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在平和的“恒春”气息有利于两岸统一

——看台湾电影《海角七号》

陈家桥 

《海角七号》讲述了恒春一支乐队的故事，恒春是个小地方，一个很小的地方，有很强的地方性，但你又很难明显看出它的地方性。但透过男主角那个年轻邮差带领几个恒春老少组建乐队的过程，你会发现那个地方很小，但它有强烈的气息，一种属于一个地方的惟一的气息。故事取名叫《海角七号》与一封六十年前由日本男人离开台湾时写给一名叫友子的台湾恋人的信有关，而这封六十年前寄到海角七号的信却在今天搁置在这个叫阿嘉的邮差身上，由于地址变更，找不到海角七号，所以这封深情的情书在六十年后的今天仍然无法投递。

恒春小镇正在组织一场演出，性格粗暴的代表执意要由本地人组建乐队，唱出恒春人自己的歌，这位代表正是这个邮差母亲的恋人，而邮差父亲和代表的女人已多年前去世。邮差因而和上年岁的琴师，弹电子琴的少女，一位爱上有夫之妇的鼓手，一名从台北退役归来的警察，一起组建了这支乐队，其实这场演出任务中还有一位也叫友子的日本姑娘，她是前来作为模特的，却被执意要为恒春人自己演出的代表安排为翻译和联络员，因而在这位邮差和友子之间，由于乐队排练的需要，接触频繁。邮差阿嘉起初和友子不和，创作缺乏动力，后来由于恒春小镇那种质朴而亲密的“熟人社会”所滋生的温情和内敛的精神趣味，使他和友子走近，发生了关系，并产生情感。在友子的追问和打探下，终于发现了那个叫友子的如今已八十多岁的当年台湾少女，邮差送出了信，并如期参加演出，他也因而向今天的友子告白，要么你留下来，要么我跟你走。

《海角七号》是一部如此亲切温暖而又格调鲜明的电影，故事虽然采用邮差送信和乐队组织，男女主人公恋爱的双重线索，但深植于这个恒春故事内部的是，在那个内敛精神的主体外表下，埋藏着其实十分浅显的温情主张，它既属于恒春，也属于台湾。同时，它更属于大海。时间和一切普通的情感，在如此淡漠清凉的轻喜剧的叙述风格的下边，其实一直有一种差不多相当于乡土摇滚的东西正在酝酿，发生，冲突，因而当最后演出举行，由范逸臣主演的邮差终于唱出那些动听清新的歌词时，你会发现这不是什么重度的爆发，它只是轻微的情感的宣泄，它是一种诸如落叶一般的“地毯”式的风起，暗示着一股纯粹自由而又不乏伤感的爱恋，这既是邮差给友子的，也是剧中每一个人给他或她所对应的或心里的有情的人。

台湾电影，在杨德昌和侯孝贤身上，一直有一种沉稳的温情以及细腻但有力的叙事风格，在这部《海角七号》里，音乐、歌曲、旋律和演出，成了一种近乎漫长的等待，在那等待与发生的每一个细节上，你看到的淡漠、内敛和沉静，都如恒春这个小镇一样，有它在一种淡静的伤感之外的美好期许，这既是对恒春的，也是对世界的。当那个年老的月琴手，想尽办法，也要参加乐队时，我发现这是一些充分平和的人，以及几乎十分淡定的人际社会，小镇上所有的人都熟悉，所有的人都相互有关，从而所有的淡漠都归结为一种自在自为的方式，它戒除了太多的急躁和虚弱，它显得平实而真诚。《海角七号》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坚持平民叙事的电影，它那从容的故事态度以及高度松弛但一直内在有力的叙事节奏，其实是依赖于那种坚定的“恒春”方式，那种自在而平和的“恒春”气息。看这部电影，它使我有一种伤感，但有一种感动，它如此平静，却这样的有力地前行。它的这种气息与中国传统的一致性是有利于两岸统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