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来就是感情动物，喜怒哀乐苦忧愁，七情六欲总要是宣泄的，不然就会憋出病来。窃以为，在七情中最能说明人的品性的就是怒了。见应怒之事而不怒是冷漠，应怒而不敢怒是懦夫，不该怒而怒是神经质。在封建社会，帝王之一怒则伏尸百万，血流成河；凡夫俗子一怒大不了动一通拳脚，或打人毁物，或喝了酒拿刀子跟人玩命；妇人之怒少不了撒泼使性，跳高骂街。所有这些，都是最底层次的怒。而文人，（这里指的是真正意义上的文人，拍马媚俗，曲意奉迎的市侩文人不在其类）之怒是断不会如此低档的。且不说岳飞在朝廷与敌人媾和，大好河山沦落敌手而“怒发冲冠凭栏处”的豪气，也不提林则徐的“制怒匾”、闻一多面对特务拍案而起的大义凛然，单说那些手无缚鸡之力的文人们的怒，真可谓是古今之绝唱，直教人击节赞叹，自愧弗如。

　　  大概受孔孟中庸思想的影响，自古以来，文人的喜怒哀乐便有其独特的宣泄方式。或赋诗作文以咏其志，或寄情书画，以抒其情。，将自己的愤怒通过诗书画这种形式含蓄而巧妙地表达出来，这就是他们最极限的宣泄。因为对于无权无势的文人来说，他们的天性决定了他们愤怒的宣泄方式不可能象草莽英雄那样揭竿而起，更不能象市井之徒那样撒泼骂街。于是，就有了李白“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元朝杨显之“常将冷眼看螃蟹，看你横行到几时”，施耐庵“手提三尺龙泉剑，不斩奸邪誓不休”骆宾王“试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天下？”的义愤。在抗日战争烽火正炽之时，一代画坛大师徐悲鸿画了一幅几只雄狮站在富士上的画，其寓意是，中国人民必将战胜日本帝国主义，最终会师（狮）日本并将其踏在足下。这当恐怕是他所能表现出的最大的怒了。毕加索对德国法西斯的愤怒最终化做了一只寓意深刻的和平鸽。记得一位诗人说过，愤怒出诗人，历史上的许多经典之作都是愤怒之下的结果。太史公的《史记》是也，屈原的《离骚》是也，杜甫的“三吏”“三别”更是也。当然，这里所说的愤怒绝不仅仅是狭义的私怒。

　　   鉴于文人们这种独特的宣泄方式，为了扼杀这微弱的愤怒，历代统治者便发明了文字狱这个人类历史上最卑劣残忍的报复手段，来对付这些书卷气极浓的可怜文人。其中最残忍的莫过于朱元璋和清康熙、雍正、乾隆三朝了。朱元璋曾因臣下奏章中有“光天之下以身作则”的句子就杀了奏表的大臣。原来朱元璋当过和尚，最忌讳“光、亮”等字眼，而“则”与“贼”同音，朱元璋便认为是文人玩文字游戏骂他。康熙也是因书中有“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的句子，就怀疑作者讽刺满清没有教化而杀了作者。“文革”中许多作家、画家、因所谓的“黑画”、“黑诗”而挨批蹲监狱就是封建文字狱的翻版。幸好，这样的荒唐事再也不会有了。

　　   回过头来，现实生活中让人想发怒的事实在太多了，很多人已经见怪不怪了，于是大家都说批评家和文人麻木了，这也怨不得他们，因为做人实在是不易，看不惯的事不说不怒，良心上过不去，说了，怒了又会招惹麻烦，当今笔墨官司特多就是例证。不过古人云：私怒决不可有，公怒决不可无，现代的文人还是有正义感和道德良心的，如今气极了不妨发一回“公怒” ，虽有吃官司之忧，但绝无文字狱之虞。不过吃官司也无妨，因为发的是“公”怒。于是就有许多针砭时弊，如投枪般犀利的文章时常见诸报端，以快人心。

　　   一个时代，如果某种社会弊端使人们，尤其是文人们，只敢怒而不敢言，或者见怒而不怒，则社稷危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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