升任江西提刑使了，怕严蕊真的脱了乐籍不跟他去江西，所以并不给她在妓乐司衙门正式办脱籍手续。朱熹参唐的不法之事之一是滥用职权，私放官妓。而严蕊在没办正式手续的情况下，以台州官奴的身份到外地居住，如按“逃亡律”治罪要判徒刑。就算事出有因，最轻也要按“浮浪律”判“杖八十”。所以严蕊从黄岩捉回台州，不必审问，至少就是杖罪。这完全是唐与正害她的。朱熹在台州调查唐案时，唐与正虽已停职，势力还很大，一直刮翻案风。司理院衙门要对严蕊决杖，其实是借此打击唐党的气焰。唐昕说严蕊要受杖，竟派手下的打手到司理院去抢人。没抢到严蕊，却更使严蕊非捱打不可了。这就是严蕊第一次受杖。
当时唐案涉及人犯很多，朱熹要进一步查唐的问题，认为在台州受唐党的干扰，所以把一干人犯都送到绍兴司理院再审。并不只是严蕊解去绍兴，单是妓女就有沈芳、王静、张婵等好几个。在绍兴严蕊又供了恃宠干涉公事，替人说情收人财物等事。但在绍兴再审出的事加在一起也没有告到唐与正，倒是严蕊这样的涉案人员，到结案时少不得还要因为犯了“不应律”等罪名，又受一次杖刑。而且至少是“杖四十”。这就是严蕊在二月之间一连受到两次杖刑的实际情况。
南宋时记载这件事最早的笔记小说是洪迈的《夷坚志》，也是最接近事实的记载，现在抄录如下：
台州官妓严蕊，尤有才思而通书，究达今古。唐与正为守，颇属目。朱元晦提举浙东，按部发其事，捕蕊下狱，杖其背，犹以为伍佰行杖轻。复押至会稽，再论决。蕊堕酷刑，而系乐籍如故。岳商鲫霖提点刑狱，因疏决至台，蕊陈状乞自便。岳令作词，应声口占云：“不是爱风尘，似被前身误，花落花开自在时，总是
洪迈把那个家贫而做富家子小姘的吴秀才女和严蕊合在一条里写，显然认为严蕊并不冰清玉洁，也不是什么“侠女”。只是因为她俩都能写很好的词，才摆脱了悲惨的遭遇。洪迈的记载很简略，有容易引起误解的地方。比如说“杖其背。犹以为伍佰行杖轻”都没有主语，很像是朱熹就是主语。其实宋朝法制，审理和处决犯人是各地司理院的事，台州当时是一个姓吴的通判（积极倒唐的）主管此事。以朱熹的地位和身份，根本不可能坐堂审问一个妓女，或是亲自监临光背裸臀的女犯捱荆条。又比如把“复押至会稽，再论决”和上文连读，很像是因为第一次打得轻了，才发到绍兴再打一遍。其实“罪不重科”是各朝法律的通则，严蕊到绍兴又受杖，是因为她还犯了别的罪。只是一个柔弱的年轻女子在不到两个月就两次受同样的肉体刑罚，的确称得上“酷刑”。
还要强调的是，那首“不是爱风尘”的词，据严蕊在受审时交代，其实是唐与正的一个亲戚高宣教替她做的。古时的文人常常代妓女写诗作词，借她们的美貌和名气得到流传。所以不必说严蕊是剽窃。倒是她把高宣教在她要到黄岩去暂住前替她做的词，用在岳霖要给她脱籍之际，确实比较应景，真是才思敏捷得很。
不过，因为朱熹毕竟没有告倒唐与正，而且唐与正在官场上也没有什么与众不同的坏名声，倒是朱熹不久以后就辞了官又回山里教书了，所以当时朱熹为什么要告唐与正，在人们传说中就越说越离奇，迂夫子的为民请命之举，最后竟落得个“秀才争闲气”的评价。而严蕊这个很出名的妓女（她曾是台州的“都行首”，也就是头牌妓女），确确实实捱了两顿毒打，却是很多人都会挤到司理院大堂前参观，很快就成为不胫而走的谈资。于是就附会出不同的传说。到南宋晚期周密写《齐东野语》时，他记录的从“天台故家”听来的故事，就和《二刻拍案惊奇》中的差不多了。——严蕊成了保全唐与正名声的“侠女”。
朱熹在南宋并没有多高的威望，是元朝皇帝为了笼络汉人才捧起来的。捧高了，老百姓就有逆反心理，这就是《二刻拍案惊奇》里把朱熹越描越丑的群众基础。像把审问严蕊的绍兴太守编造为朱熹的门生，叫南宋的严蕊受明朝才流行的拶指和夹棍拷问，都是无中生有的。
严蕊是实有其人的，不知道苏三是不是真的也有其人。她们都出现在《二言三拍》中，但是苏三后来红得不得了，几乎没有一种地方戏里没有苏三的曲目，“苏三起解”和“三堂会审”几乎人人会哼几句。到现在，还有电视连续剧拍出来。恐怕除了别的原因，民众普遍潜在的喜欢看俏丽的小妓女受刑虐之苦，是很起作用的。严蕊却没有苏三走红，我想这恐怕尊孔的传统意识不允许把丑化朱熹的故事搬上舞台之故。要不然，洪洞县现在还有相传是苏三住过的死囚牢，天台人怎么会忘了给严蕊造几个旅游景点呢。
不过严蕊毕竟还是幸运的。她虽然被唐与正害得受了酷刑，要赤裸着如花似玉的娇躯，匍伏在冰冷的青砖地上，香肌雪肤受那无情荆条的反复摧残。但她在老百姓中被美化为“侠女”，终于芳名永驻人世。而同样也要赤身裸体爬在青砖地上捱荆条的王静、沈芳、张婵……呢？可怜“芳名”，还有几人知？
不知道国人怎么会有这样的心理~~
多元的朱熹道德形象
朱熹是程朱理学的领袖人物，他认为存在一种超越现实超越社会的标准，是世人一切行为的准则，即“天理”。从他开始，三纲五常联用(“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要求为臣、为子、为妻的必须绝对服
他在任地方官期间，力主抗金 ，恤民省赋，节用轻役，限制土地兼并和高利盘剥，并实行了一些改革措施。他的诗文学术，皆有可观成就。
他在道德上对别人的要求异常严苛，但当时与后代人对他个人的操守似乎很有疑问。最广为人知的一个事件，就是朱熹与严蕊的故事。这个案子有很多的学案，文案，野说等等的考证。先看朱熹自己的描述。台州太守唐与正(字仲友)官声不佳，朱熹那时担任两浙东路常平盐茶公事，就整理了唐仲友的诸多罪状，六次上章，弹劾唐仲友“违法扰民，贪污淫虐，蓄养亡命，偷盗官钱”。其中指控唐与一名叫严蕊的营妓有不正当的关系。有人告发，说严蕊仅穿内衣，服侍唐洗澡，甚至公然与他同居。(古代许多营妓原本是良家女子，有的因父兄破产，被迫失身；有的出身仕宦之家，因父兄得罪，家室被抄没而坠入妓籍。宋代规定营妓只以歌舞侍酒陪座，不得侍寝)。在《朱文正公全集》中收录有这六个折子，其中摘引有她在台州和绍兴两地司理院受审时的口供。朱熹曾给皇帝上奏书说：“凡有狱讼，必先论其尊卑、上下、长幼、亲疏之分，而后听其曲直之辞。凡以下犯上，以卑凌尊者，虽直不右；其不直者，罪加凡人之坐。”指明是非曲直由地位而定。地位低下的严蕊虽然是被动卷入，并非是主动地“以下犯上”，但命运可知。
对朱熹不利的说法首见于同时代洪迈的《夷竖志》，[台州官妓严蕊，尤有才思而通书，究达今古。唐与正为守，颇属目。朱元晦提举浙东，按部发其事，捕蕊下狱，杖其背，犹以为伍佰行杖轻。复押至会稽，再论决。蕊堕酷刑，而系乐籍如故。岳商鲫霖提点刑狱，因疏决至台，蕊陈状乞自便。岳令作词，应声口占云：“不是爱风尘，似被前身误，花落花开自在时，总是
根据各种记载综合的事件大略是，因为唐仲友抨击过朱熹的学说，在别人面前说过“朱熹连字也识不几个，当什么监司。”朱借机报复，就将严蕊严刑拷打，逼她承认与唐有暧昧关系。严蕊被关押狱中拷打许久，也未认罪。朱熹和唐仲友互相攻击的奏折纷沓而至，皇帝问到底是怎么回事，有人回答说“秀才争闲气耳。”文人捻酸，严蕊倒楣。事情闹大了，两败俱伤，唐被免职，而朱熹也乞请“辞官奉祠”，回家赋闲。被派来接替浙东提点刑狱公事职务的岳霖(岳飞第三子。但有人考证他并未担任过这一职务)让严蕊做词自陈，她“略不构思，即口占《卜算子》”，岳霖立即判令她出狱，脱籍从良。据传，她后来嫁给一名赵宋宗室为妾。以后她还写道：“神女生涯原是梦，小姑居处本无郎”，为自己辩白。
到南宋晚期周密的《齐东野语》谈及此事，记录的从“天台故家”听来的故事，就沿用了这种基本结构，但补充了一些细节。以后在非常流行的《二刻拍案传奇》的《硬勘案大儒争闲气甘受刑侠女著芳名》一篇中，依据这些记载进一步演绎，严蕊的形象就成了保全唐与正名声的“侠女”，也更有文学色彩。唐与正以“红白桃花”为题请严蕊填词。严蕊略加思索就填好─阕《如梦令》,“道是梨花不是，道是杏花不是，白白与红红别，是东风情味，曾记，曾记，人在武陵微醉。”唐颇为赞赏，赠给她绢帛两匹，两人关系，如此而已。而朱熹问案想当然：“仲友风流，必然（与严蕊）有染，况且妇女柔脆，吃不得刑拷，不论有无自然招认，便好参奏他罪名了。”不料严蕊坚决不承认与唐有私情，朱熹无奈，又将她送移绍兴狱中，让狱吏诱供，严说：“身为贱妓，纵合与太守有滥，科亦不至死；然是非真伪，岂可妄言以污士大夫，虽死不可诬也。”“我出身微贱，即使我跟太守有私情，也不是什么大罪。但事实如此，怎么可以诬陷士大夫呢，我死也不答应。”结果又备受棰楚，“两月之间，一再杖，几死。”
这个事件的真相，历来很有争议。朱熹的学说在南宋并没有多优越的地位，自元朝以后，尤其是在极端皇权极端专制的明清时代，淡化原始儒家人文主义民本色彩，强调维护上下尊卑的朱熹理学上升为官学，影响力超过强调“民贵君轻”的孟子，在日本朝鲜影响也颇大。捧高了，反道学的人士对他就有逆反心理，《二刻拍案惊奇》里抨击朱熹的小说故事就成为主流舆论。鲁迅曾挖苦朱熹，说[道学先生是躬行“仁恕”的，但遇见不仁不恕的人们，他就也不能仁恕。所以朱子是大贤，而做官的时候，不能不给无告的官妓吃板子。]维护朱熹的人士认为鲁迅过于相信小说的编造，对朱不公道。其实鲁迅学究天人，事情的来龙去脉他岂会不知? 这正说明，对同一事件的看法，取决于论者的立场。
而维护朱熹的人士，则认为唐与正的确是有贪污行为，严蕊并没有直接被朱熹拷打，动手的是台州绍兴官府的人，而且严蕊那首《卜算子》是别人写的。例如
但被拥朱人士回避的问题核心是，严蕊被关押拷打，的确是事实。即使唐与正真的贪污，与严蕊有暧昧关系甚至包养，《卜算子》并非严蕊自作，就该将严蕊往死里打么？许多拥朱道学人士，也只能侧面开脱，无意直接为朱熹拷打严蕊而辩护。但青出于蓝，听说近来有教授考证出严蕊"底细"，为朱熹平反，说[馈赠贪污偷盗的官钱官物给最得宠的色妓严蕊、沈芳、王静、沈玉、张婵、朱妙，而这些营妓也完全不是什么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妇女，她们倚门卖笑，为虎作伥，徇私受贿，交通关节，恃宠残害小民，奴才仗着主子](
这里不难看出，树立道德高标准是一柄双刃剑，用来刺人，人也可以用来砍你。所以当时人就着重攻击朱熹的道德品质。朱熹在一位朋友郑鉴死后，写信给郑妻的兄长陈师中，以“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理论劝他的妹妹守节，而据说他自己却有过逼守寡的弟媳妇再嫁，以侵夺亡弟产业的隐事(不知文献出处，存疑)。
南宋叶绍翁的《四朝闻见录》记录有当时人弹劾朱熹的文字原文。朱熹控告别人，上纲上线，列举大罪若干，以男女关系问题攻击对方，别人也用同样手法告他。宋宁宗庆元三年(1197年)，有人奏章弹劾朱熹，除了政治上上纲上线，关于他个人道德品质的部份有，[熹也不天，惟母存焉，建宁米白，甲于闽中，而熹不以此供其母，乃日籴仓米以食之，其母不堪食，每以语人。尝赴乡邻之招，归谓熹曰：“彼亦人家也，有此好饭。”闻者伶之。为其子崇宪执柯娶刘珙之女，而奄有其身后巨万之财。又诱引尼姑二人以为宠妾，每之官则与之偕行，谓其能修身，可乎？冢妇不夫而自孕，诸子盗牛而宰杀，谓其能齐家，可乎？又如据范染祖业之山以广其居，而反加罪于其身；发掘崇安弓手父母之坟以葬其母，而不恤其暴露，谓之恕以及人，可乎？男女婚嫁，必择富民，以利其奁聘之多；开门授徒，必引富室子弟，以责其束修之厚。夫廉也，恕也，修身也，齐家也，治民也，皆熹平日窃取《中庸》、《大学》之说以欺惑斯世者也。今其言如彼，其行乃如此，岂不为大奸大憝也耶？]
检举说他自己吃上好白米，给母亲不堪下咽的劣米吃。又勾引尼姑二人收为小妾，带去上任。儿女嫁娶，利在揽财。专门招收富家子弟，厚索学费。他为将范染的祖业山据为己有以扩大宅居，将范染加以莫须有的罪名。为争风水，将别人父母之坟掘起，任其尸骨暴露。
朱熹上表皇帝回应有云，[罪多擢发，分甘两观之诛；量极包荒，姑示片言之贬。所宜恭恪，或逭悔尤，乃弗谨于彝章，遂自投于宪网，果烦台劾，尽发阴私，上渎宸严，下骇闻听，凡厥大谴大呵之目，已皆不忠不孝之科，至于众恶之交归，亦乃群情之共弃。而臣聩_毛，初罔闻知，及此省循，甫深疑惧。岂谓乾坤之造，特回日月之光，略首从之常规既俾，但书于薄罚；稽眚终之明训倘许，卒遂于余生。是宜衰涕之易零，惟觉大恩之难报。此盖伏遇皇帝陛下尧仁广覆，舜哲周知，谓表正于万邦，已极忠邪之判；则曲全于一物，未伤黜陟之公。遂使顽蒙获逃窜殛，臣敢不涵濡圣泽，刻厉愚衷？虽补过修身，无及桑榆之暮景；然在家忧国，未忘葵藿之初心。]
语气软弱，并无辩诬言辞。历朝皆“以孝治天下”，不孝是杀伤力最强的罪名，如果指责不实，出于对自己对君主负责的立场，他应该辩解。《四朝闻见录》是研究南宋史不可缺少的严肃著作之一，作者叶绍翁本人学术上师承叶适，又与真德秀友善，朱熹是他祖师爷级人物。所以这些资料都不象是无根据的编造。今天有人为朱熹辩解说，[朱熹处于百口难辩的不公平的环境，而且对于其中什么儿媳无夫怀孕，以映射自己的无耻之言，又如何辩解呢？所以对于这些种种无耻、无边的指控，不值一驳，而非要回答时，那就是全部应承下来，这是无奈、也是玩世不恭的，更是不屑一辩的幽默耻笑，而这也是最好的回答。 ] 也算是一家之言。
舆论在多大程度上偏离了事实呢？所以“始作俑者，其无后乎”！从男女关系着手攻击别人，并非是近现代才有，朱熹也不是第一个。但他本人因此而被大众舆论妖魔化的遭遇，说明其后果的恶劣。把人物放到历史环境中去考量，即使真有勾引尼姑作小老婆的事，也不是多么了不起，但如果他不激昂地鼓吹“去人欲”的高调，不严刑拷打一个女子，人家可能也不去揭发他这种隐私之事。
宋代理学大师们的人格观都是追求达到圣贤境界作为最高人格理想。其他开山级的人物如周敦颐，张载，陆九渊，程颢及程颐等，也都高调入云。例如程颐，树立苛刻的标准，即男人可以随便再娶，妇女则绝对不可以再嫁。曾有人问他：“寡妇贫苦无依，能不能再嫁？”程颐断然说：“只是后世怕寒饿死，故有是说。然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他们对于牺牲别人生命或幸福的事，无不十分地慷慨激昂，大义凛然。
道学家们不近人情的荒谬理论历来都是非常地不得人心，但人们并没有攻击其他理学道学大师们的个人操守，因为他们自己可能是达到了“家无犯罪之男，再嫁之女”的标准。而朱熹作为一个例外，被单挑出来妖魔化，也不会是无缘无故的。他的悲剧可能在于，自己摆脱不了“人欲”，却高举著“去人欲”的领军大旗，处在不能“知行合一”的矛盾中，就难免体验人格分裂，遭人诟病的痛苦。
朱熹是一位很复杂的人物。“观人观其友”。当时的志士陈亮与辛弃疾都与朱熹交好，虽然陈亮是反理学的思想先锋，对朱熹的挑战很激烈，但与朱关系密切。辛弃疾所作的《酬朱晦翁》诗曰：“历数唐尧千载下，如公仅有两三人”。为他所写的祭文：“所不朽者，垂万世名，孰谓公死，凛凛尤生！”对朱熹评价极高。著名学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