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中国中小企业倒闭潮的危机，本质上并不是美国金融危机所引发的经济危机，而是我们企业在盲目发展过程中，是典型的“寄生经济”导致的企业重复投资、生产制造能力过剩的危机！

 

假说之一、人民币适度升值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

在市场经济中，汇率决定着一国所有要素的价格，是“价格的价格”。人民币适度升值，就是主要是由市场力量推动的升值。汇改以来，这些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累计升值达20%，于是大家都认为人民币汇率升值诱发投机热钱大规模流入中国，造成国内流动性过剩和通货膨胀。实际上真的是流动性过剩吗？真的是民众手上的钱太多，只能进入房地产市场催生泡沫经济吗？

其实这些进入房地产市场的投资民众，并非真的是自己钱太多，而是他们都得利用银行信贷进入房地产市场。可以说，一年来为什么国内房地产市场价格快速上涨？基本上是银行信贷支持的结果。比如一个深圳的炒房客炒了24套房产，一个月要还按揭款至少达15万以上。而银行今年前三季度银行信贷也超过预定计划10%以上，出现银行无钱可贷的现象。我们理解银行希望多争取一些所谓的“优质贷款”，但是也就是让一些人很便利地从银行获得贷款把房价炒得更高，恶性循环更多的现金流向了地产，也就是看出我们国内一些商业银行见利忘义到了何种程度。

实际不但热钱没有流入到需要的经济实体，而是成为楼市经济、股票经济泡沫的推手。对于急需资金的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来讲，几乎很难从银行贷到款！而且要解决资金问题唯一的办法是不惜以高息从民间借贷，资本难求和水涨船高的利息，对需要输血的民营企业无疑是雪上加霜。

但是，炒高的房价的结果是什么呢？结果就是炒高的房价让更多的人成为房奴，最后房价出现周期性逆转，牺牲的是整个社会的利益。如果这些商业银行风险，其最后埋单的还是央行，也就是整个社会。

人民币升值以后，“中国制造”商品卖的比以前贵了。他们的理想是：迫使企业不能再单纯依靠低廉价格和数量扩张去发展，而要通过提高技术和质量、提高性价比去竞争，通过优化出口结构、培育新的竞争优势去发展。这样就会加快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和进步。

想马儿跑，又想马儿不吃草。升值加上遭遇资本的瓶颈，而对于缺乏生产流动资金的中小企业首当其冲地受到冲击，再加上危机的爆发而减少的订单，迫使大量企业削减生产规模乃至破产倒闭，造成严重的失业问题。而没有达到我们理想的促进产业结构和外贸进出口结构的优化。

 

假说之二、新劳动法加大了企业成本和挤压了利润空间

因为加工出口贸易企业出现大规模倒闭潮，很多人就把责任推到《新劳动法》身上，说他们说按照劳动合同法规定，加班是得给加班工资。但是，几乎所有的外贸加工企业现在都是“计件”给工资的。工人都是自愿加班的，白天、晚上的工钱都是一样的算法。如果你不愿加班，企业也不勉强；但你晚上来干活，就要公司给1.5倍工资，加大了企业成本，积压了企业的利润空间。

温州某老板就劳动用工成本问题给算了一笔账：此前服务员上班时间11小时，现在是8小时；工资年年加，年年涨，此外根据规定，增加多项员工社会保障项目等，跟去年相比，企业粗略计算了一下，用工成本增加了25%-35%。甚至还拿出很多个例来引证自己的观点。

这个观念是企业较长时间养成的“误区”——把以前所盘剥廉价的劳动力当成企业的一个优势，就是“扫地效应”的惯性思维作祟。打个比方说你每天到办公室打扫卫生，突然有一天你没有打扫，人们就责怪你，为什么今天没有打扫啊！“五险一金”本来就是应该给企业员工的，国外的工会法更加严厉，照这样说国外就没有企业能生成啦。

劳动合同法实施后，虽然现在看来使企业的用工成本增加，但是，企业非常短视，没有把精力放在竞争战略上更着力于企业的创新发展。我想仅仅用工成本增加是绝对不成为企业关闭的理由，原因是所有的企业用工成本都增加了，但是不是所有的企业都倒闭了。

法律是保护公平和弱势群体的武器，是为了帮助低收入阶层，为了帮助工人和团体得到稳定的生存权，无可厚非。但现实导致的结果相反，被很多没有社会责任的企业主的群体博弈，采取大量裁人等办法措施，使这个法律最大伤害的恰好是低收入群体，包括农民工，包括城市的一些普通的工人。

实际上对劳动法的抗衡是企业主的近视和无知。很简单，他们并没有提高生产率或采用节约劳动的技术，而是一味地希望产品提价，导致企业的管理和创新能力严重滞后，“青蛙效应”加速了企业被淘汰的命运。

其次就是我们应该思考：就中国制造整体而言，已经占据了低端消费品市场的绝大部分份额，却为什么并不具有定价权呢？难道我们非要用我们的兄弟姐妹的健康和职业病来消化企业的更多成本吗！难道这是唯一的手段和理由吗！不施行劳动法现状就不是这样？！

 

假说之三、产业升级就可以实现由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

经过20年的快速发展，我国经济已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新阶段的特征之一，是全面买方市场开始出现。从生产资料到消费资料，从城镇市场到农村市场，90%以上的产品都处于供大于求或供求动态平衡状态。导致工业生产能力严重过剩，加工工业开工率一般只有60%左右，而且成为了严重依赖出口底附加值的商品来维持加工生产。

尽管很多专家学者呼吁，说当前的市场需求疲软，实质上是产业升级滞后于消费和生产发展要求的集中体现。就如同要求小学生参加高考一样的弊端——拔苗助长！

其实实际呢？目前的产品过剩，是在人民收入和消费都处于低水平的情况下出现的，关键性的问题是老百姓没有钱来实现消费，农村市场适销对路的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在品种和数量上也都严重不足。既不是产品供求结构不合理，也不是企业作为单纯的生产单位，只关心完成生产任务，不关心技术进步，缺乏技术开发能力。

我们试想一下：中国的内需消费市场，12亿人口8亿在农村，基本都是短缺经济，具有非常大的市场空间。按照8亿人口起码2亿个家庭估算，每个家庭增加10000元消费，就是2万亿的庞大市场。老百姓有消费实力，企业就有销售和利润，可以进口任何成套设备、精密机床、远洋船舶等产品来实现产业升级。而且我们现在以每年400多万数据增长的大学毕业生、足以应对产业升级的人才战略储备。

理论上我们的经济模式会由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是一种必然规律，传统的粗放型经济是一种单纯依靠增加资金、人力和物力的投人实现提高产量或产值的生产经营方式，单纯追求数量结果是高投入、高消耗、低质量、低效益，通过压低劳动报酬，使产品按照竞争性价格销售。劳动报酬被压低的同时，也带来了环境污染、社会不公等严重的社会问题。

但是实际上产业升级欲速则不达：我们美好的愿望是有市场潜力、有人才、也可以引进技术，而且只要加强投资结构调整和运用财政杠杆就可以支持产业升级。但实际是社会消费结构和市场环境的改变，而不可能一撮而就，完全靠依靠企业在市场高压下、没有金融政策的支持，没有资源有效配置，根本无法实现产业升级。

其一由于经济增长的效率低，老百姓并没有获得多少财富。又加上现在医疗、教育和住房等费用大幅度提高，老百姓手中那点可怜的财富又怎么敢拿出来充分的消费呢？无法真正改变出口带动型经济的格局；其二，现在我国还没有发展到依靠资本、技术密集型企业支撑经济发展的阶段，对就业有着极大贡献的劳动密集型企业还将长期存在，应该逐步从梯度升级再上升到产业升级。其三，没有产业链的整合，没有品牌价值的建设，我们的产品还会停留在以市场价格取胜的恶性竞争阶段，成为产业链条上的廉价的代工工具。

因为我们国家的劳动力大多是非知识型人才，或者说是农民工群，产业升级越快，就业市场压力越大。最近在浙江、广东等发达地区调研时发现，随着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步伐的加快，部分陷入发展困境的企业尤其是劳动密集型企业，为降低用工成本，已经或准备大规模裁减员工，引进新设备、裁撤老员工的“机器吃人”现象十分明显。而且工厂关闭，工人饭碗被砸掉，失业大军就要再次推向社会。

产业升级就是要逐步实现由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就需要建立起“好的”市场经济，市场机制中的竞争机制、价格机制、风险机制、信用机制和创新机制才能有效发挥作用，这些机制作用的充分发挥，就会不断的促进和实现知识技术进步、资源有效配置，尤其是政府功能的正确定位和有效发挥，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增长方式也自然就会转变。由粗放型——到次粗放型——再到产业链型——再到集约型的渐进式发展，而不是“大跃进式”的突飞猛进！

 

中小企业倒闭是“经济寄生”的制造业本身的危机

寄生经济是指一国的经济依附于他国的经济，或者他国的资金，技术等等的经济，比如中国现阶段的经济形式，资本，专利，核心技术掌握在他国手中，如果他国收回此种资源，我们就没有可以推向市场的产品，而且前订上我们的商标搞不好还要陷入侵犯专利的官司危机。

寄生有两种表现特征：一种是完全性寄生。寄生现象普遍存在于生物界，即使像蚊子这样的寄生物也可作为宿主而受到食蚊索科线虫、水螨、真菌和芽孢杆菌中一些生物种类的寄生。表现在经济中的寄生是我们的企业完全依附出口的外贸订单，没有订单就无法独立生存！

另外一种是共生性寄生。我们到成都去，擦皮鞋的攀上了饭店的案例就是很好的解释，擦鞋者在街上的每个饭店“走街串巷”，提供擦鞋服务。一是顾客有潜在需求而且可能性比行走中的成交率高；二是擦鞋者不影响老板的生意，而且被服务者的滞留直接稳住了客源的流失可能；三是擦鞋不影响顾客吃饭而且提高了顾客的时间使用效率。实现了在服务价值链条环节上的共赢。

目前，我们的中小企业处于产业链条上的地位，基本上是完全性寄生的经济形式。在产业链条上，我们仅仅是制造业链条的末端“下家配套”，沦落为跨国公司的“加工车间”，成为他们产业链条上的一环，失去了独立自主发展的条件。

所谓的“自由贸易、自由市场经济”的幌子下“温情脉脉”地进行的，一旦当这些国家试图摆脱这种地位的时候，发达国家的统治集团就会高呼反对“经济民族主义”，采取“贸易制裁”等手段，甚至还有可能使用武力来参与国际资源、市场争夺。1840年开始的鸦片战争就是典型的采用武力进行市场争夺的血案。

据社科院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中国每个已开放产业的前5名都由外资公司控制，在中国28个主要产业中，外资在21个产业中拥有多数资产控制权。在啤酒行业，60多家大中型企业只剩下青岛和燕京两个民族品牌，基本全部合资；玻璃行业，最大的5家已全部合资；电梯行业，最大的5家均为外商控股，占全国产量的80％以上；家电行业，18家国家定点企业中11家合资；化妆品行业也被150家外资企业控制；汽车工业：外国品牌占销售额的90％等等。

这种依附地位不是和我们普通人没有关系，而是让我们的产业工人劳动条件更恶劣、劳动强度更高、劳动工资更低；让我们国家资源更贫乏、环境污染更严重；让我们的社会更动荡，大学生就业更紧张。道理很简单，目前的金融危/机导致国际采购进一步压低代工费；在低价的生产过程中环境污染成为首当其冲的牺牲品；国家培养的从事科学技术研发的大学生成为庞大的失业大军，因为 “加工车间”里很少需要大学生，或者根本不需要。

而现行中小企业倒闭的危机正是因为“经济寄生”而引发的危机，跟美国华尔街发不发生危机没有太大的关系。试想一下，如果我们有自己的品牌，如果我们有自己完整的产业链，我们有就自己定价的话语权，而且我们生产的都是生活必须的基本生活消费资料，我们需要被剥削和寄生吗！美国资深记者莎拉·邦乔妮的《没有“中国制造”的一年》一书对这一问题已经做出了回答。

“赶快做“6+1”的整合，这是未来的潮流”——我谨用郎咸平的话给大家以提醒；也用我自己的话给大家的启发和思路：“单纯地憧憬产业升级是无用的，单纯的寄生经济是垂死的，产业升级与经济寄生是目标和手段之间的矛盾”。

作为我们中小企业本身，如何调和这些矛盾？采取什么样的手段来调和这些矛盾？如何逐步实现技术升级？如何从品牌升级再到产业升级；作为我们的行业管理者，如何在推动“中国制造”升级的同时，使产业升级可能导致的负面影响最小化？照顾到各相关方的利益，渐进式推动产业升级，这是需要同时解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