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学：

看了你发给我的你们同学之间就余虹教授自杀的讨论。

其实，我不知道说什么？！

自这个令人惊愕的消息传出的那个夜晚以来，就有不同地方、不同圈子的人，打电话或发短讯，询问此事，并问“为什么？”除了告知此事的确实性外，我不知道说什么。这“不知道说什么”自知道此事的那一刻起，直到现在，都一直在困扰着我，刺痛着我。不是：“不知道说什么好”的“好”“坏”选择问题，而是就这个：“不知道说什么”，让我深感不安。

你们的讨论中提到，是某位老师在北大课堂上将此消息告知你们的，这位老师还解释说，余虹教授之婚姻的不幸，以及供养在美国读书的孩子的难处。这仿佛给此事提供了解释。你们也因此讨论了知识分子在现实面前的无能和软弱。对此，我也只能故妄听之，不知道说什么！

今天中午，我去了趟人大文学院。因为，有远在武汉的朋友要我在余虹教授的遗像前敬献一篮花，表达他的哀思。在那里，我碰到了你的同学××。她也问“为什么？”我说：自杀的事，死者自己已经考虑清楚了。余虹是个清楚的人，又不是糊涂人。不过，我随口问了句：他是否这学期的课还未结束？就在问完的当下，我即反思：我为什么要问这样的问题？是觉得他尚有未完成的社会责任？是关心未结课的同学们会有被弃之感？……我惶恐于我的随口提问。

在这个由因果律和计算得失主导的世界中，余虹教授的自杀是难以理解的。他辗转南北，终于在人民大学文学院安身，有了房子、车子，孩子在美国读书，且他的学术事业正直盛期，他今年还在《中国社会科学》发表了文章，《新华文摘》转载了这篇文章。按照常规，他没有理由。

令他的朋友和熟悉他的人困惑的是，他的性格开朗、幽默、风趣，是个处事举重若轻的人。以此推断，他没有理由！

但是，又由谁来确定这个理由呢？

我与余虹教授的最后一次接触，是2007年9月中旬的一天晚上，我收到了他的一个短讯，说他刚开了博客，并告知博客地址。过了会儿，来了另一个短讯，说刚才发的博客地址是错的，新发的是正确的。当晚我即去他的博客看，看了你们提到的《一个人的百年》，和另一篇文章《有一种爱我们还很陌生》。《一个人的百年》是写石璞先生的。文章有一个独特敏锐的视角，让我再次感受到了余虹教授的锐气和才华。他不是从宏大叙事的角度，写一个百岁老人如何度过那由战争、饥饿、贫困、逃亡、政治迫害等构成的百年，而是从纯然个体的角度，追问另一个个体如何能够承受、如何给自己一个充足理由来穿过这显然不值得去过的生活。这里追问的是个体偶在的存在理由问题。

或许在这里我们可以说，有一只思想的手，在暗夜中力图触摸个体偶在的存在边界，不过，不是纯粹的思想推论，而是通过一个经历了百年沧桑和苦难构成的老人的生活来摸索的。这个百年老人的生活的苦难比作者的苦难，可能要沉重的多。

但是，谁的苦难重，谁的苦难轻呢？或许对于个体偶在来说，苦难是不分轻重的。

对于一个个体偶在来说，苦恼是个人的，疾病是个人的，死亡是个人的，亲友的离去也是个人的……没有人能够代替，没有人能够分担，即使是父母、子女、朋友，即使是民族、国家等等，都无法替代。这种纯然的个体性，不仅是孤独的，脆弱的，甚至是无理据的。但正是这孤独、脆弱的个体，却要承担疾病、痛苦、战争、竞争和现实纠缠。前者的孤独、脆弱与后者之强大、复杂，几不成比例。这无理据的孤独和脆弱，就像一根芦苇，一阵风，一个小石块，都足以使其折断。

自知道此事之后，我并没有去寻求原因，却一直在做着一个无谓的思考：当死者准备好遗嘱，走出他在二楼的住所，决然走向九楼的时候，发生了些什么？

这期间，他有足够的时间，也有足够的思想过程，来改变他的决断。这中间应该发生许多事情：或许，他会遇到邻居，中断他的决断？或许他站在楼顶，看见楼下嬉戏的孩子，或者卖菜回家的老人，也能够改变他的决断。

但是，决断没有改变！

死者执行了生者无法猜透的决断，使生者不知道其理由。死者是自决的，而生者无法进入这种自决。

从二楼到九楼，或许死者想了很多，或许他什么也不想。但无论如何，从二楼到九楼，浓缩了他的一生：他自决。

我不想将《一个人的百年》看作作者的“思想遗嘱”。但我想说，生者的困惑，正来自死者的充足自决与生者的无法充足自决之间的不对称。

这彰显出了个体偶在的绝对异质性。于这个个体偶在的异质性，每个个体都是他者。

我说了这么多，其实并没有摆脱“不知道说什么”的困惑。

这是一种深深的缄默。这缄默扒开了一道裂隙，让我看到了生之最深处的悲剧，而这悲剧是被上帝的荣耀所照亮的。

于这深沉的生之悲剧，我惟一想起的一句话，是海明威在《丧钟为谁而鸣》卷首所引的一个长老的长诗中的，大意是：

每个被洪水冲走的土颗粒，

都是我的兄弟。

愿死者的灵魂安息！

                                        2007年12月7日深夜