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儒家与基督教之间的关系

作者：王世保

    人类生存的地域已经紧密地连结成为一体，而各个地区所发生的文化之间的冲突与融合却远未结束，这或许是一个极其漫长的过程，或许是永远都不会停止的过程。自然事物是有差别的，正是这种差别决定了这个世界不可能只能存在着一种文化。儒家文化和基督教文化分别作为东西方两种文化各自的代表之一，在二十世纪以前，就已经开始发生冲突与融合，经过了二十世纪，进入了二十一世纪，在中国这块古老而又常新的土地上，二者方才产生真正意义上的冲突与融合。无论这个过程最终的结局是什么样，都会对中华民族的心理产生深远的影响。

    因此，基督教文化与儒家文化之间的冲突与融合将会成为二十一世纪中国文化发展的一个主要景象，对于这个景象我们需要对其进行清晰地预分析，以便把握正确的方向。

 

一、基督教在中国迅速传播的时代背景

    基督教是由公元一世纪巴勒斯坦地区的拿撒勒人耶酥始创，后经其门徒不断地向欧洲地区传布，最后成为了西方人所信奉的一个主要宗教。随着西方的强大和地区扩张，基督教也随之传布了世界。基督教是伴随着西方人与中国人之间的交流开始渗透进中国的，但这个渗透过程却是一个艰难和漫长的过程。

    基督教在中国的渗透与传播可以分为三个时期：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前为第一个时期，五四新文化运动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是第二个时期，第三个时期就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之后。我们知道前两个时期，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基本上是收效甚微，而进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之后，基督教在中国就开始广泛地传播开来。如今，上至国家一些领导人，下至平民百姓，逐渐地对基督教产生了强烈的信仰倾向。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种强烈的反差，我只能在这里作出粗略的分析。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前，占住中国社会主导意识形态的还是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儒家和六经文化。由于儒家和六经文化得到政府的支持，那么它的地位是没有哪一种文化思想能够撼动的，并且这种思想已经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心理是根深蒂固的，所以基督教作为一种外来信仰是不可能进入中国的。无论西方人采取什么样的方式，只要儒家思想不退出统治地位，基督教是不可能在中国得到大范围传播的。

    随着西方列强对中国的大肆入侵，民族生存危机促成了清政府的垮台，并使得西方以科学和民主为主流思想的理性主义文化在中国得以广泛地传播，这最终催生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生。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西方文化逐渐在中国取得了主导意识形态的地位，尤其是中国共产党掌握了国家政权之后把马克思主义上升为国家意识，这就使得儒家文化彻底地退出了中国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但是，马克思主义思想在中国的胜利并没有为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提供宽松的环境。由于马克思主义本身是对基督教持着一种批判和反对的态度，加上建国初期马克思主义在人们的自我意识中处于一种十分活跃的地位，这导致基督教在这段时期根本不可能在中国进行广泛地传布。

    随着八十年代以后中国社会经过邓小平的一系列改革措施，国民的宗教信仰获得了一定程度的自由，国家发展的主要精力也转向了经济，这就为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提供了宽松的政治环境。在这种宽松的政治环境下，中国社会的发展最终产生了有利于基督教在中国迅速传播的两大因素：

    第一、信仰的缺失，导致基督教成为了百姓信仰的主要对象

    以儒家、道家和佛家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化大革命”之后，在中国已经处于微势，整个国民教育以传授西方的科学和马克思主义思想为主，这样国民就失去了接受中国传统文化塑造的机会。在这种传统文化处于微势的情况下，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西方的社会、经济和哲学思想体系，它并没有宗教的功能，那些抽象的说教几乎不可能引起中国老百姓心底的共鸣。这样中国的底层老百姓就完全缺失了信仰，而且对儒学的批判与打击的阴影在他们的心理还没有消失，这就为基督教在基层老百姓中广泛传播提供了可乘之机。而唯一能够抵制基督教在民间传播的就是那些依然存在的传统心理和遗留的传统风俗，但是这些传统遗留下来的心理和风俗在西方工业文明的冲击下，正在趋向消失。

    第二、自然苦难促进了中国的老百姓热衷于选择基督教

    每一个人都有生老病死的过程，死亡是每一个人都要面对的，对死亡的恐惧导致人们希望有一种精神的慰藉，以便消除这种对死亡的恐惧感，进而获得心内的宁静，而具有这一功能的主要是宗教，因此，人们的内心是需要宗教信仰的。疾病的缠绕往往给人们带来无尽的苦难，这需要有一种神灵的力量来保护自己免除现实的苦难。这两种需要都促进了普通老百姓在心理上对宗教的需要，借此能够给自己带来安全感和宁静。基督教正好具有满足这两种需要的功能，中国现代社会的宗教信仰自由使得那些有此需要并能够接触到基督教的民众很快就接受了基督教的信仰。

    信仰的缺失、有组织的传播、诱人的教义、宗教的狂热和宽松的政治环境使得中国现代社会成为了基督教传播的温床。基督教在中国的快速传播，也为儒学的复兴带来了压力，这必然会导致二者的冲突。

 

二、儒家文化与基督教之间的区别

    儒家文化与基督教文化虽然都产生于亚洲，但是二者还是有着本质的区别，正是这种思想上的差异导致二者之间的冲突。

    首先，基督教是宗教性的超世俗文化，而儒家文化则是一种非宗教性的世俗文化。

    基督教强调的首先是神与人之间的关系，其次才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在现实社会中的自我完善不是为了他人，而是最终指向私己的志向，回归到天国那里，这就构成了对现实的超越，也就是说人的意义体现在神与人之间的关系上，最终要在上帝那里得到自己的证明。

    儒家唯一专注的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的自我完善是通过现实社会得到展现，也是通过现实社会得到证实的，这是完全世俗化的，它没有一个超世俗的目标。无论是“克己复礼”，还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社会个体的人生意义都是在现实社会中得到显现的。

    如耶酥对其门徒的一个著名教导就是：你们爱我要甚过爱你的父母！这里的“爱我”，体现的就是一种人与神之间的关系，也就是一个人要首先敬畏自己的上帝，这是作为人存在的首要条件，然后才是 “爱你的父母”，也就是完善自己与他人之间的关系。对于儒家来说，“爱你的父母”却是做人的基础，百德孝为先，这里是没有上帝的份的。当然在儒家这里，也残留有神的意识，但是那不是主要的，神与人不是一种主从的关系，而是一种并列的关系，所谓的“敬鬼神而远之”就是此意。

    其次，无论是儒家文化还是基督教文化，都有自己的一套世俗的道德体系，但是如何完善自己的心身，各自的方式不同。

    对于修身而言，儒者依靠的是人对道德的一种内省感悟和自觉。这是一种积极主动地完善，这种完善的目的与意义也是在现实的情境下展开的。

    对于基督教而言，基督徒则是被动的，这种教义首先把人的一种不完善状态作为修身的起点，那就是每一个人都是有罪的，这种罪恶感产生了一种依赖上帝的救黩的需要，对上帝的依赖必然要求信仰者对上帝产生一种敬畏，基督徒的一切善行都是在这种敬畏上帝的被动的情景下作出的。同时这种修身的目的也是非现实的，那就是为了进天堂，与上帝呆在一起。

    因此，无论是信仰的目的还是修行的方式，儒家文化和基督教都是迥然不同的，正是这种不同才会最终导致二者在中国社会未来的冲突和融合中，会得到各自不同的的结果。

 

三、儒家文化与基督教在中国的冲突与融合

    儒家作为中国本土文化，基督教作为外来的西方文化，二者之间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的中国广大社会真正开始了相互的冲突与融合。

    这种冲突与融合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儒家退出了国家主体意识领域，成了少数社会群体所信奉的知识体系，但是儒学作为本土文化曾经长时期的塑造过中国人的心理，在消除了原来对自己生存的不利因素之后，有着儒家文化塑造的心理的中国人也开始面临着复兴儒家文化的心理冲动，也就是说儒家文化也开始了自己的应有的复兴过程；而基督教在中国当前宗教信仰自由的宽松政治环境下，也面临着自己久已梦想不成的兴起。因此，两种文化体系都面临着发展自己的任务。

    （二）当儒家文化退出国家主体意识领域后，失去了原有的强有力的国家政权资源的支持。虽然儒家占住着本土的优势，但是近代对儒家文化的厌恶与批判的阴影仍然成为了儒家复兴的重要障碍。基督教虽然是外来文化，但是它对中国人却有新奇的吸引力。因此，儒家与基督教都处在民间，各自存在着自己的优势与不足，都面临着平等的竞争，二者都在争取自己的广大信众资源。

    儒家和基督教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是以一种完全平等的身份，在一种宽松的政治环境下，开始相互竞争，这就是真正意义上的冲突与融合。这与以往儒家占统治地位或者马克思主义对两者都进行拟制的时代不同。

    儒家虽然与基督教相互竞争，但是基督教在中国的迅速传播与扩张却直接成了影响儒家思想复兴的一个决定性的因素。基督教的兴起，引起了儒家思想复兴者的内心的恐惧与忧虑，这种恐惧与忧虑的心理直接干扰了儒家思想复兴的方向和形态。

    现在，儒家学者提出的复兴儒家思想的一种主流方向就是把儒家宗教化，这种思路完全是受基督教的宗教形态影响的。儒家学者对基督教的宗教形态有着挥之不去的印象，他们力图把儒家塑造成同基督教一样的宗教，以期实现与基督教的抗衡。

    因此，儒家的宗教化毋宁说是复兴儒学，不如说是为了对抗基督教。这种对基督教的对抗主要来源于国人的两种心理：

    （一）出于一种民族主义的心理意识。儒家文化是本土文化，它塑造的中国人的内在心理对外文化具有一种自然的排斥。

    （二）出于对信众资源的竞争的恐惧心理。文化的载体是人，面对着十三亿中国人，无论是儒家还是基督教，它们都要从中争取自己的主体，这就构成了一种竞争关系。

    但是，恰是这种对基督教的恐惧并与之对抗把儒家文化的复兴引入了一种歧途，这种歧途就是儒家的宗教化。

    儒家区别于基督教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它是一种非宗教性的世俗文化，但是现代的儒家学者却要把这种不是宗教的文化改造成宗教性的文化，也就是某些儒家学者提出的所谓的“儒教的重构”。

    正是这种“儒教的重构”的思想反映出了一个重要信息：儒家在历史上并不是以一种宗教的形态的呈现于世的。重构儒教，既有受基督教影响的儒家学者带着宗教的意识对儒家在历史上以宗教形态存在的假设，也有对儒家文化在未来复兴方向上的一种设定。但是。这种儒家宗教化所面临的一个显著的缺陷就是：儒家里的神处于一种较底的地位，它与人是一种并列的关系，而不是主从的关系。也就是说，儒家里没有超越世俗层面的核心内容，它的一切都是指向世俗社会，也是在世俗社会中展开的。

    没有对世俗超越的层面的内容，使得现代的儒家学者重构儒教成为了自己的一厢情愿。在基督教的刺激之下，这种儒家的宗教化事实上是一种歧途，它不仅不能有效地对抗基督教，反而会导致国人对儒家文化的进一步不信任，进而使自己处于一种竞争的劣势。对于普通老百姓而言，儒教作为一种宗教远没有基督教有诱惑力。这种有神论的宗教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普通民众的心理需要。

    因此，儒家要对抗基督教，必须从基督教的阴影中走出来，认清自己的本质特征。

    儒家既然不是宗教性的文化，就应在世俗社会中展现自己的意义。马克思主义虽然是国家意识形态，但由于经过了几十年的消磨，它已经逐渐丧失了自己的生命活力，由于那些空洞的哲学教条缺乏具体的道德内容，因此它对普通的民众几乎完全丧失了吸引力，而这恰是有着自己丰富的道德内容的儒家文化可以弥补的。另外，马克思主义强调一种集体主义思想，这同儒家文化强调个体服从整体具有相似之处。

    因此，当前儒家思想复兴的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如何与社会主义相融合，进而上升为国家意识，取得支配国家政权资源的能力。

    只有当儒家思想上升为国家意识，才能有效地对抗基督教的扩张：

    首先，它可以采取一些强有力的行政措施，限制基督教的过度扩张。

    其次，它可以利用国家权力资源来争取教育对象，就是通过国家正规的教育途径来重新塑造中国人的国民性。

    这都是与儒家的世俗层面的意义相吻合的。

    因此，只有儒家继续走自己原生形态的复兴路线，上升为国家意识，掌握国家行政资源，才能彻底遏制基督教在中国的过度扩张。而这个结局也是必然要实现的，这是由儒家自身的文化特征来决定的，虽然它现在还处在一种错误的宗教化的发展阶段。

    儒家注定要上升为国家意识，而基督教最终也只能成为一个民间宗教，这就是它们各自的命运。

 

四、限制基督教在中国过度扩张的现实意义

    基督教在中国的迅速扩张，如果不加限制的话，那么很快就会显现其应有的弊端。这就象我们接受西方的科学和工业经济一样，这种文化给西方社会带来的是整体的堕落和自然生态环境的破坏，当中国被迫接受这种文化时，我们同西方一样面临着那些弊端，可是我们并不能因为这些弊端在西方事先存在而有效地规避。我们现在又不自主地接受了基督教文化，那么基督教文化的内在弊端会不会继续在中国体现出来？

    因此，我们应当从基督教在西方的演化史中汲取教训，采取一种积极的措施来限制其过度扩张，使其保持在一个合适的范围内，进一步维护社会的稳定。

    （一）采取有效的行政干预措施，维护社会整体的和谐

    由于基督教强调的是人与神之间关系的首要性，它往往会塑造一种神权政治，这种政教合一的政治体制不仅对国民采取一种野蛮的精神控制，而且也采取一种极端的方式来惩罚那些异己的异端。另外，由于对一些教义理解的不同而产生众多的教派，这些教派容易发生血腥冲突。同时，基督教的迅速的扩张也容易引起不同的宗教信仰之间的冲突。

    这里有鲜明的历史加以印证。所以，基督教在中国的兴起，如果不加以限制的话，必然会导致意识形态之间的失衡，最终会危及社会的稳定。

    在这方面，中国政府应当采取一系列有效地限制措施，阻止基督教在中国的进一步扩张，不要纵容。从目前来看，由中国政府采取行政干预来阻止基督教的扩张是最有力的手段。

    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必须维持在一种适度的状态，否则就会危及社会整体自身的稳定。

    （二）支持儒家思想的复兴，阻止自由主义在中国的泛滥

    基督教本是一种禁欲主义文化，是与西方以古希腊原子主义为基础的自由主义截然相反的，但是经过中世纪的磨合与宗教改革后，新的教派却将这两种相反的文化结合在一起，一方面是完全的禁欲，一方面则是完全的纵欲。这种内在相互矛盾的文化体系造就了西方人分裂的人格。在那些底层的基督教徒中，他们仅是对基督教的一种虔诚的信仰。但是对于那些具有较高文化水平的基督教学者而言，一部分人却对西方的自由主义深信不疑。因此，这种基督教与自由主义捆绑在一起的状态导致了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也为自由主义的传播带来了便利，为国人接受自由主义提供了一种心理基础。

  因此，在中国阻止基督教的扩张，事实上也起到了阻止自由主义在中国泛滥的作用。

    要阻止这两者，除了要用行政手段进行干预之外，还需要强有力的传统文化意识形态来对其进行遏止，这就是要复兴以儒、道、佛为主流的传统文化，尤其是支持儒家文化的复兴：

    第一，加强儒家思想与社会主义思想之间的融合，提升儒家思想的地位，最终实现儒家思想上升为国家意识的目标，这样儒家就可以主动地掌握国家教育资源。

    第二，加强国民的传统文化教育。从幼儿园到大学，对于那些青年学生，要加强传统文化思想的教育，塑造其传统的文化心理，进而让其自觉地抵制基督教的传播。

    第三，复兴一部分具有现实意义的传统礼仪，这是一种生活的外在形态。由于这种生活形态与基督教的生活形态有着显著的不同，这些礼仪的复兴可以有效地抵制基督教文化的传播。

    总之，在儒家文化没有上升为国家意识地位之前，基督教会以自己严密的组织和极具诱惑力的说教继续占据着资源的竞争优势，保持着大肆扩张的势态。但这只是暂时的，随着国人对传统文化意识的觉醒和儒家文化的复兴，基督教最终会被限制在一个适当的范围内，这是和谐社会的必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